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年前，人们喜欢把《雍正王朝》看成一部讲改革的电视剧。
这部剧在首播的时候，恰好赶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社会上正值国企工人大下岗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于是那时就有很多人把国企工人给代入满人与士绅，把推动改革的人比作雍正，这个比喻从本质上来看，是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当代人的影子，也算是属于老百姓在观看历史剧时的一种方式吧。
不过今天再回头去看，这种类比其实经不起仔细推敲。
雍正面对的是清代土地和政治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在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真正承受巨大生活代价的却是产业工人;由此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两种的区别，一个是向旧的统治秩序开刀，一个却把曾经被称为主人翁的工人从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剥离出去。
虽然都叫改革，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相同的历史性质。
单纯就社会背景来看，雍正上台面对的是一个国库空虚、官员贪腐、士绅逃税、地方豪强盘踞的帝国，于是他开始着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一系列政策，用集权为集权续命。
到这，我们可以在电视剧里看到，雍正最大的特点就是敢动这两个字，他敢动既得利益集团、敢动官僚、敢动士绅、甚至敢于承受骂名。
因此后来很多人在评价现实中的改革者时，也喜欢套用这样一种叙事：改革一定会得罪人，只要是为了国家，就必须不怕骂名;谁反对改革，谁就是既得利益者。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因为如果连旧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谁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所谓改革者与保守派的二元叙事，就很容易把真正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如果是因为两者都叫改革，从而就被简单地放在同一张历史答卷上，那么这种逻辑就值得大家警惕，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把国企工人说成是吃大锅饭、端铁饭碗、没有效率的群体，以此把他们和封建时代的八旗子弟联系起来，这个比喻首先就已经把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弄反了，八旗子弟之所以能够依附于旧制度，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一部分，是特权利益的受益者。
而那些产业工人呢?他们不是靠祖上留下来的土地和政治特权生活，他们靠的是自己的劳动，他们每天站在车间里，面对的是机床、钢水、煤矿、锅炉和一身的油污;他们为什么会有铁饭碗?那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的情况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存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制度安排，工人在企业中的身份不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企业辞退的雇员，而是一个拥有参加管理和强调主人翁地位的无产阶级劳动工人。
因此，当九十年代大规模下岗发生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情不能被简化成企业效率低，所以才导致工人失业，因为这句话跳过了最关键的中间过程。
一个原本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国营企业，怎么变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管理权如何变化?利润和风险如何重新分配?经营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越来越明显?
二
这几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么很容易就会被效率这两个字给掩盖掉背后的生产关系变化，就像之前在《1966至2026：那些没有结束的问题》、《机器轰鸣下的劳动者困境》这两篇文章里写的那样：
在生产现场，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劳动被要求保持高度纪律、高强度与高度可替代性，但劳动者对生产节奏、技术方向和分配比例几乎没有发言空间;指标是「透明」的，流程是「合规」的，失败却被解释为能力不足或选择失误;所谓的发展不断推进，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被拉长、风险被下移、保障被压缩。
......
在这种「正常运转」的现象中，最显著的变化便是责任与决定权的分离。
劳动者需要对结果负责，却无权参与决定;需要服从规则，却无法触及规则的形成过程，这种状态不用依赖强烈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稳定。
也正因如此，阶级问题在今天不再主要以以公开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被拆解进合同、考核、指标与流程之中，很多人因此也不会将这种处境给理解成阶级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再去使用阶级词汇，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能力、市场选择、风险共担等更中性的表达。
但语言变了，不意味着结构消失，相反的是恰恰因为它被美化掉了，所以才令它变得更加难以被识别，使其以更复杂、更隐蔽、更分散的形态存续，还在持续影响着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的现实境遇。
如果只是把这些变化解释成现代化所带来的阵痛，那么就必须要追问，企业管理层、产权结构以及经营机制现代化了，可是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呢?它有没有同步现代化?
