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枯宁之问的起源
“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吗？”
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问题，它的经典性就在于后来苏联的倒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线瓦解，究其根源，可以说就出在这个问题之上。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今天才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第一国际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巴枯宁在1870年前后，就已经提出来了。后来也有人把这个问题称为巴枯宁之问，马克思曾与巴枯宁之间就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当时在第一国际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进行的这个问题上，虽然观点繁多，但是大体上总结下来无非就是三种。一种是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民主议会、经济斗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标；一种是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国家权力，政权形式，认为一切剥削制度和社会罪恶的根源来源于国家权力，因此不但认为应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应该存在，因此被称作无政府主义；那么这第三种当然就是马克思的主张，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将来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因此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而巴枯宁与马克思所有分歧的核心，其实质，就是无政府主义路线，与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的分歧。
巴枯宁的经典之问要说明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马克思宣扬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如此庞大，怎么可能都参与到政权中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少数人一开始或许是从无产阶级中来的，但是一旦当他们掌握了权力和资源以后，他们就不再是无产者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
既然你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这样的悖论，那你何必还要这样去搞呢？
于是，巴枯宁开出了他的药方：
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朝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前进，而是应该朝着摧毁一切国家机器的目标前进。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既不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不要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打倒了旧政权以后，人们可以自由地组成各种类型的小型公社，各个公社结合成自由的联邦，以此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但是这个药方首先就遇到一个理论上最致命的问题，你既然不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那么你靠什么力量去废除私有制？靠谁去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当时在废除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个问题上，双方大体上是一致的。于是巴枯宁又给出了这个问题的药方，他认为可以通过废除继承权来阻断私有制的延续，最终实现废除私有制的目标。
此外，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那就是要如何先打倒旧政权？对吧，咱要不要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先不说，起码打倒旧政权，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是一致的，那么怎么实现呢？巴枯宁认为，只有通过“全民暴动”的办法，他说：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只应该有一个思想和一个目的——无情的破坏。毒药、刀子、绞索等等，革命者应该从革命的角度把这些看作是神圣的革命手段。
好了，到这里，实际上巴枯宁的整个革命路线已经非常清晰了，依靠中下层群众，通过群众的暴力行动，摧毁一切旧有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同时，不需要建立什么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权，而是在摧毁旧政权以后，通过废除继承权来阻断私有制，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公社来实现社会生产和群众的联合。
搞清楚了巴枯宁路线的实质，再结合后来的国际共运的实践历程，我们就知道，巴枯宁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扯淡的。首先，工农群众人数虽多，但是如果不在他们中间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仅仅寄希望于群众的游行、罢工，甚至只是依靠刺杀、破坏之类的暴力活动，是根本没有力量推翻旧政权的。后来列宁的先锋队理论，针对的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再后来毛主席的结论就更简单了，一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
所以，尽管巴枯宁针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但是他自己给出的革命药方，简直可以说是一剂毒药。
很快，他的方案就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破产，因为就在1870年9月底，法国爆发革命，里昂工人在第一国际支部的领导下顺势起义，占领了市政厅。这时候巴枯宁迅速赶到里昂组织工人运动，在工人占领市政局的当天，巴枯宁教条式的宣布“反对一切权威，废除一切行政、政府机器，以各公社自由联盟取而代之”的法令。
结果资产阶级仅仅派出两个连的士兵，就把工人队伍全部镇压驱散，起义当天即宣告失败。
马克思后来尖锐的批评巴枯宁的这项法令：“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可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列跑到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方案行不通，我们之前在聊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的时候，其实已经说过很多，这里就不再多说。这种思潮归根结底，是当时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的形成，除了小资产阶级本身极其容易形成反对一切集中和权威，向往绝对和抽象的自由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争论这个问题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一条像后来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那种十分具体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大家不知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到底长什么样子，因此这就给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预留了很大的理论空间。
好了，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后，就需要重新回到他那个问题上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还是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二、马克思的回答
首先，是通过废除继承权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因为之所以会有继承权，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才会有继承权，而不是反过来。因此，不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来铲除私有制的土壤，是绝不可能实现废除私有制的目的的。
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绝不是按照巴枯宁所说的那样，简单地继承旧有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摇身一变从无产者变成资产者。因为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首要的任务就是改造旧有的经济基础，废除过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简单说，就是废除私有制的经济土壤，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将其收归整个无产阶级所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
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一旦动摇，就意味着走上了消灭阶级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是非有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不可，否则就谈不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也就更谈不上最后消灭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
经过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消灭阶级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慢慢稳固以后，阶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消失了。那个时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也就随着其职能的消失而消失了，这就是说，随着阶级的消失，作为一般意义上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暴力机器也就消失了。
同样的，阶级消失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无产者又转变成资产者了。
这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
但是，这条路线有一个关键的要害所在，那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执行废除私有制的经济土壤这条路线？他们是否会因为掌握了权力，就迅速蜕化变质成官僚阶级？因为一旦如此，别说改造经济基础的目标很难实现，就算是暂时实现了，还是可以重新又改回来。
那个时候马克思还很难完整而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当时只短暂的出现了一个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一个相对长期的实践过程，因此马克思只能依据巴黎公社的一些简单原则和经验，提出一些防止退化变质的办法出来。
