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非鱼(长江大学)
来源：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刘继明，当代著名作家，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他的创作轨迹在当代文学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弧线——从先锋文学的实验者，转向对底层与现实投注深切关怀的写作者，再到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实践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条由“人民之友”到“人民之子”的蜕变之路，既是个体生命的升华，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一、 从“先锋”到“人群中的人”：边缘者的自觉
1980年代，刘继明以带有先锋实验色彩和文化关怀的小说步入文坛。彼时，他与许多同代作家一样，沉浸在形式探索与个人化的叙述姿态中。然而，他内心始终有一种与主流保持距离的冲动。他自认是一个“在边缘游走的人”，借用波德莱尔的话说，是“人群中的人”。这种边缘感，并非孤芳自赏，而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本能警觉。
1990年代市场化的浪潮中，文学日益“内心化”和“个人化”，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热情普遍消退。刘继明这一阶段的创作反映知识分子面对市场化的精神裂变，被命名为“文化关怀”，引起文坛广泛关注，此后不久，他开始了创作上的“转向”。从《请不要逼我》到《父亲在油菜地里》，他的笔触开始向社会的底层和褶皱处延伸。这并非简单的题材转换，而是一种价值立场的位移——从关注知识精英的精神境遇，转向关切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从形式的“先锋”走向思想的“及物”。
二、 虚无的深渊与“悲伤的涅槃”：一场精神的蜕变
转向并非一蹴而就，其间伴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刘继明曾坦陈，有一段时间，他因个人生活的灾难和身体的病痛，内心被巨大的虚无感填满，“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他一度研读宗教和哲学书籍，甚至差点成为一名基督徒，试图为生命寻找一个超越性的依托。
这段精神上的“黑暗时期”，反而成为他思想发生质变的关键。在痛苦中，他体会到了一种由“悲伤”而升华的情感：“悲伤既能让你堕入濒临绝望和毁灭的深渊，也能使你在承受地狱般的折磨之后，获得人生境界上的涅槃……你的爱不再是那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而已经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正是这种穿越虚无后的涅槃，让他意识到，个人的信仰问题必须与对“此岸世界”的理解相结合。人不能仅仅解决内心的信仰，还要“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的目光从形而上的思辨，重新坚定地投向复杂残酷的现实。
三、 在“后撤”中前行：重构历史主体与价值
这种思想上的转向，集中体现在他历经二十年打磨的长篇小说《人境》中。这部被视为他创作“总结性”的作品，美学上回归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甚至主动接续了柳青《创业史》等“十七年文学”的传统。这一“后撤”姿态，在流行“去政治化”和形式创新的文坛显得格格不入，却正是他有意的选择：“任何花哨迷乱的外衣都无法遮住文学内部的苍白和危机”。
《人境》中的主人公马垃，被视为刘继明的精神自喻。马垃的成长受两个“精神导师”影响：代表集体主义理想的哥哥马坷，与代表个人奋斗、下海经商的老师逯永嘉。经历了商海浮沉与牢狱之灾后，马垃选择回到故乡神皇洲，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一样，进行脚踏实地的乡村建设。马垃身上没有“高大全”的简单化，充满了“纠结、犹疑、矛盾和困惑”。但正是在这种复杂中，刘继明试图重塑一种“新人”形象——一个继承社会主义精神遗产、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探索“合作化”新路的实践者。马垃的行动，被评论家认为点亮了费孝通、梁漱溟等“乡建派”的身影，也回应着柳青笔下梁生宝未竟的事业，但其面临的困境远为复杂。
对刘继明而言，文学不仅是技艺，更是“思想的形式”。从先锋文学中“撤离”，并非向平庸的“纯文学”趣味投降，而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前行——通过直面中国最深层的社会矛盾（如三农问题、国企改制、资本下乡），重新召唤文学的现实关怀和思想力量，尝试为被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笼罩的时代，探寻一种具有历史厚度与道德勇气的精神出路。这，就是他作为“人民之子”的皈依之路——不是找到某个现成的答案，而是在不断地回望历史与介入现实的艰难实践中，重新确立一个作家与人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
刘继明的“皈依之路”，如果以《人境》为界，前半程是思想上的转向与价值重建；那么后半程，则是他将这种转向推向极致，以与体制决裂的姿态，用《Black & White》投下时代证词，并以创办左翼文化阵地的方式，完成从“作家”到“战士”的身份蜕变。
四、《Black & White》：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证词”
2017年前后，刘继明与主流文坛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他举报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陈应松涉嫌违纪问题，直指文坛已是“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与资本和权力深度捆绑，丧失了公共性和批判精神。这场斗争被他定性为“无产阶级与公知集团的意识形态对决”，而非简单的个人恩怨。2018年，在受到处分等不公正对待后，刘继明做出了与主流文学体制彻底决裂的决定。他宣称“当文坛堕落……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这一决裂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其长期秉持的左翼立场与体制化环境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继续留在体制内，便是对自身信仰的背叛。此后，他放弃传统出版渠道，转战网络，将个人公众号和社交媒体视为新的“战壕”。
与体制的决裂和思想的激进转向，催生了刘继明创作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三卷本长篇小说《Black & White》（2022年完成）。这部120万字的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延伸至新世纪，并通过家族史回溯百年中国革命，被誉为“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