近些年的新闻告诉我们，并没有。
我们反复看到的都是同一种逻辑：风险总是在沿着权力结构往下走，最后落到最底层劳动者的身体上。
外包、派遣削弱了工人的组织能力;碎片化用工削弱了集体议价空间;责任与决定权的分离，劳动者需要对结果负责，却无权参与决定;需要服从规则，却无法触及规则的形成过程......今天的阶级问题已经不再表现为公开对抗，而是被拆解进合同考核、市场规律、风险共担当中。
当劳动者无法成为生产的主体，而只是利润机器上的耗材时，安全第一就很容易沦为墙上的标语;当发展成果首先以资本积累的形式呈现，而不是以劳动者生命保障的形式兑现时，所谓的现代化便始终带着一抹颜色。
这正是今天许多劳动现场最深刻的困境，这才是一个真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会把企业效率理解成脱离阶级关系的纯技术问题，企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支配生产、谁获得剩余产品等等，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如果一个企业说自己是公有制企业，那么劳动者就不能只是在企业盈利的时候被称为主人;如果企业亏损的时候需要工人承担责任，企业改革的时候需要工人承担成本，那么企业发展的成果出来以后，劳动者是不是也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
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因此，今天的人们如果用当代的就业观念去理解过去的下岗，也许难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工人的恐惧，对于一个在车间里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来说，他拥有的技能高度依附于原来的生产体系，很难再转化成当代的市场化就业能力，因为他们过去的生活已经与工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共同体。
三
这也是为什么那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后来能够击中那么多老工人的记忆，因为它真正写出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经济转型，而是一个普通家庭在一个时代变化中的无力感，那一句「如此生活三十年」之所以令人难受，是因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产业工人来说，三十年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而是一个人从青年进入工厂，一直工作到头发花白的完整人生。
一个年轻人失去工作或许还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一个五十岁的工人却很难把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全部清零，这种心理落差不是靠今天一句市场竞争就能解释清楚的，而是在生产关系变化以后，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突然失去了原有位置的问题。
所以很多下岗工人的痛苦远远超过少了一份工资，他们失去的是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很多普通劳动者最珍贵的东西。
而他们身上那张所谓的买断工龄协议，就是一道真正的分界线，以前工龄意味着保障，现在工龄被折算成一笔钱。
在这里面，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地方下岗职工本就有限的安置资源还遭挪用侵占，他们用本该帮扶工人的钱，让自家孩子过得风光体面，受人簇拥。反观很多下岗工人，在失去收入和保障的同时，又承担了转型过程中治理失序所产生的额外成本。
现在的我们如果要去了解那个时代下岗工人的心理，也不能只看政策和经济数字，还应该看看当时整个社会是如何劝说这些人接受「重新开始」的。
1997年的那首《从头再来》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对于很多后来进入市场化就业体系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鼓励，它在告诉人们即使失去原来的位置，也仍然可以重新开始，不过对于那些已经在国企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来说，这句话却未必如此温暖。
他们辛勤工作几十年，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留在工厂，到最后却被要求把几十年的身份、经验和生活全部归零，然后告诉他：重新开始。
这种情绪后来也出现在当年的联欢晚会小品里面，一句「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台词，使得大量东北下岗工人在公众的注视下，遭受了带有公共展演性质的人格羞辱，因为这句话把一个本应由生产关系和制度转型所承担的矛盾，重新转化成了工人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今天再回头看，那些歌曲和小品真正刺痛人的地方，并不只是艺术表达本身，而是它们无意中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价值逻辑：当工厂需要工人的时候，工人被称为主人;当企业需要改革的时候，工人却被要求首先理解改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东北老工人直到今天仍然对当年的某些文艺作品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反感的应该不只是某一句歌词或者某一句台词，而是那种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要求一个已经失去生活保障的人保持豪迈、接受命运，然后重新开始的姿态。
这让我重新想到《茶馆》里常四爷的那句著名台词，把那句话放回九十年代的大潮中，或许就是最刺痛他们内心的利箭。
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文艺作品，不应该单单只保留改革成功的一面，从而把工人的生活经验留在历史边缘，留在《漫长的季节》的人物身上，留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歌声里，留在一代工人对「我们是企业主人」这句话的记忆中。
行文最后再回扣开篇提及的《雍正王朝》，评判一场改革不能单纯以改革者手段是否铁腕强硬为标尺，也不能仅用后续经济数据的增长作为唯一准绳，更关键的核心追问应当是改革的利刃，究竟该指向何方?
这个本质问题，远比评判谁是雍正更有价值，也远比空泛的春天更值得我们深思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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