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夹击和围追堵截，跨越了渺无人烟的雪山和人迹罕至的草地，以突破接近人类生存极限的环境，胜利的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然而，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远不止于军事上的转危为安和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重新回望这段历史，这场远征最伟大的意义更在于彻底重塑了中国共产党。这种重塑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艰难困苦中找到了真理，更使一个曾经路线摇摆并局限于南方苏区的政党，成长为思想成熟、领导坚强、立足于全民族，进而能够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变前途命运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深刻决定了此后中国革命的整体走向乃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
正所谓：“光阴褪去当时雾，久远方明世事因”。当历史离我们越是逐渐遥远，我们后人就越能看清里面的本质。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1】 确实如此，因为新的进步必然是对旧秩序的“叛逆之恶”，同时也正是这种“恶的动力”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给予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然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至长征胜利之前，不管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过程并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而是在与这种“恶”的斗争和较量中逐步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和统一思想中迎来了新的胜利。而正是长征使得逆境甚至绝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化认识和统一思想方面所形成共识的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
我们都知道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要进行这次战略大转移，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这次失败的根源是“左”倾教条主义全面掌控了中央的军事和政治路线所致。我们今天在回顾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照搬书本和苏联革命经验，并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和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军事政治路线的时候，不能仅仅一味地按照“教科书”和概念式的形式以及用标签化的模式对其进行批判。而是需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的成因，并从这段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提炼真正有益的经验和汲取发人深省的镜鉴，进而使当下以及今后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发展实践中，始终坚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主动规避滋生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与实践误区，杜绝重蹈历史覆辙，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立足国情、贴合实际、行稳致远。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2】
我们知道王明和博古是当时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按照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组织关系来看是完全合法的。王明和博古等人长期在苏联留学，熟读马列书本的原著并且精通共产国际的话语体系。这样的光环不要说在90多年前，就是放在今天也是极其耀眼并完全符合干部使用和提拔的标准。而毛泽东这种没有高学历背景，没有出国留洋和名牌大学的经历同样放在今天也是极难达标更没有资格和王明、博古等人竞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够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当然也就有了组织快速提拔的通行证，进而也就有了“指点江山”的话语权。这样王明和博古等人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主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进而也就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总体方向。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进而造成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并不仅仅是王明和博古一两个领导者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瞎指挥”的问题，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党内思想根源与时代局限，核心在于当时党内多数同志普遍存在对苏联革命模式和共产国际权威的绝对盲从与深度迷信。
这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和“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思想，不是这一两个领导人和极少数革命者的认识，而是那个时候的“大气候”和多数人的集体意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3】 而这种“形而上学”思维产生的教条主义的集体意识，本质上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背离，严格的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关于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作战经验和盲从共产国际指示即对唯物论的背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4】 关于教条主义者把苏联革命理论和欧洲战争的普遍性当成指导原则，而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即对辩证法的背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5】。
这不仅是毛泽东事后对教条主义者所进行的形象而深刻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在思想和认识论上的拨乱反正。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的焕然一新和持续胜利，本质上就是全党在指导思想和认识论上的提升。而突破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提升，其过程是艰难的并伴随着血的代价。
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跟身边的同志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 【6】而正是长征路上的湘江血战使全党开始逐步认识到之前这种教条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进而促使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血的教训中，是在牺牲五万多红军将士的代价中，逐渐找到了独立自主和实事求的思想路线。这种残酷和惨烈的革命实践不仅是对党和红军革命意志的生死考验，更是对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两种思想路线的筛选和检验。长征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并找到了真理，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自觉地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也正是因为全党和全军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才开始从一个胜利持续走向另一个胜利。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的欢迎会上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7】 周恩来同志的上述讲话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意义的深刻总结，也是作为一位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在经过正反两方面的革命实践中的切身体会。