但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当我们看清楚了这两条路线的实质以后，那么到底哪条路线更具有真理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极其清晰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愚蠢到认为，反正明天还要吃饭，碗还是会脏，所以今天的碗就不用洗了。那么同样地道理，尽管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会出现蜕化变质的可能，但是它之前的每一次胜利，都极大地改变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没有任何一个稍微具有一点社会主义常识的人会认为，因为最后苏联解体了，所以之前推翻沙皇专治，建立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没有意义了。
当然，巴枯宁没这么说，但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路线，不管是在与马克思的争论之中，还是后来的革命实践当中，都被证明了是一条完全而又彻底的空想路线。
所以列宁后来也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尽管你仍然持有社会主义的目标，但你可能是一个巴枯宁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可能是伯恩斯坦那样的改良主义者，唯独不可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后来十月革命之后，当俄国建立起一个远比巴黎公社更加稳固的无产阶级政权以后，他们是否尝试过解决巴枯宁提出的那个疑问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得聊聊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过程。
三、如何保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实践探索
马克思在汲取了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必须打碎“旧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来组建新的社会机构。
列宁则在十月革命前夕，在《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中将如何组建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作了更加详细的理论说明。
其中，除了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对公职人员要求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等一些杜绝官僚主义，保证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之外，其实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问题还不在这些原则上。因为原则是人定的，很容易就可以修改，要真正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性质不变，归根结底需要无产阶级本身有足够的力量，否则即便把各种原则、权益都写进宪法里，也同样可以沦为一纸空文。
那么问题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起到左右阶级力量对比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答案也很简单——暴力。
如何说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如何保证把枪杆子始终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理论上就是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不变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作了一种理论上的探索，即废除过去资产阶级专政体制里那种常备军、警察机构等镇压机关，以群众性的人民武装来代替过去那种常备的暴力机器。
这种群众性的人民武装，是这样的：
“全体劳动者组成的全民武装，也就是巴黎国民自卫军这种群众武装。”——《国家与革命》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国家与革命》
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提出的这种废除专职暴力机器的理论探索，在革命胜利后的具体实践中，却很快遭遇了一系列的难题。
首先，在废除常设的专职暴力机器后，如何维护社会秩序？
列宁原本的设想是建立群众性的“工农民警”，“群众大会”这类组织，但是由于苏俄政权从诞生的第一天，就面临着严峻的敌对势力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为激烈的暴动，以及各种隐藏反革命势力的武力破坏。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的“工人民警”这样的群众武装，根本无力有效应对当时的局面。因此，为了稳定局势，不但不能取消用于镇压的“特殊机构”，反而要不断强化这种特殊机构的专职职能。
其次，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作为暴力机器里面最有力量的常备军，该怎么办？
原本的设想是用非常备，非专职的全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但是这种设想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无产阶级不但只是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多数国家取得胜利，这样某一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才能避免，至少大大减轻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力量的威胁和干涉。因为，只要外部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存在一天，那么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就不可能取消专职的常备军。当时苏俄面临的就是这样严峻的局面，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大大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但是并没有因此掀起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生的苏俄政权不但面临着外部军事力量的干涉，而且还有与外部联合起来的内部白卫军的叛乱。
这种情况下，迅速组建新的常备军——工农红军，以应对内外的军事威胁，就是十分正确而及时的举措，否则新生的苏维埃就有被摧毁的危险。但是同时，专职常备军的重建，又不可避免的使得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带上了过去旧有的国家机器的核心特征。
只要这个核心特征存在，则官僚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复辟，人民群众是根本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的。但这个问题的困境就在于，只要帝国主义力量存在一天，则这种专职暴力机器就同样要存在一天。我们说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很难在一个国家建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到了斯大林时期，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开始有条件按照马克思原先设想的大规模的改造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消灭产生阶级的经济土壤。也就是后来苏联的生产资料全民化和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这远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不变质。
因为正如马克思之前所说，无产阶级政权本身是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母胎中脱胎出来的，必然带有大量母胎痕迹，这些痕迹包括旧有的个体差别、地域差别、民族差别，要保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保留一部分商品交换，要保留按劳分配，职级差别等等，这些东西有经济基础层面的，比如商品交换，按劳分配；有制度层面的，如专职机构，暴力机器；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如等级思想、特权作风、自由主义等等。这些东西里面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即官僚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
偏偏这里面的每一项，都不是可以简单地依靠一个法令，依靠一个很短的周期就能消灭得了的。过快的消灭商品交换，消灭集体所有，就要刮共产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还存在，苏修动不动就搞核讹诈，专职机构必然要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思想问题的。
既然这些复辟的土壤和条件，都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消灭的，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又遥遥无期，专职的暴力机器还远不能废除，那么对于已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来说，如何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呢？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呢？
在看到了苏修的蜕变过程，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以后，得出一个结论——问题的关键还在党内，在于领导权到底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
为了解决这个领导权的问题，就需要找到一种形式，而且必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因为只要领导权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些复辟的条件尽管存在，但是仍然可以不断地加以限制，利用和改造。但是反之，如果领导权一丢失，则官僚阶级就可以迅速利用那些长时期都会存在的复辟土壤，迅速复辟，使得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而且，由于我们上面说的那些客观条件是短时期内不可能解决的，是必然要长时期存在下去的，因此这就意味着复辟的可能性将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都存在着复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就意味着那种自下而上的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运动，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要一直存在，并且每隔几年就应该来一次，才有可能解决如何保证领导权的问题。
关于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不变的探索和实践，到这里也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后来随着苏联解体，各国纷纷脱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这个问题的实践自然也随之中断了。
回过头来看，其实所谓的巴枯宁之问，丝毫没有一丁点的神秘之处。巴枯宁与马克思争论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承认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着蜕化变质的可能，因为马克思不但承认，而且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作出过艰辛的探索。
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到底要走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还是要走无政府主义的路线。因此，就巴枯宁提出这个问题这件事本身而言，历史早已作出了回答。
但是，如果就这个问题所揭示出来的矛盾性，可能性而言，则不但过去需要不断地实践和尝试，就是将来，它可能还是一个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寻求答案的核心问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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