2009年7月24日，吉林省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4”群体性事件。因反对民营资本建龙集团增资控股通钢，上万名职工和家属聚集厂区，全厂七座高炉全部停产，建龙集团委派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君被围殴致死。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终止重组方案，建龙集团永久退出通钢。
这一事件是在中国所有制结构大变动的年代所积累的阶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它把私有化浪潮中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主人翁地位的丧失、资本逻辑与劳动者利益的正面冲突，以最极端的方式呈现在历史前台，成为后人回望那段历史的一座灯塔。
通化钢铁集团始建于1958年，是吉林省最大的省属国有钢铁企业，素有“十里钢城，百里矿山”之称。通钢所在的通化市二道江区，人口几乎全部由通钢职工及其家属构成，是一座典型的企业办社会的工厂城市。到2005年，通钢集团年产钢293万吨、铁279万吨、钢材294万吨，总资产约100亿元，销售收入80亿元，实现利税8.5亿元，是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运输、机械制造、冶金设计于一体的综合配套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位列全国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国务院确定的520户重点扶持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44位。换言之，改制前的通钢并不是“濒临破产的僵尸企业”，而是一家正常盈利、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骨干企业。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工人不仅是企业的劳动者，在法理上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一。而企业不仅为劳动者提供工资，还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整套社会保障。工人在通钢的岗位，是其阶级地位、生存保障与社会尊严的统一体。这一历史前提，是此后一切矛盾展开的原点。
2005年前后，吉林省在时任省委书记王珉主导下强力推进国企改制，将所谓“苏州经验”移植到东北。通钢被列为改制重点，引入民营钢铁企业建龙集团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次改制在三个环节上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第一，是资产评估环节的严重缩水。工人普遍质疑：通钢1、2、3号高炉虽然已经到了折旧年限，但经过多年大修保养仍然完整如新，但是，在资产清查中却被估价为零。全部7座高炉只计算了第7号高炉。整个通钢集团240多亿元资产，第一次评估仅估价38.81亿元，但即使如此，建龙方面仍嫌价格太高，第二次评估竟压价至18亿元。更吊诡的是，评估机构由建龙集团在北京自行聘请，工人无权参与、无从监督。
第二，是大规模减员与身份置换。改制要求全公司约35000名职工仅留岗19606人，30年以上工龄或年满50岁者全部内退，月生活费最低的只有169元。留岗职工也必须与改制前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并与改制后企业重新签约，不仅国家职工的身份就此终结，且仅获得微薄经济补偿。在15.7亿元改制成本中，5.7亿元为职工买断身份的补偿金，就这一部分补偿金还因无力支付，又以“以股抵债”的方式转为子公司股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管层获得9990万元奖励转为通钢集团约2.56%的股权，仅董事长安凤成一人即获3000多万元股权安排，而科长以下的普通工人分文未得。
第三，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质变。2005年底建龙持股通钢集团36.19%，2006年6月正式介入管理，派陈国君担任通化钢铁副总经理。建龙入主后首先做的就是清理原管理层：2006年6月6日，一天之内让33名处级干部离岗，每月发1700元生活费。原党群工作系统被合并取消，工会和纪委工作在事实上陷于瘫痪，工人阶级在企业中最后的组织化表达渠道被正式拆除。同时在岗工人工资也大幅下滑：建龙入主前，炉前工月工资高者上万，一般也有五六千元，水泵工也有三四千元，而改制后全厂几乎没有月薪过3000元的工人，多数只有一千七八百元，最低仅约一千元。
建龙参股的四年间，通钢由盈利转为严重亏损。主要原因集中在几个方面：其一，建龙控股期间进口海外铁精粉造成近10亿元亏损，被转嫁到通钢头上；其二，建龙以通钢资产作抵押大举贷款，兴建吉林精品钢基地，是通钢负债上百亿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建龙一边在通钢裁员，一边从外部引入廉价农民工。2009年初，通钢突然提出从外引入5000人从事维修，首批500人月薪4000多元进车间实习，引发职工强烈不满和办公楼前抗议。2009年初，建龙集团宣布退出通钢。按照与吉林省国资委的约定，建龙退出时拿走了通钢最优质的两块资产——吉林精品钢基地和通钢原有矿山所有权。矿山被工人称为通钢的后路，精品钢基地被称为通钢的前途，一进一出之间，建龙不仅带走了前途与后路，还把进口铁精粉的巨额亏损作为负债留给了通钢。这一空手套利式的操作，在通钢职工中激起了对建龙掏空国有资产的普遍义愤。
2009年年中，钢铁行业自金融危机中回暖，建龙集团眼见盈利机会来到，转而谋求二次入股。2009年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在长春通钢集团总部召集领导班子会议，宣布重组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加所持通钢矿业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持股65%至66%，实现控股，而吉林省国资委持股降至34%。董事长安凤成及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当场辞职。次日上午，通化钢铁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方案；同日上午，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在通钢主持召开有退休、内退干部和退休工人参加的座谈会，原公司组织部长王乃谦质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得到的回答是“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决策层对关系数万职工生死的重大产权变更居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7月22日宣布，23日传达，24日执行，职工既无事先知情，也无任何法定参与渠道。这一程序安排成为最终点爆工人怒火的火星。
