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载于《东方学刊》2026年夏季刊。文章指出，国内对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以“工厂政体”理论闻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多以“工厂政体类型学”为主，本文则梳理了列宁与葛兰西对“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阶段的分析，继而探讨了布洛维的理论推进。作者认为，布洛维通过“劳动过程”与“生产的政治机构”两个概念，细化了经济斗争不同阶段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布洛维通过对英国与俄国工人运动的比较历史分析，揭示了“国家政治”对“工厂政治”的介入方式如何深刻影响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化——国家与工厂政治的融合使经济诉求更易上升为政治诉求，从而为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布洛维的理论不仅为经典理论解读提供了社会学视角，也推动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关注革命党行动的外部条件。
文 | 张子扬
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是当代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国内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国内学界对他的关注多集中于“劳动过程”“工厂政体”和转型社会学。这些当然是布洛维重要的理论遗产。但在笔者看来，国内学界基于“劳动过程”与“工厂政体”的研究尚停留在分析现象复杂性的层面，近似于“工厂政体类型学”，并未将作为特殊性的案例综合为工厂政体历史演变的谱系。这或许与当前研究缺乏从历史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对布洛维的理解有关。
《生产的政治》中文版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在笔者看来，《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以下简称“《生产的政治》”）以比较历史社会学分析，探讨了工厂政体、工人斗争的历史演变及其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布洛维通过比较分析英国、俄国的工人运动，探讨了工人运动发展为围绕国家的政治斗争的条件，进而探讨了革命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外部条件。布洛维的分析触及了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中“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化条件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站在列宁的延长线上，才能真正理解《生产的政治》。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一点，笔者首先阐述列宁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对“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发展阶段的论述，分析其贡献与未竟之处，再分析《生产的政治》。
一、列宁主义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这一对概念：前者是工人阶级自发的运动，后者需要工人阶级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列宁对崇拜自发性的“经济斗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均是阶级斗争逐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细读《怎么办？》可以进一步发现，列宁对阶级斗争历史发展阶段的认知并非仅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两个阶段，他对“经济斗争”也有细致入微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隐藏在对“经济派”的批判之中。《怎么办？》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
可见，在列宁看来，俄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工人自发的罢工。第一种是工人自发的、带有原始性质的“骚乱”，这种“骚乱”最初以破坏机器为目的。第二种则是1890年代“有计划的罢工”，工人有自身明确的诉求，开始关注本工厂外的斗争形势，会尝试选择有利的斗争时机。这种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工联主义”，即工人“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在第一阶段，工人仅仅能意识到自身和机器的对立，或仅仅能意识到自身与个别厂主的对立；在第二阶段，“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而到了“工联主义”阶段，工人则已经触及“政治”。
列宁《怎么办》2018版封面，人民出版社
列宁对经济派鼓吹“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他并不否认“经济斗争”也涉及“政治”，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斗争”是部分工人阶级与部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这样批判“经济派”的揭露，他说：“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可见，在“经济斗争”的阶段，阶级斗争常常只是涉及某一行业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斗争当然具有政治的性质。第二，“经济斗争”的较高形式，即“工联主义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国家的问题。“工联主义政治”有争取建立工会、争取政府颁布对工人有利的法律等诉求。而在俄国，由于沙皇政府的存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不可能截然两分，争取这种诉求的斗争就自然会与国家发生冲突。
