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一条《欢迎来龙餐馆》的长篇影评继续说：为什么“好好吃饭”是可以作为「中国式反战」的价值认知而进行外宣出海的？
为什么不是“好好睡觉”、“好好打仗”、“好好杀敌”、“好好训练”、“好好建设祖国”等等其他一切“正能量口号”，而仅需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好好吃饭”，就足以囊括涵盖新中国在内政外交各层各面的表达？
这四个字，非但一点也不单薄，反而重若千钧。
1
几乎整整一百零七年前，时年26岁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那个燥热无比的盛夏正式创办《湘江评论》，并在创刊号的《创刊宣言》开篇写下石破天惊的两句诤言：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这两句划破苍穹的铁音，堪称定义了毛泽东革命的一生，也刻画并奠基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轮廓。
在《湘江评论》创办的那一阶段，土地兼并已达到极端程度——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统计，上世纪10年代，全国占人口总数一成的地主、富农，霸占了国家70%-80%的耕地。
毛泽东所在的湖南作为传统鱼米之乡，土地集中程度同样触目惊心：长沙府各县，地主占地普遍超过60%，湘潭、湘乡等地的大地主占有土地达数万亩。无地少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70%的地租剥削，所谓：
收获量一半以上交租，丰年尚可勉强糊口，一遇灾荒便立刻陷入绝境。
在那九年之前发生的抢米风潮，则可谓青年毛泽东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吃饭问题最大”这一论断最直接的现实刺激。
那一年，毛泽东将将17岁，才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没多久，但长沙的饥民暴动像一道惊雷，瞬间击中了这个农家少年的内心，成为他政治意识觉醒的起点。
风潮的起因并不复杂：1909年湖南大水，粮食歉收，而湖南地主、官绅与外国洋行却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原本每升米二三十文，到1910年春涨到了七八十文，且一日数涨，“米价昂贵，为前所未有”。
长沙城内的挑夫、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终日劳作也买不起一升米，断炊之家比比皆是。
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一个叫黄贵荪的挑水工，劳累一天挣得的钱不够买一升米，妻子万氏悲愤交加，带着两个孩子投水自尽……黄贵荪万念俱灰，也随后投水而死。
一家四口活活饿死的惨剧，成为点燃全城怒火的导火索。
次日，大批饥民聚集到巡抚衙门前，要求巡抚岑春煊开仓平粜、降低粮价。
岑春煊不仅拒绝民众诉求，反而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数十人。
被激怒的饥民彻底爆发，他们捣毁了巡抚衙门，焚烧了城内的米店、洋行、教堂、税关，整个长沙城陷入失控状态。
清廷紧急从湖北调兵镇压，逮捕了数百人，处决了暴动首领，风潮才逐渐平息。
事后，湖南官府继续与外国列强勾结，将责任推给“乱民”，对饥民的诉求置之不理，参与囤积居奇的官绅、洋商更是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这件事给未及弱冠的毛泽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二十多年后在陕北的窑洞里接受斯诺采访时，已43岁的他依旧还清晰回忆起这件事对自己的冲击：
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们的学堂里，大家议论了许多天。我忘不了被打死的人，我觉得那些造反的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没有罪，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2
对毛主席而言，长沙抢米风潮不是遥远的新闻，而是发生在身边血淋淋的惨剧现实。
他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吃饭问题不是什么个人的懒惰问题，而是制度性的压迫问题，是“三座大山”的联合绞杀给底层贫民带来的生存困境。
自17岁那年历经抢米运动之后，他开始思考一个根本性的困局：为什么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老百姓会活活饿死？为什么种植生产出一车又一车粮食的农民，自己却饿的吃不上饭？
答案指向了一个核心：社会财富与生存资源的分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的饥饿，竟然恰恰是少数人富足的前提……
这种极其朴素但带有强烈暴力革命倾向的阶级意识，正是从“吃饭问题”的观察中萌芽的。
抢米八年后，皖系军阀张敬尧率军入湘，开始了对湖南的血腥统治。
张敬尧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为筹措军费滥发纸币、强征苛捐杂税，仅田赋一项就预征到了1925年；其弟张敬汤、张敬舜甚至公然贩卖鸦片、包赌包娼，搜刮民脂民膏……张军从官到兵日日无恶不作，强占民房、强征民夫，农民无法正常耕种，商人无法正常营业，学生无法正常学习。
这直接催生了一年后的《湘江评论》，发出了就吃饭问题的思索与呐喊。
适逢五四运动的浪潮传到湖南，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议帝国主义与北洋政府——但年轻的毛泽东却敏锐意识到：爱国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外争主权”的层面，更要解决“内除国贼”背后的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所谓的民主、科学、爱国，都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事实上，早在那两年前的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曾不带一分钱，游学湖南五县，行程近千里。一路上他们靠写对联换饭吃，深入接触了农民、工匠、商人、私塾先生等各个阶层的人。
那次长途游学，让青年毛泽东对湖南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最为前沿的了解：他看到了地主大院的深宅大院，也看到了茅草屋里的家徒四壁；看到了丰收年景农民的勉强温饱，也看到了灾荒之年的流离失所。
他在日记里如是挥墨：
农人终日劳作，不得一饱；地主坐享其成，日食万钱。天下不平，莫甚于此。
正是在一次次的社会观察中，毛泽东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吃饭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任何革命、任何改良，都是纸上谈兵。
3
在1919年之前，毛泽东的思想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他信奉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崇拜过孙中山的“大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还接触过无政府主义，也尝试过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各种社会改良方案……
但最终，他发现这些方案都绕不开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吃饭。
早年的毛泽东曾经寄希望于“圣贤救世”，希望有开明的君主、贤能的官员推行仁政，减轻赋税，让老百姓吃饱饭。
可是长沙抢米风潮的现实告诉他：官府不仅不会救民，反而会镇压饥民，维护地主和洋人的利益。
改良主义的道路，在根本不把老百姓生存权放在眼里的统治阶级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后来，他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相信可以通过互助、自治，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于是他和朋友们在长沙筹办“工读互助社”，尝试半工半读、共同生活的模式。
但同样的，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依旧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劳动挣的钱不够吃饭，互助社难以为继。
新村主义的尝试同样如此，毛泽东曾经设想在农村建立一个个“新村”，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剥削，人人平等。
然而，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没有土地就没有粮食，新村实属无源之水。
要实现人人有饭吃，就必须改变土地所有制，就必须推翻现有的剥削制度——这是改良主义无法做到的。
正是在一次次思想试炼和现实碰壁之后，日渐成熟的毛泽东逐渐找到了两个核心答案：
第一，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所有的政治、文化、思想问题，都建立在吃饭这个最基本的生存基础之上；
