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浅浅事件是一颗看得见的石子，激起的是看得见的涟漪；丘班预科班事件则是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关涉整个教育的地基。
文 | 付能
胡锡进批贾浅浅：这是正义的胜利
最近一段时间，舆论场上先后冒出两桩与教育有关的“瓜”。一桩是贾浅浅的学术造假问题，连胡锡进都忍不住出来发声；另一桩则安静得多：清华大学2026邱成桐班预科班今年2月底开班，结果一学期下来，网传多名学生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期末考试中大面积不及格，学校随后组织补考，直接拿北京高考数学卷来测，结果这批被寄予厚望的“数学苗子”平均分只有110分左右（满分150），远低于丘班选拔默认的140分基准线。据传丘成桐得知后非常不满，坚持要把不合格的学生清退回原籍。
清华求真书院“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俗称“丘班”）面向全球初三到高三学生招生，每年不超过100人，入选后不用高考，直接走“3+2+3” 本博衔接培养。但入选前还有一道关卡叫“预科培养”——先来清华上一学期课，考核合格才正式办理录取手续。
丘班预科班拟清退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消息在家长圈和教育圈里流传，却远未激起贾浅浅事件同等规模的公共讨论。两桩事，一热一冷，放在一起看，颇有意味。
贾浅浅作为一个不大而又有知名度的人物，被作为批判的靶子很合适——她身上集中了公众对学术不公、文化堕落、文化资本世袭的种种不满，是一个现成的、安全的靶子。她的问题，每一条都戳在公众的痛处，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共鸣。
当然，我们相信，还有更多、更大的老胡不敢涉及的学术造假的人物，躲在更深的阴影里，公众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而丘班预科班的事，涉及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数学家主导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话题沉重、利益复杂，估计老胡们不敢轻易置喙。
但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贾浅浅事件是一颗看得见的石子，激起的是看得见的涟漪；丘班预科班事件则是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关涉整个教育的地基。
前者让人愤怒，后者却需要人思考。而深入的思考，恰是这个时代稀缺的东西。
如果把教育比作一栋富丽堂皇的大厦，那么贾浅浅事件，无非说明这栋大厦的地面建筑工程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有些地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一点大家都看见了。
而丘成桐预科班拟清退成绩不理想学生，则说明整个大厦建在松软的地基上——即便地面的所有建筑工程质量过硬，中间没有任何灰色交易，但它仍然是栋危楼。
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也是我们说邱成桐班的瓜，比贾浅浅大一万倍的原因。
丘班的初衷与荒诞的现实
公平地说，丘班的初衷是不错的。它想做的事情，是绕开那种扼杀创造力的机械式刷题考试机制，把真正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从题海里捞出来，给他们一个更自由、更纯粹的学习环境。这个初衷，放在当下中国教育的语境里，甚至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至少承认了现行选拔机制的弊端，并试图在这个体制内开辟一条例外通道，让天赋不被应试机器碾碎。丘成桐先生本人的学术声望和家国情怀，也让人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场作秀。
丘成桐班预科班
但荒唐的是，这条例外通道最终还是没能绕开它原本想要绕开的东西。丘班设立之后，培训机构立刻闻风而动，专门研究丘班历年真题，开发出成套的“丘班冲刺班”。家长砸钱让孩子按套路刷题应考，把原本应该考察天赋与潜质的选拔，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可以靠训练和投入来博弈的应试竞赛。丘班想要筛选的是“会思考的孩子”，最后预科班筛出来的却往往是“被训练过的孩子”。一个本意是反刷题的项目，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刷题产业；一个本意是解放创造力的通道，变成了另一条更窄、更卷、更昂贵的赛道。
这种荒诞，不是丘成桐本人的失败，而是整个教育生态的失败。在一个以应试为底层逻辑的系统里，任何试图例外的尝试，都会被系统重新吸纳、重新格式化。你标榜选拔天赋，系统就把“天赋”拆解成可训练的题型。初衷再好，也敌不过这个教育系统基础逻辑的引力。
跳出高考却造成新的不公
更值得追问的是，丘班的存在，对那些老老实实走高考独木桥的同学而言，造成了新的不公平。丘班所享有的师资、平台、升学通道、政策倾斜，每一项都是从总量里切出去的一块蛋糕。当一部分孩子通过丘班这条“快车道”提前锁定名校席位，另一部分孩子所面对的高考竞争，实际上是被加剧了——他们不仅要在原本就拥挤的独木桥上彼此厮杀，还要和那些已经获得体制加持的丘班学生争夺同一批高校的入场券。
更可怕的是，这种丘班式的不公平，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它不是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的剥夺，而是一种制度安排对另一群人的整体性挤压。它甚至披着“拔尖人才培养”的正当外衣，让你很难直接指责它“不公平”，因为它的每一个环节看起来都合规、都合理、都指向国家大计、民族复兴，甚至连受它排挤的高考学子们也无话可话。