列宁之所以否定“工联主义政治”的政治性，只是因为这种政治性不触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这会使工人斗争染上改良主义色彩，而并不是说“工联主义政治”与政治完全无关。他说，“工联主义决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问题在于，“工联主义政治”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⁷换句话说，“工联主义政治”的“政治”是不彻底的“政治”。列宁曾指出“经济派”“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政治鼓动的”。这一方面是对“经济派”耽于自发性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工联主义政治”所涉及的政治的范围，即仅仅涉及与经济基础相关的政治，或者说仅仅涉及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的上层建筑问题，而没有触及上层建筑由谁掌握的问题。
因此，列宁看似只划分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两种斗争，但斗争实际上存在四个阶段：（1）经济斗争第一阶段，个别工人对个别工厂主的自发斗争，缺乏明确的目的和诉求；（2）经济斗争第二阶段，某行业内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斗争形式为有组织、有计划地罢工，会提出具体的诉求；（3）经济斗争第三阶段（工联主义政治），工人为了争取建立工会与有利于自己的劳动立法，开始触及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的上层建筑（国家）问题，改良主义政党会希望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4）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在先锋队推动下由自发转向自觉，认识到与资产阶级及现代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斗争以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最高目标。
受列宁主义深刻影响的葛兰西对阶级斗争的发展阶段也有类似的划分。他将潜藏在“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两个概念背后的诸环节更为清晰地揭示出来。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力量对比’的不同阶段和水平”，首先是“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社会力量的对比”。这种力量对比是为经济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表现为“工厂和工人的数目”这样明确且不可为主观因素改变的现实。
这种层面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最单纯的经济斗争。
而这一阶段之后就是“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这与“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划分十分类似，葛兰西认为“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是最初级的“经济—社团阶段”，这只是各阶级的成员在同行业内的联合，即工厂主与工厂主的联合，商人与商人的联合，自然也包括同行业内工人的联合。这与列宁所说“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十分一致。因此可以认为，“经济—社团阶段”就是前文归纳的经济斗争第二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人们虽意识到社会阶级的成员有必要为了自身利益而团结，但“这种团结仍然限于纯经济的领域”，即使人们在该阶段提出国家问题，也只是一种改良，他们只是“为了能够在政治—法律方面与统治集团平分秋色”。这与列宁所说的“工联主义政治”是一致的。
在第三个阶段，社会阶级也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将发展到超出纯粹经济集团的阶段，而必须能够代表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葛兰西指出，这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向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明确过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形成了，并尝试通过领导权将某一阶级的力量强加于其他阶级。而列宁也曾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的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可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是否能够“自觉”的标志，正对应着列宁所说的自觉的“政治斗争”。
最后，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第四个阶段为某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在这一时期，统治集团通过领导权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以民族的普遍性话语实现自身的利益，但统治集团又必须协调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因而他们不可能仅仅追求自身狭隘的“经济—社团利益”。
葛兰西的笔记本
