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管员用扳手砸小贩脑袋
近日，武汉武昌黄鹤楼天桥发生一起恶性冲突事件：三名街道城管协管员巡查时与占道摊贩发生口角，摊贩虽在先前的冲突中致一名协管员面部受伤，但后续两名协管员赶到后，三人结伙围殴两名摊贩，施暴场面被路人拍摄传遍网络。武昌公安分局迅速介入，三名涉事协管员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起案件绝非简单的街头互殴，暴露出基层城市管理体系根深蒂固的制度漏洞，地方政府将原本政府才有的行政执法权分包给无执法权的社会人：协管员本无独立执法权，却长期游走在权力灰色地带，部分人员抱团施暴、恃权欺民，行为特征贴近黑恶团伙寻衅滋事，严重割裂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前新一轮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治理全面铺开，我们应当以此案为突破口，深挖协管员队伍乱象根源，从严整治越权暴力管理行为，从制度层面铲除滋生基层“微黑恶”的土壤。
《行政处罚法》《城市管理执法办法》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界定：只有具备正式编制、持有执法资格证的城管工作人员，才能开展劝导、暂扣、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协管员仅属于辅助用工人员，法定职责仅限政策宣传、现场巡查、信息登记，不具备独立处置矛盾、强制管理、使用暴力的任何权限。简单来说，协管员没有执法权，就没有管控、惩戒群众的法定资格，更不存在动手殴打群众的权力。
回到武汉这起冲突，即便摊贩占道经营、率先动手存在过错，协管员的正确处置路径十分清晰：第一时间隔离冲突、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录像，立刻拨打110交由公安机关处置，同步上报单位领导到场协调。但涉事协管员完全摒弃法治流程，在冲突平息风险降低后，召集同伴三人合力围殴两名普通百姓，这种结伙报复式暴力行为，早已脱离“管理纠纷”范畴，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刑事立案标准。
三个协管员，一个制服赤膊敞胸，两个便装光头刺青。老百姓看到的就是黑社会殴打群众。如果说这是政府在行政执法，恐怕会引发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警方对三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正是划清了一条刚性红线：身份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哪怕身披管理制服，没有执法权的协管员施暴伤人，一律按刑事犯罪追责。
长期以来，基层存在一种错误认知——协管员是“编外城管”，穿着制服就代表公权力，遇到群众不配合便可自行采取强硬手段。这种认知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漠视。大量案例证明，把执法辅助权等同于执法权，必然催生权力滥用。部分协管员随意掀翻摊贩货品、私自扣押群众财物、言语威胁、肢体推搡，一旦发生口角便抱团动手。他们混淆了“辅助管理”和“执法惩戒”的边界，把群众的退让当成肆意施暴的底气，把城市管理的公共职责，异化为个人宣泄情绪、欺压底层群众的工具。
从法律逻辑看，无执法权人员依托管理身份聚众殴打他人，不属于正当防卫，也不属于履职行为，纯粹是私人报复式犯罪，必须从严追究刑事责任，绝不能以“临时工、协管员”为由从轻处置、简单解聘了事。
三名协管员闻讯集结、协同围殴摊贩的行为，折射出协管员群体潜藏的团伙化风险，这也是新一轮扫黑除恶重点整治的基层乱象。
纵观多地已侦破的涉黑案件，不少黑恶势力正是通过应聘协管员、外包城管服务的方式，披上“官方管理”的合法外衣，在街头肆意妄为 。这类群体具备典型黑恶势力特征：一是抱团取暖、形成小圈子，遇事统一对外，依靠人数优势欺压个体群众；二是利用管理身份谋取私利，向流动摊贩索取“保护费”，默许违规经营换取好处；三是习惯暴力解决矛盾，只要群众不服从管控，便集体动手、寻衅滋事，群众敢怒不敢言，长期遭受欺压却投诉无门。
深圳早年曾侦破典型案件，某外包城管公司全体人员涉黑，依托协管员身份垄断片区市容管理，向沿街摊贩按月收取费用，拒绝交钱的摊贩就会遭到多人围堵、打砸摊位，多名小贩长期遭受暴力胁迫，直至扫黑行动才彻底捣毁该团伙 。此类“披着制服的黑恶势力”危害远大于普通街头混混。
普通群众面对社会闲散人员尚可报警求助，面对身穿管理制服的协管员，极易产生“对方代表政府”的畏惧心理，即便遭受殴打、敲诈，也担心投诉无门、遭到报复，选择忍气吞声，进一步助长这类团伙的嚣张气焰。
武汉天桥三人结伙施暴，正是基层微型恶势力的缩影。三人日常共同巡查、彼此抱团，遭遇冲突第一反应不是依法处置，而是集结同伴共同施暴，依靠人数优势压制两名普通摊贩，这种“人多即有理、暴力解决一切”的思维，与黑恶团伙恃强凌弱的行事逻辑高度契合。新一轮扫黑除恶明确提出“扫黑、除恶、治乱”一体推进，不仅要打击社会面上的黑恶团伙，更要深挖基层治理队伍中的作风异化、权力失控问题，对协管员抱团施暴、敲诈摊贩、寻衅滋事等行为，应当纳入涉乱、涉恶线索重点核查，发现团伙化、常态化暴力管理苗头，立即深挖彻查，坚决清除队伍里的害群之马。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城市管理工作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城市秩序、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本质是服务群众的民生工作。但部分协管员的暴力管理行为，正在不断消耗党和政府多年积累的群众信任，成为割裂党群、干群关系的无形壁垒。