当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被一条又一条“快车道”不断收窄的时候，当“凭高考分数说话”这条最后的相对公平的底线被各种名目的选拔不断稀释的时候，所谓“拔尖”，很可能只是在为已经占有优势的阶层再加一层保险。
选拔机制的根本问题
说到底，这个松软的地基，就是教育的选拔机制出了问题。现行的选拔机制，不是以创造力为目标，而是以卷过他人为目标；不是以学到真知识为目标，而是以分层本身为目标。整个系统的运转逻辑，不是“把每个孩子培养成最好的自己”，而是“把孩子们排成一个梯队，然后按梯队分配资源”。在这种逻辑下，分数不是知识的副产品，而是分层的主要工具；考试不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手段，而是分配社会位置的仪式。教育越来越科举化——它不再关心你学到了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只关心你排在第几名、能进入哪一档、能分到多少资源。
地基不变，无论如何想突破，最终还是在应试教育的围城里打转。丘班是如此，强基计划是如此，综合评价招生也是如此。
只要选拔的目标是“分层”而非“成长”，是“筛选”而非“培养”，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只是在围城里打转，墙还是那堵墙，顶还是那片顶，地基还是那块松软的地基。丘班预科班想绕开刷题，结果催生了新的刷题；强基计划想破除唯分数论，结果催生了新的分数竞赛；综合评价想看重综合素质，结果催生了综合素质的造假产业链。
因为选拔机制——这个教育的地基没有任何变化。
马克思的类比：交换领域 vs 生产领域
这里可以类比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在商品交换环节，总体来讲是等价交换的——你出一块钱，我给你一块钱的货。可能你卖得贵一点，他卖得便宜一点，不影响这个整体判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交换领域，而在生产环节。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他的劳动力价值，远大于他拿到手的工资，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积累的真正源泉。
你盯着交换领域看，看到的是公平买卖、自由契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深入到生产领域，才会发现剥削的真正秘密——表面上的平等交换，掩盖了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不平等。
我们批评贾浅浅，就好像批评那些投机取巧、兴风作浪的奸商和翻云弄雨的资本操盘手。奸商当然可恶，投机玩家当然该骂，但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根基不在于此，不在于不法商人投机取巧利欲熏心，而在于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即便所有的商人都诚实守法，即便所有资本家都是于东来——这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贫困和社会贫富悬殊仍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仍不可避免。这是资本主义的地基决定的，不是个体商人的品德问题。把目光集中于奸商，自觉不自觉掩盖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贾浅浅式的人物，就是教育领域里的“奸商”——她利用文化资本和关系网络，在交换环节以次充好，把劣质作品换成优质资源，把平庸履历换成显赫头衔。批评她、揭露她也是对的，但我们不能限于此。
只要选拔机制是以分层为目标、以卷过他人为逻辑，那么即便所有的招生官员都廉洁奉公，即便所有的考生都诚实应考，即便所有的培训机构都合法合规，教育的不公平和异化仍不可避免。这是现有教育的地基决定的：这个系统天然会制造赢家和输家，天然会把一部分人推上去、把另一部分人压下去，而推上去的标准，不是谁更有创造力、谁更热爱真理，而是谁更能适应这套选拔机器。
更能适应这套标准的，显然不会是寒门子弟。
更深层的地基：教育为谁服务
选拔机器的背后，是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教育必然是为了个人发展、为了出人头地。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首要目的不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是让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获得高收入、实现阶层跃升或阶层稳固。学生自己，也在这种逻辑下被塑造成“人力资本”的载体：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这样的教育，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怪。
在市场社会里，知识和才能的流向，是由资本和权力决定的。最聪明的大脑，往往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而回报最高的地方，往往不是人类最需要的地方。金融业的薪酬高于基础教育，互联网大厂的待遇高于基础科研——这些不是偶然，而是市场逻辑的必然。
所以，就算邱班选拔出真正的数学天才，又与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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