长征的胜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转危为安，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正是这种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迅速抛弃洋教条，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并开始独立自主和立足自身实际的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二、长征使中国共产党提升了民族解放的政治胸怀和战略格局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翻越了夹金山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正式会师。而这次会师不仅没有使革命事业顺利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反而进入了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8】。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不仅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要挟党中央南下。内部叛徒的“逼宫”其危险远大于雪山草地和敌人的围剿，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不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这样说：“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9】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同志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星夜兼程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我们一定不要低估毛泽东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断，正是毛泽东这次毫不妥协坚决北上的战略决断，不仅使红军避免了张国焘的内部分裂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更使中国共产党融入进了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洪流，进而成为领导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
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区域主要局限于南方的农村根据地，斗争地域和斗争形式主要是在赣南和闽西等地进行的土地革命。这种斗争区域和斗争形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斗争的实践上更多的只能是聚焦于苏区的生存和反抗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这种“狭隘的地缘环境”和单一的斗争形式使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条件在实践上站在全民族救亡的高度来统筹全局。而毛泽东通过北上的战略转移最终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到了陕北，这就使得红军占据了连接华北抗日前线的关键区位。不仅在认识上，更在实践上抓住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大势，打通了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战略通道。毛泽东在红军出现大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内战的生死攸关的历史关键时期的这种战略决断，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构建起了面向全国、衔接西北边疆和直指日寇占领区的广阔全新的战略空间，完成了革命布局从南方分散的局部割据到统筹引领全国革命大局的根本性跨越。
这种跨越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彻底打破了此前因地理局限所形成的局部斗争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格局。这种因地缘战略格局的根本性重塑，带来了党的历史定位与革命视野的深刻蜕变，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彻底摆脱区域性革命政党的局限，逐步成长为立足全国大局和心系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先进领导力量，极大拓展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引领民族解放事业的战略胸怀与宏大的政治格局。
反观张国焘的“南下战略”，表面上使红军暂时得以避开胡宗南的中央军主力从而保存实力，本质上则是依托于西南偏僻山区的消极避战。是只看眼前利益和短期安全，无视全国主流形势和革命大局的消极保守的机会主义路线。红一方面军主力通过毛泽东的北上战略响亮的打出了“北上抗日”这种契合时代主题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政治宣言，而跟着张国焘南下的第四方面军打出的口号则是“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这种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纯物质性的“肚皮宣言”。更具讽刺的是张国焘的这种具有物质性的“务实精神”并没有使红四方面军得到发展，在取得绥崇丹懋战役【10】这种短暂的战术性胜利后，即在百丈关战役【11】之后由盛转衰，最终使部队从8万人锐减至4万，被迫退守西康的甘孜，最终使南下路线全面破产。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同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李自成在陕南的商洛山最后打进北京城和张献忠南下四川最后被绞杀的政治实践，可以充分的说明毛泽东与张国焘这位“北大才子”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党性的优劣，更在于见识水平的高下。我们可以想象张国焘后来如果没有迫于压力同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一同北上，而继续顽固地坚持南下路线，最后的结果一定不会比张献忠要好。这就是同样作为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认识水平的不同，直接导致了革命结果的不同。
毛泽东在长征后期主动调整政治战略，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鲜明主张，把土地革命的阶级任务融入进了中华民族独立的总任务之中。在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形势下，不再孤立地看待工农的翻身斗争，而是认清了不赶走日本侵略者，人民解放便无从谈起，民族的生存是一切阶级解放的前提这一主要矛盾。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格局不再局限于一党和一阶级的利益，而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为根本考量。
