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微山湖上静悄悄”篡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后面还加上了“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化内容，被网友举报。
8月11日，武汉市文旅局答复称，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已正式立案调查。
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经典革命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曲。歌曲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真实地记录并歌颂了抗日战争中铁道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将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不屈灵魂的生动写照。
郭德纲的这种改编无疑是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精神的亵渎和侮辱。
有人认为网友的举报是小题大做，然而，郭德纲及其创办的德云社早已是“惯犯”，网友翻出其在2005年的演出视频，甚至拿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先烈“开涮”。
这样一个“老登”本来早就该被整治了，却一直活跃到今天才被网友举报其“歪曲红色经典，违背公序良俗”。
此前，郭德纲及其创办的德云社才多次因为演出低俗内容被观众举报，然而他们却死不悔改，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机制下，所谓的整改对他们这样的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演出机构而言几乎是无效的。
放到2005年前后，当时的舆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笔者25年前在大学图书馆还能在图书上看到拿“董存瑞炸碉堡被河南人骗”来侮辱河南人的段子，作为一个河南人，笔者记忆犹新。
那时的杂志、小说、网络论坛、大学课堂，再到后来的微博，随处可见拿革命先烈“开涮”的段子。读者看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口口相传。一些人是真信了，信了什么？革命先烈的事迹都是“假”的；而另一些人则是出于“躲避崇高”的心理，私有制大行其道，人人都为自己谋私利，说什么“无私奉献”，这不是给自己制造内疚吗？
这种社会风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文化精英、商业精英联手掌控舆论宣传推动的结果。某些权力精英为了制造“理性经济人”、迅速推进市场机制，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更是乐于见到这种结果。直到侮辱革命先烈的言论已经威胁到“国本”了，才有了后来“英烈保护法”的出台。
或许有人说，2005年的郭德纲只是“随大流”。但选择“随大流”说明什么？说明郭德纲对革命先烈没有丝毫的敬畏之情，更说明了相声演员郭德纲骨子里的唯利是图、低俗下贱，也说明了1973年出生的郭德纲在80年代接受的基础教育是何其失败！
相声本是一门“讽刺”的艺术。但新世纪以后却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一方面是能够登上电视舞台的相声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是活跃在民间的商业演出相声拼命拿底层人“讽刺”，甚至像郭德纲这样去“讽刺”革命先烈。
相声的这种变化，正是社会激烈变迁的缩影。
旧社会的相声演员大多出自最底层阶级，然而纵然有万般委屈，旧社会纵有万般不公之事，相声演员也不敢太过“冒犯”富人和权贵，否则就会危及性命。一个大头兵都能弄死你，地痞恶霸同样不能得罪，更何况牵涉到权贵。
为了吸引听众，相声演员讽刺的对象只能选择比自己更底层的人。所以，旧社会的相声中充斥着大量的荤口、伦理哏、打哏，充斥着嫌贫爱富、嘲笑残疾人、穷苦人的段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声演员也翻身当了主人，被邀请到工厂、剧院给劳动人民演出。然而，他们讲的依然是以前的段子，经常因为内容低俗、侮辱劳动人民，被观众轰下台。
比如，相声演员侯一尘和赵春田在华声电台播演《卖五器》，拿段子讽刺铁片大鼓艺人王佩臣是“打鼓贩们的奶奶”。旧社会相声演员通过讽刺比自己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给富人、权贵取乐，打鼓贩们敢怒不敢言；到了新社会，打鼓贩们有了主人翁意识，他们围住电台，要求侯一尘和赵春田道歉。为了平息劳动人民的怒火，此后两人不得不每天在演播前，都要先进行道歉，一连持续很多天。
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赵盘新的来信：《建议改进无理取闹的相声》，这封信指责东安市场升平游艺社的艺人张宏宾和张启明合演的《搞交情》《拉洋片》等作品：
“内容十分无聊，不能令人满意。……从开场到结束都是两人对骂……有些话简直是在侮辱观众。这种无理取闹的相声，不能给观众任何教育，建议曲艺界加以改进。”
在批评面前，两位演员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
为了帮助艺人们思想改造和业务提升，华北文委会与北京市文委会在1949年8月8日-11月21日和1949年12月1日-1950年3月31日，举办了两期针对戏曲和曲艺艺人的讲习班。两次艺人讲习班主要在民主、开明剧院举行，以大会报告结合小组讨论的方式开展学习，包括思想政治学习和怎样提高艺术。也就是在这个讲习班上，艺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文艺工作者”，知道了“文艺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艺人们不再是卖艺糊口的下九流，而是从事文艺工作的文化人，正式的“国家职工”。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改革的相声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新作品也层出不穷。老艺人只会表演，极少数才有创作能力；大多数相声演员，大字不识几个，能口口相传就已经不易，谈何创作?但随着相声的普及，很多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比如老舍、何迟、夏雨田等，让相声的新作品呈现井喷之势，其思想性、艺术性也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新作品不仅有歌颂新社会、新气象，讽刺旧社会的内容，更有很多敢于针砭时弊，讽刺官僚主义的内容，延安作风在相声界得到部分继承和发扬。这样的风气一直保持到90年代初期，那时春晚上的相声还是能够被观众喜爱的。
然而，90年代以后，相声行业开始改制，一面是原先的国有曲艺团体需要自负盈亏，另一面是北京德云社等商业巡演机构出现。前者需要层层审核，内容创作限制越来越大；后者则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搞低俗内容，随意拿穷人和残疾人开玩笑，只为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体制外”自学成才的郭德纲们，所学的恰恰是旧社会的那一套：嫌贫爱富、嘲笑残疾人、穷苦人的段子。于是，曾经被消灭的现象又复活了。
此消彼长之下，国有曲艺团体的创作者因稿费过低而大量流失，而商业团体却越来越红火，最终导致国有曲艺团体的转企改制。在审核机制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夹击之下，那些真正德艺双馨的老艺人黯然退场，相声除了在电视上继续扮演说教的角色，再也很难创作出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讽刺内容，反而让郭德纲这样的“三俗小烂蒜”混得风生水起。
这不正是当年精英们肆无忌惮地侮辱先烈，违背先烈遗志的结果吗？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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