与列宁相比，葛兰西的划分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葛兰西不仅仅是讨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试图普遍地探讨各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并将其延伸到建立某一阶级的专政之后。其二，列宁认为只有自觉的斗争才是政治斗争，葛兰西则认为经济斗争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已经具备政治性。这种分歧或许根源于他们对革命策略的不同认识—列宁强调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斗争必须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葛兰西在革命受挫后的构想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并未将“阵地战”与“运动战”简单对立，并未像欧洲共产主义者说的那样认为“阵地战”就是议会路线，进而否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更具根本性。因此，对葛兰西来说，那些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斗争也仍具备政治性。
而列宁与葛兰西的共性则在于，他们作为身处具体阶级斗争环境中的革命家，更多考虑的是革命者如何通过组织、宣传和策略克服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断裂。在列宁看来，这意味着革命党必须创建政治报，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揭露，并通过宣传员、鼓动员与组织员向工人阶级灌输这些事实，进而使工人的阶级意识由自发发展到自觉的程度。但这种特殊的历史处境与历史任务也使他们遗留了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基于经济基础”的工人斗争或者说经济斗争的第一阶段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由于他们身处工人阶级斗争已经十分激烈的年代，他们没有必要关注这一问题。因此，在列宁与葛兰西处我们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第二，列宁与葛兰西作为20世纪的革命者，具有强烈“行动者的自觉”。他们划分斗争与政治集团形成的不同阶段，归根结底是为了制定恰当的战略与策略，以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论述的重点在于政党主观的行动，即如何通过“灌输”或“领导权”去克服去政治化的“经济主义”。然而，当我们在20世纪末回望以往的革命，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政党在斗争中能够克服“经济主义”、夺取政权，有的则无法做到，除了策略、战略的因素，有哪些客观条件制约着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化？在葛兰西与列宁那里，我们同样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然而，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中对这两个问题有清晰的回应，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意义所在。
二、“劳动过程”与“生产的政治机构”：经济斗争的领域
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布洛维围绕“劳动过程”和“生产的政治机构”这两个概念详细描绘了工厂中的政治。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生产的政治机构”是资产阶级将劳动者转变为劳动力的工具，而工厂中的工人也因此围绕“劳动过程”与“生产的政治机构”展开了形式多样的斗争。这些斗争实际上都可被认为是列宁所说的“经济斗争”。
（一）围绕“劳动过程”的最初经济斗争
布洛维首先对“生产关系”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并提出了“生产的关系”这一概念。在布洛维看来，传统的“生产关系”概念过于侧重所有制与分配方式，以至于将生产关系简化为一种剥夺模式，而忽略了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种种关系。因此，布洛维将“劳动成果的分配和消费关系，以及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攫取剩余的关系”称为“生产的关系”，认为传统的生产关系概念主要涉及这一层面，而将“生产活动和劳动过程的关系”称为“生产中的关系”，前者“生产的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分工”，后者“生产中的关系”则是“劳动的技术分工”。（第62页）
这些看似复杂的概念实际上仍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范畴。对“生产关系”概念的经典定义来自斯大林的三分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将列宁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总结为三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对比可知，所谓“生产中的关系”与“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还是一回事，实际上仍然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当然，经典作家对“生产中的关系”关注不足。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主要对生产关系中的两个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产品分配形式进行了分析。对生产中各集团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马克思则着重从社会分工的层面进行分析。至于工厂中具体的技术分工，马克思虽也关注，但着重分析其社会影响，而非其对工厂中微观阶级关系的影响。因此，布洛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更加强调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宏观的社会生产中的关系。
而这种对“生产关系”概念的进一步划分有利于推进对“经济斗争”的不同阶段的理解。一旦认识到“生产关系”包括“劳动过程”，就可以发现最基础的经济斗争是围绕“劳动过程”的日常斗争。工人以怠工、偷懒、瞒报产量等方式反抗“劳动过程”的控制，其矛头往往对准管理人员（比如布洛维常常提到的资率设定员）而非工厂主。进行这种斗争的目的往往在于避免过度地使用自身的劳动力，即在不与工厂主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降低劳动强度。布洛维介绍的赶工游戏就是这种最初阶段经济斗争的具体表现。在杰公司和联合公司的案例中，工人与资率设定员在斗争中达成了某种共识性的平衡：由于“更高的产量将会使资率设定员降低单件工资”，工人“为‘上交’或‘约定’的产量设置一个上限”，并且“在达到上限之后，将自己完成的超出上限那部分的多余产量存下来”（第204页）。