《Black & White》以王晟、顾筝、杜威等几个核心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呈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分化与挣扎。王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一度渴望跻身精英阶层，却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于痛苦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教父和童年记忆；而顾筝，这个性格内向的法律系女生，最终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反抗之举。与这些人物对应，杜威则被塑造成一个将“个人主义或欲望主义美学发挥到极致”的“坏人”，折射出资本与权力勾结下的时代乱象。小说中还塑造了宋乾坤这一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一个“既是老革命，实际又是藏在革命队伍里很深的投机分子”，精准刻画了革命队伍中某种“两面人”的形象。刘继明称，这部小说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看到，经历和思考的一切”，是一份“时代的证词”。然而，这部耗费五年心血的作品在国内遭到封禁，只能以电子版等形式在民间传播，其被禁的命运，反而强化了其“时代证词”的符号意义。
五、创建阵地：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与体制决裂后，刘继明将个人实践扩展为有组织的文化运动。他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破圈”过程。
早在2011年，他曾自筹资金创办《天下》杂志，试图搭建一个“超越左右”的多元对话平台，但这场理想主义实验仅持续不到两年便因资金和刊号问题停刊。《天下》的失败是一次深刻的“祛魅”经验，让他认识到在体制内或边缘搭建“桥梁”的徒劳。
2020年，刘继明创办《中流丛刊》，直接接续魏巍在1980年代创办的同名杂志传统，旗帜鲜明地以“马列毛主义为根本宗旨”，试图构建左翼内部的统一战线。尽管该刊仅出版四期即遭勒令停刊，但正是从这时起，他的影响力从文学界“破圈”，使他成为一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
此后，他又主持创办写作研修班，明确提出培养“红色写手”的目标，并提出了“感情关、立场关、语言关”的写作三关，要求学员“成为一名真正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红色写手”。同时，他以《随想录》系列微博体随笔进行思想传播，用“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降低左翼思想的传播门槛。从创办杂志到运营自媒体，从个人写作到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刘继明完成了一次从“作家”到“游击队员”和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蜕变。
结语：从“人民之友”到“人民之子”的精神嬗变
“人民之友”与“人民之子”，虽仅一字之差，却标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站位与价值取向。
“人民之友”，更多是一种姿态上的亲近与旁观中的同情。它源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文关怀，表现为对底层苦难的看见、对不公的揭露、对弱势的代言。这种关系本质上仍是“我”与“他者”的二分——知识分子站在岸上，向水中挣扎的人民伸出援手，虽真诚可贵，却终究隔着一层“俯视”的温情。刘继明早期的底层书写，大抵停留于此：他为工人农民发声，但仍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言说。
“人民之子”，则意味着彻底的投身与生命根系的重新嫁接。这不是“为他们说话”，而是“作为他们说话”；不是“走向人民”，而是“从人民中走来”。成为“人民之子”，意味着放弃知识精英的主体优越性，将个人的命运、情感与思想，完全融入人民的整体实践中，在人民的苦难与斗争中重新确认自我的存在意义。这是一种主体性的根本置换——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者”或“代言人”，而是人民自我觉醒与自我解放过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刘继明的皈依之路，正清晰呈现了这一嬗变过程：
早期，他是一个站在边缘的观察者，以文学描摹底层的生存图景——“人民之友”的姿态；
中期，他在虚无的深渊中完成精神涅槃，意识到个人信仰必须扎根于“此岸”的社会变革——“走向人民”的转折；
晚期，他与体制决裂、写《Black & White》作为“时代证词”、创建左翼文化阵地，将自己的生命实践完全嵌入无产阶级的文化抗争中——“成为人民之子”的完成。
这一转变中，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他从“为人民写作”，转变为“作为人民的一员去战斗”。前者是文学事业，后者是政治实践；前者追求作品的审美与思想价值，后者追问的是“我的立场站在哪一边”这一根本问题。
“人民之子”的意涵，还包蕴着一种对“血缘共同体”的重新认定。在刘继明看来，血缘意义上的“人民”并非抽象的人口集合，而是由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阶级处境、共同的解放愿景所凝聚的生命共同体。成为“人民之子”，就是将这个共同体的命运视为自己的命运，将其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将其抗争视为自己的抗争——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集体主体性”的重建。
鲁迅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刘继明的蜕变之路，将这种“有关”推向了极致：不只是情感上的“有关”，更是政治立场、生命实践与历史使命上的“不可分割”。从“人民之友”到“人民之子”，他用半生的创作与实践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一个知识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 （瞿秋白评鲁迅语），如何才能在背叛精英知识阶层之后，真正“长”进另一片土地里去？ 刘继明充满曲折和戏剧性的道路或许充满争议，但其决绝与真诚，已然构成了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一份精神挡案，包括对他的评价，也将由后来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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