流动摊贩大多是底层谋生群体，没有稳定经营门面，依靠摆摊维持家庭生计，占道经营固然违反市容管理规定，但背后是生存需求的现实困境。城市治理追求的是“刚柔并济、疏堵结合”，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兼顾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这才是人性化治理的应有之义。而三名协管员不分青红皂白结伙暴力殴打摊贩，视频传播后，无数网友为之愤慨。
群众看到的不是“整治占道”，而是身穿管理制服的人员联手欺压普通百姓。公众不会细致区分“正式城管”和“协管员”，只会将施暴人员等同于政府管理队伍，一旦暴力事件频发，群众心中便会形成“政府管理简单粗暴、不顾百姓死活”的负面印象。
长久以来，每当协管员暴力事件曝光，部分地方管理部门习惯性以“涉事人员是临时工、协管员”切割责任，简单解聘当事人平息舆论，回避单位管理失职、制度漏洞等核心问题。这种“甩锅式处置”，只会进一步激化群众不满。
群众认为部门不愿正视自身管理漏洞，只会拿编外人员充当挡箭牌，问责流于表面，深层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一次次暴力冲突、一次次轻描淡写的处理，不断消解公权力公信力，微小的管理纠纷，极易发酵成大范围负面舆情，损害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心中的形象。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基层一线直面群众，协管员是群众接触最频繁的基层工作人员，其一言一行都代表政府形象。放任无执法权的协管员肆意施暴，等同于放任矛盾持续积累，不断拉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这类看似微小的街头冲突，长期积累会动摇基层治理根基，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整治。
武汉三名协管员刑拘案件，是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整治的典型切入点。各地应当以此案为警示，从法律约束、队伍管理、制度改革、民生保障四个维度系统整改，彻底解决“协管员无执法权却乱执法”的沉疴顽疾。
第一
严格厘清权力边界，从源头禁止协管员越权履职。各地综合执法部门必须全面落实法律要求，出台刚性禁令：协管员全程不得单独开展巡查管控，所有市容劝导、纠纷处置工作，必须有持证正式城管队员在场主导；严禁协管员单独扣押物品、处置冲突、与群众发生肢体接触；完善执法全流程录像制度，所有一线管理行为全程录音录像，一旦出现暴力行为，同步追究涉事人员和在场监管正式人员双重责任，杜绝“临时工单独执法”的违规模式。
第二
结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全面清理协管员队伍，建立常态化筛查机制。开展协管员背景大排查，有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前科人员一律清退；对片区内多名协管员抱团欺压摊贩、收取保护费的线索，移交公安扫黑专班核查，认定具备涉恶特征的团伙，依法从严打击；建立群众常态化举报渠道，在天桥、菜市场、沿街商圈张贴举报方式，对群众反映的协管员粗暴管理、吃拿卡要线索，逐条核查、及时反馈，杜绝群众投诉石沉大海。
第三
彻底改革粗放式城市管理模式，推行人性化、疏堵结合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强制管控驱赶摊贩，各地应当规划便民疏导点、限时经营区域，为底层谋生群众提供合法经营空间，从源头减少占道冲突；落实“721工作法”，七成沟通劝导、两成规范管理、一成强制处置，优先以宣传、劝导化解矛盾，摒弃简单粗暴的打压式管理，平衡市容秩序与民生需求，从根源减少冲突发生。
第四
压实主管单位主体责任，杜绝“出事只处理协管员”的避责式问责。建立连带责任机制，凡是辖区出现协管员结伙暴力伤人事件，不仅刑事追责涉事人员，同步对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分管领导开展政务问责，追究日常监管、队伍培训失职责任；完善协管员岗前培训体系，将法律法规、文明沟通、群众工作作为核心培训内容，定期开展法治警示教育，树立“管理即服务”的工作理念，从思想上杜绝暴力管理思维。
城市管理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武汉天桥三名协管员无执法权却结伙施暴、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为全国基层治理敲响警钟：协管员越权暴力乱象，不仅触碰法律底线，潜藏基层黑恶风险，更严重伤害党群干群关系。当前新一轮扫黑除恶纵深推进，各地应当牢牢抓住这一治理契机，以该案为典型样本，深挖城市管理体系制度漏洞，厘清执法权力边界，净化基层管理队伍，摒弃简单粗暴的管控思维。
基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秩序与民生共生、管理与群众同心。唯有严守法治底线、铲除基层微恶土壤、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才能化解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对立矛盾，修复党群干群鱼水情深，让城市管理真正获得群众理解与支持，筑牢基层长治久安的民心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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