7月24日上午起，数千乃至上万名职工及闻讯赶来的家属、退休人员聚集到通钢厂区，反对建龙增资扩股，全厂7座高炉停产。而新任总经理陈国君——一个40岁的建龙“干将”，当天是他赴任第一天——赶到焦化厂要求工人复工，结果被围堵在办公楼内，遭愤怒的工人们多次殴打并被从二楼楼梯推下，后被挟持于焦化厂宿舍。据在场职工叙述，此前陈国君曾有“我上来就让通钢姓张（建龙董事长张志祥）”“不想干的就滚蛋”一类言论广泛流传，进一步激化了群众情绪。
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吉林省国资委、通化市主要领导用扩音喇叭向聚集群众宣布终止建龙重组决定；当晚21时许，通化电视台发布公告：省政府决定建龙退出，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22时许人群逐渐散去，23时陈国君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系颅骨骨折、颅内出血。7月25日零时，通钢复产，全厂停产共11小时。
通钢事件的结果：
建龙集团永久退出通钢，这是工人集体行动直接改写一项省级重大经济决策的罕见案例。事后吉林省政府转而邀请首钢、鞍钢、华菱等国有企业洽谈重组。2009年11月首钢被确定为唯一候选。2010年7月16日，首钢与吉林省国资委正式签署重组协议，以25亿元现金获得通钢77.59%股权。吉林省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次重组“充分考虑了国有企业职工的权益，重组方案征得通钢职工的同意”。通钢最终回归国有体系，并入首钢集团。
在司法处理上，2010年4月15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通钢第二炼钢厂动力车间工人纪宜刚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认定，7月24日下午6时30分许，纪宜刚骑摩托车来到现场，捡起水泥砖块击打已倒地的陈国君头部数下，致其颅脑损伤死亡。其动机被认定为因其弟工伤死亡赔偿不满、又听闻建龙控股将导致下岗的传言而“泄愤”。另一方面，耐人寻味的是，陈国君家属在旁听庭审后同样喊冤，“这是一个糊涂案”，认为庭审只字不提幕后推手、多名行凶者逍遥法外。就这样，一场万人卷入的群体事件，最终以一名51岁老工人独负罪责而收场。
在政治上，主导吉林国企改制的省委书记王珉，2016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落马，后因受贿被判刑。其任内“硬搬苏州经验”、以行政强力推进国企民营化改制的路径，在通钢事件中遭遇决定性挫败，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反思那段私有化改制历史绕不开的注脚。
通钢事件对全国国企改革的政策风向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职代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须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等程序性要求，在此后的国企改制文件中被反复强调。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通钢事件呢？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冲突的根源不在人们的意识中，而在物质生活的矛盾中，在生产方式与所有制的结构中。分析通钢事件爆发的前因后果，首先应当到经济基础的变动中去寻找答案。所有制变更改变了工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事件的最深层根源。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其利益，利益决定其行动。改制前，通钢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其劳动岗位、社会保障、退休待遇都具有制度性保障。尽管这种保障在“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逻辑中早已被不管侵蚀，但国家职工的身份仍是工人最后的安全底线。2005年改制的实质，是对工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根本性改变：约三分之一职工被“买断”“内退”，月生活费最低的仅169元；留岗者失去国家职工身份，工资普遍被腰斩甚至还多；企业几十年积累的家底——矿山、精品钢基地——在资本运作中被剥离给私企。这可不就是一场小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吗？一方是资本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极低的评估价占有国有资产，另一方是劳动者被剥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任何发言权，被还原为纯粹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因此，2009年7月建龙二次入股的消息之所以如野火燎原般引爆全厂，绝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工人们“思想保守”、“端着铁饭碗不放”，而是因为2005到2009年四年的亲身经验已经教会了工人们建龙入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裁员、降薪、内退的169元；意味着矿山和基地的丧失；意味着“不想干的就滚蛋”。工人们不是根据传言行动，而是根据自己的物质处境、根据自己被反复验证的阶级经验行动。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站在资本家阶级的立场来看，建龙的操作完全符合资本增殖的逻辑：低谷时退出，带走优质资产，把亏损留给国企。待到行情回暖时在卷土重来，以10亿元现金加矿业股权换取65%至66%的控股权，将一座年产能700万吨、总资产268亿元的钢铁联合企业轻松收入囊中——包赚不赔。在这里，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家们只是执行了自己的本性——追逐剩余价值。可问题在于，这种增殖逻辑的实现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贫困化与无权化：建龙在其他企业重组中实行减员增效的记录、通钢内部流传的裁员方案、外聘5000名廉价维修工的计划，等等这一切都使工人有充分理由判断，建龙二次控股之日就是自己饭碗不保之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资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而在通钢事件中，这种对抗不是以工资谈判、罢工等常规形式出现，而是以群众暴力夺还决策的形式爆发，这恰恰说明常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工会、职代会、信访、协商——都已经全部失灵，愤怒而无助的工人们除了暴力已经没有其他手段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生活。显然，对抗的形式取决于矛盾的成熟程度和表达渠道的畅通程度。
