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1日，在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匈牙利共产党在众议院大厅召集党员大会，宣布了自己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以及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第二天喧闹的马扎尔人们在告示栏上读到了共和国的“一号告示”：“告全国人民书，匈牙利无产阶级从今天起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把国家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匈牙利的国体是苏维埃共和国。”这份宣言宣告了匈牙利苏维埃的诞生，而他的作者是新被选举的外交部长，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库恩·贝拉
库恩贝拉，一个中国人民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去问老一辈的家里人，他们可能会在一些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小册子里翻到过他。他被称之为“匈牙利的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者，人们对他其实不甚了解。他们更加熟悉的，是1956年之后的拉克西马加什，是纳吉伊姆雷，是卡达尔亚诺什，是卢卡奇格奥尔格。可是给予马加什以革命的组织的是库恩贝拉，给予卢卡奇理论之实践来源的是库恩贝拉。不了解他，我们可能就不能了解西方马克思起源背景，和东欧剧变的社会和民族根源。所以我想要写一些他，写一写这位喀尔巴阡的雄鹰。
库恩贝拉，原名叫科恩贝拉，他来自一个犹太人家庭，1886年出生于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个叫“莱莱村”的小村子里，家里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这个村子的村长，但是村长的薪水十分微薄。他还是一个酗酒如命的人，这或许也是什么库恩家虽然自食其力，却也不过勉强糊口的原因。
老库恩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待人热情，友善，受到村民的爱戴。他会站在农民中间为他们说话，会为了良心和村民的利益，得罪村里的大地主和贵族，甚至被诬陷进监狱。但他也是难免是封建家长制的：送贝拉上学的时候，他嘱托老师“每次辅导前要无例外的先打板子。应该打脑袋，打别处他会木无感觉……”不过好在教导贝拉的是匈牙利先锋诗人奥第·安德烈的弟弟拉约什，也不会真的打他就是了。
贝拉十五岁的时候，他父亲因为再次得罪了村里的勋贵，蹲了几个月监狱，然后被驱逐出西拉吉切赫。全家迁到了科罗日瓦尔居住，父亲谋取了一个地产交易所的文职，母亲只能足不出户，养育着贝拉的弟弟妹妹。
这个时候贝拉一边在完成中学的学业，一边写点文章给报社，赚取一点微薄的稿费，用于养家糊口。他在中学热爱文学，钟情于裴多菲·山多尔，钟情于匈牙利人的革命历史，钟情于爱国主义，钟情于1848年精神，钟情于殉道者的英勇和无畏。他在中学的获奖的作文里写道：
“裴多菲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革命中，谨小慎微势必一事无成，只有大胆和勇敢才能将革命带到胜利的彼岸。因此，裴多菲不仅鞭答某些人的投机和观望，而且也谴责民族本身，特别是其中的那些以空话和大话试图解决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贵族老爷们。”
他热情奔放，又细致入微，他对匈牙利民间叙事诗和诗歌的研究程度“只有透彻了解马扎尔和塞凯伊人的民俗学家才能比肩”。因为父亲的经历，他痛恨贵族，地主的欺侮，认为是鼠目寸光的贵族背叛了裴多菲代表的匈牙利人民。
在中学的课程之中，除了历史和文学，我们的库恩贝拉最喜欢的就是植物学了。每每逢星期日，这位少年就起大早离开家，很晚才回去，裤子总要撕破几个口子，在家里免不了要受责怪。但他并没有因责怪而动摇。有一次裤子又撕了个大口子，母亲气愤之余夺过那些长根须的“新植物”，库恩·贝拉央求母亲宁可惩罚他，只是不要碰坏那些难得的“珍品”。
库恩贝拉也是个语言天才，毕竟在奥匈帝国这样一个有13个不分伯仲的民族组成的“帝国”之中，要去实践什么工作都离不开沟通这一关。库恩·贝拉在上学期间，居然德文课成绩不佳。他拉丁文学得很好，不想学德文是“出于原则”。他想以不学这个语言来表示对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匈牙利的抗议。但后来他还是掌握了德文，当他领导共产国际的宣传鼓动部时，曾不止一次地用德文撰写文章和号召书。他的俄文是无懈可击的。他还可以阅读法文材料，在近五十岁的时候又学会了阅读英文。
库恩·贝拉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懂英文，看不懂英国和美国报纸，那他今天就无法研究政治问题”。他羡慕自己的波兰朋友拉平斯基每天能翻阅三十四种外国报刊，而他每天只能翻阅二十种。他说“......这都是因为我英文不行的缘故。"
这样一位努力而聪敏的少年郎，自然而然会被家长老师其于厚望：老库恩记得贝拉毕业典礼那天，校长和他说：
“先生，您的儿子已经毕业了，成绩堪称优良。可是我感到有义务提醒您这位做父亲的:如果您不能使自己的儿子抛弃要扭转乾坤的想法，那么您的儿子可能会成为大人物，但也可能被送上绞刑架......”
校长确实极富有远见。中学刚毕业不久的贝拉，就投身于科罗日瓦尔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当中。他积极的四处奔走，宣传，组织工人，并和天主教社会主义党的人开展辩论。19岁的他结交了许多同志，朋友，一个劲得往那个窘迫的家里去领。他的母亲，默默的支持着贝拉的运动：留下那些朋友过夜，腾出房子里不算大的一片空地，即使家里臭烘烘的，即使第二天断炊。贝拉这种极富热情的对待同志的态度，到了成年之后，组建成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流亡到莫斯科时也没有丝毫改变。贝拉娜（库恩贝拉的妻子）回忆道：
“我们在莫斯科的家就象个中转站一般。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库恩·贝拉常把认识或不认识的客人带回家，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他只到时关照一声;“这位同志要在咱们这里住几天。”由于他的书房里存有秘密文件和其他材料，所以谁也不能在那里住。于是他请我姐姐把住房“调整一下”，也就是说让两个孩子和我姐姐睡在饭厅。每当深夜的“民族迁徙"结束以后，库恩·贝拉就把客人们让到餐桌上，同他们一起吃晚饭。不论桌上菜多还是菜少，他都亲自分食物，有时他还跑到厨房去，看柜子里是否还有可以吃的东西。”
总之，这就是青年以前的库恩贝拉，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少年，带着对匈牙利人民的无限关怀和热爱，对革命同志的热忱，展现在了埃尔代伊的劳动者之间。
【文/矮人和牡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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