长征初期，红军最首要的目标是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剿和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属于短期生存目标。但是面对山河破碎和国土沦丧的现实，让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得到升华，也让进一步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不仅仅是为贫苦农民分田地和建立局部红色政权，更是为驱逐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进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紧紧地抓住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来看待民主革命，心系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使奋斗目标和胸怀格局有了质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这种主动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感，呼吁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外侮和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先的政治选择。不仅彻底拉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站位，更获得了全国各进步阶层和爱国人士的广泛认同。反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派系争斗和政权存续置于民族大义之上，不惜投入重兵和耗费巨大财力持续围剿红军，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却一味妥协退让、软弱避战。一边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危亡为己任、主动顺应历史大势调整战略布局、扛起民族救亡的时代旗帜，一边是国民党集团囿于一党私利、逆历史潮流而动、漠视民族整体利益，两个政党的胸怀、战略格局与民族担当形成鲜明反差，其先进性与进步性高下立判。
可以这样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政权的溃败，并非仅仅是当时斗争和博弈所产生的时局结果，而是其兴衰成败的历史伏笔和人心向背的根本走向。而这一伏笔和根本走向，早在长征这一关键时期的战略抉择与道路抉择就已深深埋下，并被历史发展的规律所注定。
三、长征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实践了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12】长征之前，在“左”倾教条主义与关门主义思想的长期主导下，党内一度滋生出相对狭隘和极端化的阶级斗争思维。这种片面追求阶级队伍“纯而又纯”的斗争理念，片面强调阶级对立和排斥一切中间力量，以及拒绝联合地方武装、民主进步人士与爱国阶层，将大量可以团结和能够助力革命的进步力量错误划为斗争对象。这种极端狭隘的斗争路线，极大压缩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导致党的对敌斗争阵线愈发狭窄、并使工农红军长期陷入孤立作战、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也为后续反“围剿”失利和革命陷入险境埋下了思想隐患。
1933年11月，就在中央苏区应对国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对内“剿共”的政策，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主动联络中央红军，提出停战反蒋抗日。宣告对外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联共反蒋的方针。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而此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形成的“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将领只是军阀政客的权宜欺骗，所谓反蒋抗日口号是伪装的“左”倾词句，一切国民党派系（含反蒋地方实力派）全是帝国主义代理人” 【13】的判断。在1933年12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全盘复述共产国际的观点，否定福建政府的革命性，拒绝实质性的军事合作。这种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和反对与十九路军进行军事上的配合，最终让中央苏区错失了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和突破战略困局的绝佳契机。这种狭隘的斗争思想与极端的“关门主义”倾向，不仅直接导致十九路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并最终宣告失败，也让红军自身也陷入了更为严峻的军事被动。最终，让蒋介石得以利用我方战略割裂的局面实行各个击破。红军也就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启动了艰苦的长征之路。
但是经历了万里长征的生死淬炼，并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的这支革命队伍完全实现了认识论、战略观和斗争艺术的整体性升华，党的政治成熟度与斗争能力得到了根本性重塑。这种升华和重塑在3年后即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处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与此前“福建事变”的教条式应对形成了鲜明的且极具说服力的历史对照。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民族存亡压力空前严峻。此时苏联与共产国际依旧延续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立场，全盘否定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此次兵谏的举动。苏共的《真理报》将这一举动定性为军阀叛乱与亲日的投机行为，片面指责事变破坏抗日大局，完全无视张杨二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立场。与苏联的立场和共产国际的评价和定性截然不同，毛泽东立足中国社会矛盾变化与民族危亡的根本大局，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根本性质上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爱国正义性，并将其界定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进步行动。同时基于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党中央果断摒弃极端激进的斗争主张，确立“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科学方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既坚定支持爱国抗日的正义行动并积极斡旋稳定政局制止内战蔓延，又立足全民族抗战大局主动协调各方关系，推动国共两党化解对峙、重启合作。最终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的政策和初步形成联共抗日的政治格局。这一成熟、务实和胸怀全局的斗争策略，彻底摒弃了当年在“福建事变”中表现出的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成功团结了中间爱国力量和扭转了革命的被动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成长为能够驾驭复杂时局和引领民族解放事业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分散在长江以南，并被国民党严密封锁。党的活动范围、群众基础和战略视野都被局限在南方局部，其工作重心也多在汉族的农耕区域，对边疆民族问题缺乏系统认识和切身实践。
长征使中央红军跨越了十余省，并途经了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和西北黄土高原。这次横贯中国腹地的战略大转移，第一次让党和红军的足迹深入大半个中国。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途经苗、瑶、彝、藏、回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面对复杂的民族格局、深厚的历史隔阂与陌生的地域环境，党彻底摒弃旧时代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陈旧观念，开创性确立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的先进民族政策。以尊重包容和平等相待的理念妥善化解民族矛盾，进而增进民族感情和凝聚民族力量。其中，1935年5月22日的“彝海结盟”就是党的民族政策与统一战线思想的生动实践。红军挺进局势复杂和隔阂深重的凉山彝区时，党中央坚决摒弃武力压制和排斥对立的旧式思维，指示刘伯承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手足，彻底化解民族猜忌与武装对峙，成功争取到彝族群众的全力支持。此后七天七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通过彝族聚居区，为红军挺进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