我们对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同样不能仅作道德谴责。改制中三座完整如新的高炉被估为零，240亿资产经两次评估被压价至18亿，原高管获近亿元股权奖励而工人分文未得，私企退出时拿走本属于国企的矿山与精品钢基地——这些事实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全民所有制进行所谓“产权明晰化”改革的一个必然产物：当产权改革被规定为向私人资本单向让渡，当评估权、决策权、监督权全部掌握在行政官员与资本手中而劳动者被排除在外时，全民财产的转移就必然以贱卖、隐匿、输送的形式实现。通钢工人组织部长的那首打油诗——“国有企业变民营，领导随心所欲分资产，几百个亿分个空”——是工人阶级对这一现象最朴素也最准确的政治经济学概括。为私有化改制进行辩护的人最喜欢说的话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从来是与人相统一的观点：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通钢改制的实践恰恰提供了反证——建龙参股四年，通钢由年利税8.5亿元的盈利企业沦为巨亏百亿的高负债企业，工人工资腰斩、骨干流失、干群对立、人心涣散。可见，脱离了劳动者者主人翁地位和权益的“效率”是虚假的效率，脱离了生产关系合理性的“产权明晰”是掠夺的遮羞布。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应当看它是否巩固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否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否增进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看它制造了多少百万富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当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再保护反而破坏原有经济基础中劳动者的地位时，矛盾就会以政治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法理上，省国资委是代表国家履行全民所有制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其职责本应是守护全民财产、维护职工这一生产资料“名义所有者”的整体利益。然而在通钢改制中，地方政府及其国资机构实际扮演的角色是：为资本进入提供评估、政策、行政手段的全套服务，以“省政府多次讨论认为方案有利于通钢长远发展”的话语包装让渡方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绕开职工，在工人聚集后又连夜宣布“建龙永不再参与”以求息事宁人。这里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GDP为王和招商引资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权把企业重组当作政绩工程和财政解困手段，其政策偏好系统性地偏向资本一方，而全民所有制中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行政实践中则被无视。
民主程序的缺失是另一个关键。《企业国有资产法》《劳动合同法》及中央关于国企改制的历次文件均规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制重组和职工安置方案须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钢重组这一决定数万人命运的重大事项，却以“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变更只需股东大会通过”为由绕开职代会。职工在2005年身份置换后虽持有微薄股权，但仅有所谓小股东的知情权，实质上被剥夺了一切参与权。上层建筑中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萎缩，与企业内部工会、纪委被撤并，党群系统被取消互为表里——工人不但在经济上被雇佣化，在政治—组织上也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群众在利益受到致命威胁时，除了自发聚集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可以说，不是工人选择了暴力，而是被全部关闭的制度渠道把工人逼到了暴力反抗的道路。司法作为上层建筑，只能处理个体刑事责任，无法审判一种改制路线，但历史会作出自己的审判——主导改制的政治人物最终落马，建龙永久退出，通钢回归国有，这些结果本身就是对事件是非曲直的一种历史性裁决。
在意识形态层面，通钢改制始终伴随着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说辞：“产权明晰”、“投资主体多元化”、“减员增效”、“转换机制”、“壮士断腕”——是不是很耳熟，本质上和现在企业老板们、单位领导们爱搞的PUA话术别无二致。这套话语把国有资产向私人资本的让渡表述为中性的、技术性的改革，把工人的抵制表述为“观念落后”、“等靠要”、“吃大锅饭”、“素质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通钢工人面对的不仅是生产资料和岗位的丧失，还有一整套把自己定义为“改革成本”、“历史包袱”的话语暴力。当王乃谦质问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经过职代会，而得到的回答是援引《公司法》条文时，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话语对实质上的阶级斗争的遮蔽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律上“合规”的程序，恰恰完成了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合法剥夺。