第二，解决吃饭问题，一不能靠圣贤，二不能靠改良，只能靠广大民众自己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这两个答案，终凝而成《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那两句磅礴重音。
近半个世纪后，根据毛主席警卫员李银桥回忆录的片段，晚年的毛主席与自己曾有过一段对话——
毛主席转身，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您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主席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主席，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主席顿一顿，“磕头不如造反！”
4
只有革命，才能够有饭吃。
只有继续革命，才能够继续有饭吃。
这就是为什么一句简单的“好好吃饭”其内涵，胜过千言万语的根本缘由。
若仅仅强调“好好打仗”、“好好战斗”、“好好杀敌”……君不见，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国家、政权、组织、势力，在通过枪林弹雨厮杀而取得权力之后，依旧无法让下辖区域内的民众安居乐业、富足进步。
不论是西亚北非那些横亘百年的各色各类的极端力量，还是东方的蒋介石，亦或是北方的克林姆林宫，都无法直面“好好吃饭”这一本质的议题。
一句质朴无华的“好好吃饭”，却充满着冷峻而理性的阶级力量：纵使取得权杖，依旧不可淡漠初心。
这简单的四个字，既是一种对当权者的无声警示，更是一道对民众“随时唤醒”的阶级动员。
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彼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汇报情况。
会议开得很晚，吴连登就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点饭，主席回看了他一眼，怒斥：
一人一碗面条就好！我就要让这些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当历史走进80年代，一切开始起了新意。
根据程汝明——自1954年始就一直是毛主席的专职厨师长，后来作为中南海总厨师长还为几代领导人服务的官厨——的回忆，80年代时，北京机场时有飞机从海外运来上好的牛排原料，而接机的只有两辆车，一辆是马克西姆的，另一辆是中N海的：
在……这一批领导人中，很多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思想开放，对西餐的接受程度很高。比如……，他吃牛排就只要五成熟的。而且，当时我们对外开放，接待的外宾越来越多，所以也需要引进更多的西餐。
这个时候的国宴开始和国际接轨。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国宴分餐既是一种礼节，又能保证每个人都吃饱，而且也更加卫生，所以可行。从那以后，我们的国宴就开始采用分餐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吃’”。
这无疑是国宴自身的一个进步，但同时更能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
在二十年前央视官方制作的的苏联解体专题纪录片《居安思危》中，有一篇这样的记述：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一家商店门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新闻效应，引起如此多的人们关注呢？
因为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这家商店被宣布关闭前的最后一天。
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
这个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对苏共从内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七十年前，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十月革命》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言。
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
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竟然在苏共执政后期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一位记者公开地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处。克里姆林宫的特权阶层有自己的规则，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大。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
当时在苏联国内盖小洋房成风，亚美尼亚甚至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老远就看得见这位农庄主席的三层楼房。
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主席兼党委书记，也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座斗的摩托车，且只准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而言，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的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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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很多人会说：“吃饭问题最大”不就是“民以食为天”的现代版吗？
二者看似相似，实则天壤之别。
传统的“民以食为天”，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
它的逻辑是：老百姓要吃饭，所以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农业、体恤民情，这样才能维护统治稳定——本质上，实为一种封建帝王术，施政目的让皇权长治久安，民众的吃饭问题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手段而已。
但毛主席的“吃饭问题最大”，是站在被压迫民众的立场上抒发的。
吃饭，是民众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如果现有的制度让民众吃不上饭，那这个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就应该被推翻、被打倒、被粉碎。
民众的吃饭权是目的，革命则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此为人民史观，而非帝王将相的统治术。
更进一步说，1919年那年夏天初出茅庐的这一论断，已然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青年毛泽东在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就已通过丰富而真实的社会观察，自发得出了具象化的结论：吃饭（物质生存）是第一位的，政治、文化、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纵使掌权，纵使胜利，纵使革命成功，纵使进入和平年代，纵使早已看似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物资供应绰绰有余——“吃饭问题最大”之论，依旧毫不褪色。
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折叠的世界
如上一篇影评已叙，在阿拉伯世界，不是“反美”就足以简单粗暴的代表正义，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同样是困扰这片土地、乃至侵害整个世界的黑恶力量。
到底谁能够带来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子，那么谁才有资格成为这片土地甚至整个人类未来的答案。
1964年1月17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毛主席做过一场深度访谈。
问答中，主席给出了一段相当深邃的评判：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到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好好吃饭。
同理，到任何时候，都不要宽恕任何一个让我们没法好好吃饭的人——不论是域外侵略者，还是本族剥削者。
1919年7月《湘江评论》那两句“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后面，青年毛泽东还有这样一句：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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