卢德运动中破坏机器的工人
而围绕“劳动过程”的日常斗争存在将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矛盾转变为工人内部矛盾的可能。《生产的政治》频繁提及了工人与基层管理人员、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以及不同分工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参见第202、206页）。一项关于匈牙利客车企业的研究提到，在计件工资制下，年长工人希望降低生产效率，以向管理层争取较宽松的计件工资率，而年轻工人则希望维持较高的工作强度（第290—291页）。两种工人的出发点分别在于：降低劳动强度和提高工资。如果从整体角度考察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两种诉求的本质都是降低剩余价值率；但是当工人通过工厂的劳动分工被组织起来时，从个体工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矛盾就好像是不可调和的了。这也是为什么布洛维认为，流水线等技术并非中立，而且可能会对社会主义的实施构成障碍（第109页）。即使在苏联、东欧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制度仍然存在，那么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交换的事实就不会改变，工人仍然会要求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技术就会像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将劳动力和资本的矛盾转化为工人内部的矛盾。具体到布洛维研究的匈牙利红星工厂，劳动过程起到了强化个人主义、增强工头权力、激化工人与小官员矛盾的效果（参见第269—272页）。
劳动过程中阶级关系被遮蔽的原因在于劳动过程的复杂性。从总体上讲，劳动过程都具有将劳动者转化为劳动力的作用，因此其归根结底是一种阶级统治。一些时候，这种统治通过技术来实现。另一些时候，劳动过程即使披上“管理科学”的外衣，也仍然需要直接落实为人对人的控制。但劳动过程中人对人直接的控制并没有使阶级问题突出。每个工厂都有各异的具体生产过程，其中的劳动分工、工艺流程和指挥层级及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变化繁多。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历多个阶段后发展至今，虽然其发展的趋向不过是提高利润率和适应工厂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而已，但各种形成时间先后不一的劳动过程关系仍然混杂在一起。阶级统治的关系虽然暴露无遗，但阶级本身却似乎消失了。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并不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工人，而是工人在统治工人。
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进行批判并不复杂，但仍有必要关注这些微观的矛盾。在这种对生产关系的微观分析中，资产阶级统治技术的具体环节会被展现出来。以政治斗争为最终目标的阶级斗争，在一开始必然表现为经济斗争，而最初的经济斗争正与劳动过程密切相关。当然，工人的经济斗争不可能一直表现为日常斗争，这就涉及“生产的政治机构”这一概念。
（二）“生产的政治机构”与经济斗争的发展
在“生产政治”的领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可能仅仅围绕“劳动过程”展开，工人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工厂中的规章制度，而资产阶级也会在工厂中建立一定的机构和制度以回应工人的斗争。布洛维将这些工厂的内部体制称为“生产的政治机构”，如果把布洛维“工厂政体”的概念类比为国家政体，那么“生产的政治机构”就是具体的国家机器。
不同的工厂政体中，自然也就会有不同的生产的政治机构。但布洛维主要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的政治机构”。在资本家争取工人“同意”以控制劳动过程的“霸权政体”中，“生产的政治机构”包括内部劳动力市场、议价系统等制度。
内部劳动力市场指用以决定雇员在企业内分布与流动的“独立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规章制度”（第207页），也就是企业内部的岗位分配与晋升机制。该制度允许工人竞争空余岗位，进而使工人深受个人主义影响，也加深了工人对企业的依附关系。
议价系统包括集体谈判和申诉系统两种机制，布洛维以英美为例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参见第211页）。在美国的联合公司，工人通过工会与企业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并签订协议，而此后工人则应通过已经签订的协议向管理层申诉，而当管理方违反了集体谈判合同的条款时，工人们由工会代表和资方再次进行集体谈判。在英国的杰公司则缺乏这种明确的对集体谈判的规定。联合公司“通过把工人构建为拥有具体权利和义务的个体，从而弱化了集体抗争”，杰公司的申诉机制则刺激了更多的车间斗争。
议价系统固然有利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但作为“生产的政治机构”，其也扮演着企业内部司法执行部门的角色。行业工会、工会代表、管理层等官僚、集体谈判协议以及国家有关工会的法律，共同制约着工人的行动，导致“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工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工作，而无需强制的持续干预”（第4页）。因此布洛维指出，在“生产的政治机构”作用下，工人的斗争实际上维护了资本主义本身—“集体谈判具体地协调了工人和管理层的利益，申诉机制将工人建构为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工业公民，内部劳动力市场在车间形成了具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第34页）。
