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辩证法，就要讲斗争。过去，共产党人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斗争哲学”。这本无不是，但有人则对此大做文章，反对把共产党人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事实上只要有矛盾，只要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就有斗争，只不过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斗争不只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生死较量，不只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抗衡，它还有正确与错误的拼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斗争”看成只是“你死我活”那样就简单片面化了，而要把“斗争”一概说成是“残酷迫害”、“无情打击”那就有点儿污名化了。就在社会文明建设这个范畴内来讲，斗争就是对不文明思想行为义正辞严的批评指责，积极勇敢地劝阻和制止，是促进文明素质提升的基本作用力之一。
如何加强社会文明建设，提升人的文明素质?一是要靠人生价值目标、道德理想的教育引导，诸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指向，更有毛主席标定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可以说是促进人的文明素质提升的“引动力”。二是要靠对不文明的社会现象，不文明的行为习惯进行积极的斗争，以阻止人的文明素质的向下滑动甚或是倒退，因此这可以说是一种“促推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能把斗争简单地说成是无情的打击、残酷的迫害，从对错误和落后思想行为习惯的制止扭转上讲，这种斗争是与批评指正相向一致的一种教育。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对人的文明素质的提升上，仅凭正面教育引导的单一作用是难有成效的。孔孟之道被历代统治阶级推崇倡导，但始终没有在全社会践行开来，甚或是成了坏人行恶的遮丑布，不是这样吗？那些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不就是明证吗？
长期以来由于斗争哲学受到批判，人们不敢讲“斗争”，对“斗争”讳莫如深，结果是“五讲四美”类的道德教育成了一种空泛的口号，没有多少人把它作为行事的准则，也就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效应，反倒是出现了思想混乱，精神滑坡，道德沦丧，文明素质不升反降的社会状况。
这是因为在不文明行为肆虐为害时，无人旗帜鲜明的反对制止，无人挺身向前阻拦制止，也就是说当社会没有了正义担当，不敢进行积极的斗争时，也就默认和纵容了不文明行为的泛滥。放开来看凡是让世人瞩目的那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的形成都有一个强力养成的过程，也就是都离不开斗争的作用。新加坡社会文明不就是伴随着以“鞭子抽打”为标志的严厉的惩治而逐渐养成的吗?这不也就是一种“斗争”吗?
如果在不文明行为发生时，我们敢于上前制止，向不文明行为说“不”，不文明行为就会有所收敛，甚至会转化为文明行为，使文明行为得到弘扬，形成人人遵文明、守文明的良好氛围。 敢于向不文明行为说“不”，敢于正面制止不文明行为，本身就是文明对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要求，是一种社会责任，既是对别人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客观的讲上世纪前三十年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文明素质很高，这一方面是在于正面的教育引导，让“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就是人们有正义担当，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正是这种“引动力”和 “促推力”双力合用才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文明。
事实告诉我们，在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素质的提升过程中不能缺少斗争的作用力，斗争就是促进，斗争就是推动。因此，要在全社会旗帜鲜明地提倡、弘扬斗争精神，要增强敢于对社会上不道德、不文明的思想行为“亮剑”的自信和勇气，要同一切有碍社会文明素质提升的思想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文/邓新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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