红军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的绝境突围，避免了百年前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因太平军与当地少数民族矛盾化民族矛盾、彻底丧失群众支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葬身于在安顺场的历史教训。
这段长征路上的切身实践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华民族的解放，绝不仅仅只是汉族工农的解放，而是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解放，并由此形成了多民族一体的宏大民族观。这种跳出了之前单一工农斗争的局限思维，构建起了覆盖全体民族和贯通内地与边疆的完整战略格局。
长征途中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让党深刻意识到：仅凭苏区红军的孤军奋战，根本无法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伟业。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与日本入侵的双重压力，党中央逐步摒弃关门主义，打开了统一战线的全新格局。对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积极争取；向全国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各界爱国群众发出联合抗日号召。同时对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以诚相待、达成合作，尽最大努力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和拥护。这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战略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摒弃了“单打独斗”的激进路线，学会了在复杂矛盾中分清主次、联合次要敌人反对主要敌人，形成服务于民族解放的大统战格局，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奠定战略思想基础。
长征的实践锻造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局观，让党进一步明白民族解放是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历史事业，不能割裂地域、分立族群和对立阶层。这种宏大的战略格局，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的核心战略优势。
四、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和委屈中淬炼了党性
“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而“一分为二”则是这个核心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方法。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同志谈话时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14】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在党的建设与革命发展中的内在规律，精准阐明了党内始终存在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统一与动态斗争。然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与这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地自我净化，进而逐步地走向成熟与伟大。
检验任何事物的真伪不是靠“嘴上说”而是靠“事上练”，实践的锤炼永远比口中的誓言更能说明问题，也更能鉴别真伪。
长征是当年全党全军的一场全方位和生死级别的考验党性的大熔炉。面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排挤和打击所带来的委屈和磨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组织、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脱离革命队伍。历经围追堵截、分裂考验和绝境磨难，毛泽东同志带领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政治忠诚、组织观念和思想认知上不仅完成了历史性的跃升，更锻造出对党绝对忠诚、服从大局和信仰纯粹的过硬党性。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15】 而他自己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始终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从党和红军团结的最大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情感荣辱和利益得失中对待革命事业。
早在长征出发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中央，毛泽东基于中国实际形成的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路线遭到全盘否定。1932年宁都会议后，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剥夺红军军事指挥权，长期遭受批判和冷落孤立，一度门前冷清、无人往来，身处于巨大的政治委屈之中。即便意见长期不被采纳和个人遭受了不公对待，他从未闹过独立和分裂以及脱离党的组织，始终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踏实开展政权、土地和群众等调研工作，坚持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和总结革命经验，默默积蓄思想力量，在委屈和挫折中做着继续为党和红军服务的各种准备。
在整个长征的全过程，这份顾全大局的党性开始显现并持续闪光，进而成功的挽救了中国革命。湘江之战惨败后，毛泽东同志以挽救革命为重，耐心地与之前同自己的意见相左的同志开展思想沟通。他没有计较过往遭受的排挤与打击，而是以革命存亡为先，主动同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谈心，客观的剖析李德、博古的单纯防御和逃跑主义的军事错误，以摆敌情和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中央调整行军方向，全然放下个人的是非得失，一心只为党和红军的命运而求索。在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他反复提出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只为红军跳出敌军包围圈不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同志始终严守组织程序，坚持在正常的党内会议中解决路线分歧。面对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他始终恪守党的组织原则，从不在党内组织派系和在军队中私下串联以及散布个人的不满，全部分歧放在政治局会议上依规讨论，进行客观和理性的辩论。即使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他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他依旧坚持集体领导，凡事同朱德和周恩来等同志进行商量，不搞一言堂和个人专断。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面对张国焘的争权夺利和拒不执行已经形成的北上方针，甚至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毛泽东面对分裂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守住组织底线，一方面耐心劝说和反复重申中央北上战略，最大限度争取团结。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果断率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但始终保留沟通余地，坚持党内斗争党内解决，坚决不搞决裂，用尽一切努力保全党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这种贯穿全程的鲜明党性，无论个人遭受多大误解、排挤和委屈，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绝不脱离队伍、背离革命事业，把党的整体命运置于个人得失之上，为全体党员和红军将士树立了坚守组织和隐忍担当的光辉典范。