“生产的政治机构”的本义无非指一个企业用以控制工人，将工人转变为可供使用的劳动力的种种制度与机构。布洛维在书中着重关注了“霸权政体”下的“生产的政治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貌似更加“落后”的“工厂政体”就不必加以分析。企业通过“生产的政治机构”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干预，以达到最大化剩余价值的目的。在这里，霸权与专制，获得同意与强制镇压，只是手段的差异。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如20世纪的沙皇俄国）“生产的政治机构”更倾向于镇压，围绕这种“生产的政治机构”的斗争反而更有可能具有政治性。
以列宁主义的视角，研究“劳动过程”与“生产的政治机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围绕这两者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可见，经济斗争以劳动条件的改善、工资待遇的提高、劳动过程的改进等为内容，其最直接的斗争对象自然就是维持“生产的政治机构”的工厂管理人员与厂主，进而是“职业范围内”的厂主。这让人不免想起葛兰西所说“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的“经济—社团阶段”的斗争。
“劳动过程”“生产的政治机构”“工厂政体”的概念则有助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重建对经济斗争第一、第二阶段的划分，并明确这些斗争的内容。体现着最单纯的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无疑是围绕劳动过程的斗争，这种斗争以管理人员与个别资本家为对象，斗争的目的是在工厂规章制度范围内降低劳动强度。在经济斗争的第二阶段，工人不再只自发反抗“劳动过程”这种最基础的生产关系，而是试图改变工厂中的规章制度，即“生产的政治机构”，他们的斗争在一些时候会超出个别工厂的范围，但斗争仍被“职业范围”限制，其涉及的仍然只是生产关系。此后，随着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发展，经济斗争会涉及工会问题与劳动立法，但这些仅仅是“工联主义”的政治，并未真正超出自觉性，因而在列宁看来仍然是经济斗争。
列宁曾断言“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但实际情况却更为复杂。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之间存在断裂，经济斗争由较低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布洛维则通过“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这一对概念，为分析经济斗争发展、向政治斗争转化的外部条件提供了启示。
三、“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
布洛维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工厂这一微观、具体层次，他还进行比较历史分析，认为是“国家政治”对“工厂政治”的不同介入方式导致了不同国家工人运动的不同命运，这就触及了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的外部条件问题。在介绍布洛维的相关观点前，有必要结合前文列宁、葛兰西与布洛维的论述，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各发展阶段进行概述。
（一）工厂内外经济斗争的发展
根据前文的分析，经济斗争实际上有三个阶段，即围绕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劳动过程”的斗争、厂内斗争、“工联主义的政治”三种。结合列宁、葛兰西与布洛维的论述，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发展阶段可以按表1进行划分。
从书中可以发现，经济斗争的第二与第三阶段可能发生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环境中。
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工厂政体表现为“霸权政体”，工人群体通过组织独立工会，与个体资本家的力量在斗争中达成某种平衡。布洛维以对英美制造业工厂的分析为例，观察工人在资率设定中的斗争（参见第205—207页）。在美国的联合公司，“阶级力量制衡”的内容写入了规章制度，每三年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对规章的内容进行修订；在集体谈判进行过程中，如果工人对进展不满意，就发起罢工；当集体谈判合同生效，则“各方都要在其范围内行事”。而在英国的杰公司，资本家在引入新资率之前必须征得操作工同意，资率设定员和操作工之间的冲突也需要遵循某种双方都同意的公平原则，工会代表则一边提防资率设定员耍花招，一边警醒操作工上心，阶级力量的制衡是在车间中持续不断地被重新协商的。在上述案例中，工人群体与个体资本家，以对正式或非正式的劳动契约展开谈判的形式进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形式下，“霸权政体”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个体资本家利用本阶级取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与厂内工人维持动态的契约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维持于不断波动的量变中。微观层面上的斗争既是如此，宏观层面上的生产关系质变自然也就难以触及，于是两大阶级之间的决战就被推迟了。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阶级斗争便长期停滞在经济斗争的阶段。当然，布洛维并未考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霸权政体”所依赖的条件。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的经济斗争在专制工厂政体下展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往往使统治阶级的政权力量出现薄弱环节，个体资本家的力量在缺乏国家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被削弱，因而尽管这样的工厂一般接近于“专制政体”，工人群体仍得以自发地产生经济斗争组织。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布洛维对赞比亚铜矿的“企业国家”中非洲矿工斗争的描述（参见第354—362页）。专制管理下的矿区集体生活对工人阶级跨越民族、语言和技术的边界并形成团结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化、娱乐相关的非斗争性工人组织（在这个案例中是姆贝尼舞蹈协会）变成了非洲矿工阶级意识的生发地，从这里产生出各种经济斗争，乃至集体罢工。由于申诉机制和工会等“生产的政治机构”的缺失，企业反而很难控制这些非正式的工人组织。