值得注意的是通钢工人的阶级斗争意识水平。事件中工人提出的口号与诉求并非单纯的经济主义——“保卫国有资产”、“反对建龙掏空通钢”、“通钢是工人的通钢”等这一类表达，表明工人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全民所有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把个人饭碗问题上升为保卫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问题。这正符合列宁关于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经典论述的某种萌芽形态：工人从切身利益出发，在实践中认识到问题不在某一个经理，而在所有制，在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是工厂的主人。原组织部长逐条向工人宣讲政策法规、离岗处级干部持续向上反映问题，显示出工人队伍中存在一个具有政治表达能力的骨干层。然而也要清醒地指出，这种斗争意识总体上仍停留在自发阶段：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系统的纲领，最终以一场局部的胜利而非有组织的全局斗争收场——它赢得了战役（建龙退出），付出了纪宜刚入狱的代价，也未能改变全国范围内同类改制的总体进程。官方通报中强调事件是由于“极少数人挑拨煽动”、“谣言惑众”。辩证地看，谣言是信息垄断的产物：当正式渠道拒绝告知真相，非正式渠道必然填补真空，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所谓“谣言”之所以一呼百应，是因为它们与工人四年来的真实经验高度吻合——裁员确实发生过，降薪确实发生过，资产确实被拿走了。谣言在此处并非谎言，而是以夸张形式表达的真实的阶级恐惧。把事件简单归因于谣言煽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
进一步看，通钢改制过程中存在多重矛盾：工人与资本的矛盾、工人群体与行政部门的矛盾、原管理层与建龙的矛盾、中央与地方改革路径间的矛盾等。其中贯穿始终并规定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是私有化改制路线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之间的矛盾。2005至2008年，这一矛盾以工人个体的忍受、上访、零星抗议形式存在，属于量变积累，而到了2009年7月22日至24日，建龙二次入股方案使矛盾骤然尖锐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行政与资本联盟——的压迫性达到了顶点，进而引发质变——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这一过程完整演绎了量变质变规律。陈国君之死充满偶然细节：他恰在赴任第一天到焦化厂开会，恰有一句刺激性言论流传，恰有纪宜刚骑摩托车路过捡起砖块。但偶然性背后站着必然性：只要私有化让渡持续推进，工人的沟通渠道持续封闭，那么冲突爆发也就只是时间、地点、触发点的问题，而不在是否会发生的问题。通钢改制的轨迹——由全民所有制（1958—2005）到民营资本参股控股（2005—2009）再到回归国有控股（2010，首钢入主77.59%）——在形式上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但这个回归不是复归：工人们付出了下岗、降薪、死人、入狱的代价，而全民所有制的内涵也已今非昔比，职工身份的置换早已完成。历史的螺旋警示着我们：全民所有制的每一次退却，成本最终都将由劳动群众来支付。
当然，也不必完全悲观，通钢事件同样证明了一个结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项由省级党政机构反复讨论批准、由实力雄厚的大型民企执行、看似不可逆转的重组方案，在数万普通劳动者一天的集体行动面前便灰飞烟灭。无论人们从何种价值立场评价这一天的暴力活动，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直接改变了历史进程。这对于一切轻视群众、迷信资本与权力的精英主义史观，是最有力的反驳。
从通钢事件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教训。
第一，所有制问题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若偏离全民所有制、偏离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轨道，以贱卖国资、裁减职工为代价换取账面上“效率增长”，其结果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摧毁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积极性，最终只会激化阶级矛盾，酿成社会动荡。通钢事件证明，工人阶级不是被动的“改革对象”，而是有力量否决错误路线的历史主体。
第二，职工代表大会等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性。上层建筑中任何堵塞群众表达渠道的做法，都不会消除矛盾，只会推迟矛盾并以更激烈的形式偿还。如果2005年的资产评估与人员安置接受职工监督，如果2009年7月重组方案经过职代会充分辩论， “7·24”的悲剧本可避免。
第三，国有资产监管必须对人民负责、受群众监督。资产评估缩水、重要资产剥离、全民利益向私人输送等等之所以畅行无阻，根源在于监管权力与资本结盟而排斥劳动群众。全民所有制要名副其实，就必须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全民所有从法律条文变成可操作的制度权利。
第四，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纲领和纪律，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基本结论。
总而言之，通钢事件是中国的私有化大潮中阶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它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宣告：脱离人民、偏袒资本的改制路线是走不通的。人民群众——哪怕是被原子化、被剥夺了主人翁地位和全部制度渠道的群众——仍然是决定历史结局的最终力量。研究通钢事件，归根结底是为了铭记一个道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掌握，是一切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首先回答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不能背离劳动者阶级，不能背离全民所有制，不能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任何试图绕开这些根本原则的所谓“改革”，终将被历史本身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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