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民发出《一个明显没有道理的政策缘何执行了46年没有松动？》，指“研究生招生英语单科‘一票否决’制度从1979年沿用至今，已有46年未实质松动”，事实上此类“英语单科一票否决”不仅在研究生招生的教育领域，还蔓延到国家其他相关领域，比如高级职称评定――比如某政府机构“高级会计师”的评定。
当然类似高级职称评定的“英语单科一票否决”前些年已有“松动”，事实上“松动”从来就在，事实上他本就是各项“混乱”的由来和源头，比如一个五十年代人到了“评高级职称”，你打死他也做不到“英语单科一票否决”。
这种情况曾经弥漫于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不仅研究生招生，政府机构评定职称，还有比如加民列举的“考古”、“古文字”、“传统戏曲”等明显与英语无关的领域和方面。
当然据我所知，许多领域和方面与“评高级职称”一样早已松动，但是加民提出的情况在我们民族的国家活动中还未根本扭转，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我看就在“懒政”，
比如从事“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人明白，既使使用“英语”但他的复杂繁难程度反而比普通生活英语简单，进入这个专业的人反而觉得更容易，相对专业外的人既使英国本土人，也象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由此提示：既使“英语单科一票否决”也该分门别类，分别设计――设计得当，既使一时半会扭转不了根本，也可降低和减小“英语单科一票否决”带来的弊端和恶果――我以为读书人都有体验的。
这在我们国家活动中做到了吗？以我所知有些做到了，但是大局未有根本改观。
加民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等着――需要对“‘英语单科一票否决’制度的设计人员”进行“挑选”和“设计”。
而这几乎就是无解，这个问题直接触动“教材改革”，而这触及国家制度的根本；“无解”的具体表现就是“极端”――比如有人提出暴论“剔除英语主课地位”甚至“取消中学课英语”。
中国社会许多“极端”源自于国家生活的“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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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懒政”背后的动因更复杂！有些可能触及“国本”？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通常我举这么个例子：
“文革”恢复高考后每逢高考，必就《语文》试卷甚至“作文”考题引全国甚至全华口水仗，最后必致《语文》课改革的强烈呼声，前几年这种声音陡然消失不再――我的理解：华人的智力已达到一个水平，这种争来争去无济于事，根本不在“《语文》课改革”诸如此类，而在“国本”本身――而这暂时无解，于是不必再争，只能等待！。
智力达到，但是代价巨大，“《语文》课”改来改去回到原点，甚至还不如以前――一些专业论刊的讨论这个问题更严重，完全不如八、九十年代，改来改去纯粹倒退。
我们梳理一下“文革”恢复高考以来，关于《语文》试卷甚至“作文”题的争来争去，直接间接指向一个方向――与人的精神价值有关方面；这个所谓“方面”在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比如1949年立国到“文革”期间）确实可以在“课堂”等教育领域得到很好控制和解决，但往后时日越来越困难，不能再“刻舟求剑”了。
与人的精神价值有关，这还不是“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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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在我们国家活动的许多领域和方面存在，不妨用一个符号表示：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K，首先得有一个设计者K0，你要决定有个设计者K0那你得有个决策者K1;你要有个决策者K1那你必须有个设计者K2,你要有个设计者K2那你必须有个决策者K3……；这样为完成一项任务或决绝一个问题K，那就必得完成一个序列：
K<－K0<－K1<－K2<－K3<－……
当然真实场景不必这么个无限序列，而是有限几步即可，比如一个生产保温瓶的工厂，得有一群工程师来设计产品生产线和流水线，要召集这批工程师来工作，那就必须一群管理人员和厂长经理――真实场景可能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达到。
“生产保温瓶”诸如此类物质领域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一旦涉及精神文化领域那就复杂度陡升，那就几乎整个民族和国家行为，也不是“生产保温瓶”那样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反反复复“动作-试错”过程――比如我们华人国家几十年来反反复复的“《语文》课程教改”；换算成今天加民提出的问题和我所举的“分子生物学”例子，不必“K<－K0<－K1<－K2<－K3<－……”这么烦琐。可以简单文辞表述为：
“对‘挑选者’进行挑选，对‘设计者’进行设计”这将成为我们华人国家未来生活的巨大共识，而不再或减少“《语文》课改革”那样折腾来折腾去。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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