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刻，工人群体在外部力量的渗透灌输下产生阶级意识，并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框架外被动员起来进行政治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也已经超出经济范畴之外，达到夺取政权的地步。这一阶段对应的工人组织，自然就是具有高度组织性、政治性和革命性的先锋队。在这一阶段，工厂政体在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前终于失去了效用，沦为矛盾的次要方面。
（二）“工厂政治”“国家政治”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
如果仅仅对个别革命进行历史分析，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发展到危机的阶段，只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经济斗争就会转变为政治斗争。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革命有胜利也有失败。列宁与葛兰西关注的是斗争转化的主观因素，即先锋队是否能够向工人灌输政治意识或以“领导权”组织无产阶级政治集团。这一路径在当代也为一些学者继承，如汪晖对“去政治化”“代表性断裂”的分析。
然而，经济斗争的政治性转化并不总是成功，而这一转化不仅决定于革命者的战略与策略，同时也受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在《生产的政治》中，布洛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人1860年之前的战斗性被不断吸纳，导向了改良主义的方向，而俄国工人在1905年的斗争最终成长为1917年的革命运动”（第179—180页）？在他看来，这与市场力量、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国家有关，并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与工厂政治的介入程度：
在英国，19世纪后半叶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妥协……使得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日益隔离开来。而在同一时间段，沙皇独裁体制并没有做出妥协，而是强化了镇压，使得国家政治与生产政治融合得更深。（第181页）
布洛维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斗争重心的转移源于国家与工厂政体之间关系的演变。19世纪后半叶开始，英国在政治上逐渐对工人阶级妥协，工会得以合法化，工人具备了投票权，工作日时长也开始受到限制。资产阶级国家不再介入对工厂政治、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是转向为资产阶级控制劳动力提供外部保障，这使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逐渐分离开。英国工人的斗争因此也局限于保卫技术工人、男性工人现有的地位（第180—181页）。俄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布洛维认为，沙皇拒绝妥协、强化镇压的措施导致国家政治与生产政治日益融合，这使“国家的危机被直接传导到工厂中”（第181页）。
列宁在《怎么办？》中实际上也谈及了相关问题。列宁认为，英国的工会“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很早以前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为制定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对于俄国，列宁则说：“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²²可见列宁深知沙俄的“国家政治”高度介入了“工厂政治”，虽然列宁强调这使革命者很容易“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但也承认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因此必然会碰到“政治问题”。这也就是说，列宁同样认为俄国工人较为容易将对工厂主的不满转变为对国家机器的不满。
布洛维则进一步指出，当国家的直接镇压与工厂立法失效时，其建立的改良主义工厂机构也无法起到调节阶级矛盾的效果。随着工人经济斗争的发展，单纯的镇压已经失效，于是俄国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建立由国家支持的工厂机构，以使工人得以表达经济诉求。祖巴托夫协会、加邦大会等组织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然其并未起到切断工人与社会民主工党联系的目的，反而使工人的经济诉求极易直接上升为政治诉求。原因在于，国家直接介入建立的工厂机构打破了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的界限，使两者交融起来，工人反而通过这些改良机构将对工厂的不满上升为对国家的不满。俄国1905年革命的爆发正是与此有关。（第176—178页）而在工厂主对生产失去控制后，工人不得不直接管理生产，这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最初的动因（第182页）。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协调全美工会在2028年5月发动事实上的总罢工
布洛维对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关系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化的外部条件，但他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分析仍有未竟之处：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国家—社会”的二元论中。这或许与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影响有关，布洛维虽批判斯考切波，认为其归纳法冻结了历史事实，且缺乏因果过程。²³但布洛维对国家政治与工厂政治的分析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国家与社会革命》对国家机器是否崩溃与革命能否成功关系的分析。而如果站在列宁—葛兰西的脉络上，并从布洛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思考，自然应当发现国家并非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而是受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布洛维对俄国革命的分析而论，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阶级与社会集团间的斗争，使沙俄政府做出了直接介入工厂政治的决策？