长征这座党性锤炼炉，一边以领袖隐忍守志为标杆，树立了逆境忠诚的典范；一边以万里绝境淬炼了万千红军，推动全党在组织忠诚、思想认知上实现了跨越式地跃升，锻造出支撑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纯粹党性。成为能够影响至今，并成为百年大党自我革命和自我锻造的宝贵历史范本。
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伟大斗争中发扬长征精神
长征的胜利，既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定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结果，也是红军在对敌作战中运用了灵活高超的战略战术的结果，同时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与沿线少数民族同胞鼎力支援的结果。但是，能让这“三个结果”同时产生，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成熟的革命路线。
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因其自身的不成熟，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且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能够实现正确的领导和成熟的路线，其核心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红军在长征路上从失败再到胜利的实践告诉了我们，这种“相结合”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16】 而长征的历史则充分的说明，如果没有独立自主也就极难做到实事求是。换言之，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前提。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召开的，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成功的制定了使红军转危为安的政治军事路线。
但需要说明的是，红军暂时的转危为安并不等于革命的胜利。在通过彝人区和一路上得到沿线各族群众的帮助以及成功到达陕北后的成长与壮大，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长征胜利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启示，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这场人类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壮举的意义之所在。
长征淬炼形成的思想结晶、实践经验与精神财富，不仅挽救了绝境中的中国革命、奠定了抗战胜利与全国解放的坚实基础，更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与根本遵循。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与伟大斗争，同样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与多元交织的利益格局，各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的思维惯性依然可能隐性滋生，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和脱离发展实际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长征历史深刻昭示，事业成败的关键始终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否立足中国国情、是否坚持独立自主、是否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长征所淬炼的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团结统一的大局意识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精神，是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驾驭复杂局面、凝聚磅礴伟力的强大精神支撑。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与外部遏制打压的复杂斗争形势，唯有赓续长征精神，坚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大局、坚持团结奋斗，不断增强历史主动、提升斗争本领、巩固广泛团结，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牢牢掌握事业发展主动权，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伟大的长征精神万岁！
注释：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3】列宁：《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 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4】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5】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6】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7】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8】王树增著：《长征》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9】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10】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强令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区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8日，红四方面军左右两纵队开始行动；20日，红三十军一部攻克懋功，连占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战役结束。虽然在作战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但未能改变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的不利局面。
【11】1935年11月16日—1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在取得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控制了懋功、丹巴等地。张国焘坚持南下路线，企图攻占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随即发起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百丈关是这场大战役最核心、最惨烈的决战。此战红四方面军伤亡近万人，大量久经战阵的骨干、指挥员牺牲，部队元气大伤，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中损失最严重的一战。战略目标完全落空：红军没能占领富庶的川西平原，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夺取成都”的计划彻底破产。
【1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9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15】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5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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