在对殖民地国家的分析中，布洛维以南部非洲，尤其是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为例，再次讨论了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参见第366—369页）。在二战前的英属南部非洲，殖民地国家并不完全受国际资本控制，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因而，国际资本不得不在殖民地建立“企业国家”以保证攫取剩余价值。此时，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分离。但在后殖民时期，生产政治却与国家政治融合了，这自然不是因为国家政治会自动变化。布洛维指出，二战后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农场主与工人希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殖民宗主国也日益认识到殖民地国家的失效，因而选择直接通过企业来保证获取剩余价值。而殖民地独立后，新独立的国家又需要继续吸引帝国主义的投资，帝国主义也期望重新建立与原殖民地资本的连接，于是国家反而兴修基础设施、出台有利于资本剥削的劳动立法、禁止罢工，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融合了。在这里真正发生改变的是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以及本土力量与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从中可见，布洛维对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并非没有认识，但在对英俄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分析的时候，他将重点停留在了“国家政治”的范畴，并未进一步分析阶级关系。
四、结语
相比对劳动过程、工厂政治的细密分析，布洛维对国家介入与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但如果将布洛维的理论接续到《怎么办？》与《现代君主论》的传统中，将阶级政治作为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背后真正的变量，《生产的政治》仍然具备超越“工厂政体类型学”的理论意义。
布洛维（1947—2025）
第一，《生产的政治》有助于为经典理论的解读提供一种社会学视角。布洛维“劳动过程”“生产的政治机构”等概念有助于丰富对经济斗争各阶段的认识。围绕“劳动过程”与“生产的政治机构”等生产关系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第一、第二阶段，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触及布洛维所谓的“国家政治”，即与生产关系最密切相关的上层建筑，成为“工联主义的政治”，即经济斗争第三阶段。对20世纪的革命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斗争第三阶段向政治斗争的发展，布洛维主要从国家政治介入生产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
第二，《生产的政治》有助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关注革命党行动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研究者虽对列宁的《怎么办？》有较多关注，但他们多关注的是党组织自身的特点。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掌握的国家机器对经济斗争也保持着高强度的介入，其中既有单纯的镇压性介入，也有协调劳资关系的尝试。国民党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为了避免工人倒向中共而选择与那些工人一道向资本家施压。这同样意味着“国家政治”与“工厂政治”的高度融合。而大革命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则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融合状态。大革命失败后白区的工会包括工人自发组建的工会和若干种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黄色工会”。为了恢复和发展在城市中的政治力量，中共要求党员深入到各种工会中进行宣传、结拜兄弟姊妹，争取群众并组织经济斗争，同时外派党员加入工会并建立党团。刘少奇曾提出：“号召觉悟的工人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反对派。”这意味着先锋党完全有可能通过正确的策略，将直接介入工厂政治的国家机器转变为提高工人组织度与斗争性的工具。学界对20世纪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研究常常着眼于先锋党的政策，而通过布洛维的理论可以发现，当时工人的劳动过程、所处的工厂政体、当时国家与工厂政治的关系极大影响着先锋党的政策能否有效，而正确的政策也包含对这些因素的恰当判断。
第三，《生产的政治》对不同时空“工厂政体”的分析并不仅仅是一种分类，也构成了“工厂政体”演变的历史谱系。在《生产的政治》中，这些不同的“工厂政体”之间是断裂的，但“生产机构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制度关系”“国家对工厂政体的干预”两项指标（第37页）的变化是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使工厂政治与国家政治发生变化，两者相互关系也发生变化，于是产生不同的“工厂政体”。因此，完全有可能根据布洛维的方法对“工厂政体”“劳动过程”这一最微观生产关系的演变进行历史分析。这可能构成对社会转型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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