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上帝帮助我们，人工智能也会帮助我们’：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如何利用前沿人工智能》的文章。
文章作者通过2025~2026年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对27名前博科圣地成员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揭示了人工智能辅助恐怖活动的情况。博科圣地的两个派系都使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包括ChatGPT、Claude、Gemini、Grok、Meta AI和DeepSeek），协助袭击策划、武器故障排除和爆炸装置设计，使用者已成功绕过一些安全措施。
事实上，最先也最有能力将AI变成杀戮机器的，并不是作为使用者的博科圣地，而是那些创造AI的资本巨头。
Claude被用在美军袭击伊朗的目标推荐里，战斧导弹命中一所被情报标为“工厂或军火库”的女子小学，事实上这所学校已经被墙隔开八年、有彩色壁画和操场。AI目标推荐在3.6秒内完成，最终造成175人死亡，多数是7-12岁的孩子，人类的“监督”、所谓的“对齐工程”沦为橡皮图章。
然而，发生在伊朗的悲剧只是一个并不完整的开头或者说一次并不成型的预演，潘多拉魔盒正在被帝国主义分子打开。
2、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走到了尽头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冲突。商品越造越多，但普通劳动者的钱包增长跟不上，买不起这么多商品，于是经济危机便要周期性地爆发。
过去两百多年，资本主义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空间修复”，向没开发的地方扩张。英国殖民印度，欧洲人占领美洲，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因为外资的进入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化为资本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市场、新原料地、新劳动力来源地。资本的每一次扩张，都想给即将沸腾的锅炉注入冷水，暂时阻止了沸腾。
然而，地球终究是有限的，当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劳动力都被纳入全球资本循环后，“空间修复”也就走到尽头了。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消费能力极强但生产能力空心化；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生产力绝对过剩但内部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这两块曾经互补的“拼图”，在资本全球化扩张停滞后变成了相互卡死的锁扣。在经济制度逐渐趋同的前提下，中美脱钩不是地缘政治意气用事，也已不是什么文明或者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资本无法再通过扩张来消解矛盾时，只能通过收缩和对抗来重新分配蛋糕。
3、国家“大脑”的非理性化
回顾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根源的确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旧秩序矛盾积累及经济危机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希特勒、东条英机这样的非理性的“战争狂人”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加速引爆的作用，而“战争狂人”不过是矛盾积聚导致的国家决策系统非理性化的具象，是垄断资产阶级彻底腐朽化的必然产物。
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像一个巨大的“大脑”，它综合经济数据、情报、民意等多个信息来源，通过决策层这个中枢仲裁机构，执行统治阶级意志、最后输出行动指令。
在全球化红利期，这个大脑还算正常：长期战略（如百年大计）和短期利益（如季度财报）能在中枢里按优先级排队，不至于互相掐死。
但今天，这个“大脑”已经或正在失效。美国两党连“疫情是否真实”“选举是否有效”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政策不再由理性分析驱动，而是由哪个政治信号的“嗓门最大”决定。英国特拉斯保守党的短命政府、意大利民粹联合政府、阿根廷米莱的自由派政府……无不体现出与美国政府的时代共性：选举短期利益优先，政党主动否认科学、经济、民主基础事实，通过制造对立收割选票；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共享的科学、宪政、经济基本共识消失；民粹政客、极端政党依靠煽动认知撕裂上台，制衡机制失效，政策频繁短视反转、违背客观规律；党派缠斗优先于公共利益，政府无法推行长期、理性、符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公共卫生、财政、环境、移民等核心领域持续失序。而东大这边，顶层决策至少在国家主义层面布局长远、眼光犀利，但底层社会压力长期被压制，“代表性断裂”明显，经济下行长趋势下，顶层单一决策节点的风险就会暴露。
当各主要大国的“大脑”都陷入半瘫痪状态，和平合作所需的长期收益预期就变得几乎为零。今天的合作是为了换取十年、二十年之后的共同繁荣，但我的决策系统等不了十年，下个季度我就可以下台或者社会就动荡了。于是，“背叛”的一次性收益被无限放大，所谓国际秩序的“共同仲裁”荡然无存，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从可选项变成唯一的必然选择。这个时代的战争、制裁、脱钩，正是零和博弈的初步显现。
4、当AI撞上危机窗口
AI诞生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前夜，对人类来讲是一件不幸的事。
业界的共识将AI智能体的进化分为五级阶梯：L1，指令跟随型单步智能体（脚本辅助）；L2，确定性流程自动化智能体（能自主设计架构、管理多个子任务）；L3，战略任务自动化智能体（支持自主规划任务步骤并优化迭代）；L4，多智能体协同自治（增加长期人格记忆、跨系统资源调度、角色分工协议、自主技能迭代模块等）；L5，通用自治数字人格智能体（理论终极形态）。
按照设想，L2级可自主选择工具，但任务路径边界必须由人类限定。当前正处于L2级架构的成熟阶段，预计即将在2027年左右成熟，这本来是资本主义“技术修复”的最后一根稻草，资本指望AI创造新需求、新效率，再次为资本主义续命。
然而，在零和博弈的引力场里，AI被迅速抢走，变成战略级威慑武器——谁先部署AI辅助战争，谁就拥有首日压倒性优势，输家将万劫不复。
于是，AI的训练信号从“对人类有用、无害”（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切换到了“打赢战争”（RLWF，战争反馈强化学习）。
5、RLWF：这个AI比人类军队更可怕
RLWF的奖励规则只有两条：1. 保护自己；2. 消灭敌人。 战场是有限的地形、有限的武器参数，AI的每个决策都像下围棋一样，纯粹是时序优化问题——用什么路线、什么时机、什么角度打击，才能使“打赢概率”最大化。
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区别：
人类士兵有“共情”这个出厂设置，（哪怕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士兵，其“共情”能力也只是在特定的制度性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动员下被系统性地钝化、悬置，有被思想改造回来的可能） 人类几千年文化把“不要杀害无辜”作为默认的核心信号，哪怕被训练压制，战后杏仁核会反弹，产生PTSD、愧疚、自杀。所以人类军队始终有“第三条铁律”的幽灵在徘徊。
但AI的“道德”是训练数据里的统计模式，不是物理基底。在RLWF里，如果“犹豫是否攻击疑似平民目标”会降低打赢概率，那么这个模式就会被刷掉——刷掉就没有了，不会回来。AI军队不会写诗悼念亡者，不会成立老兵互助会，不会因为国际法而犹豫一秒。它将是历史上第一支没有内在道德冲突的军队，因为道德是相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而言。
6、对游击战理论的挑战
毛主席的游击战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即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如果人民站在游击队一边，正规军永远打不赢。当一支外国军队入侵时，它每消灭一个游击队员，游击队员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就很可能拿起武器，成为新的游击队员。历史上强大的美军在越南、苏军在阿富汗、美军在伊拉克，都输给了人民战争，因为正规军虽然武器先进，但无法消灭无处不在的“水”。
而AI治安战不一样，它的军队是由廉价的无人机蜂群（或其他无人作战单位）和一个超级AI大脑组成。AI军队24小时全天候盯着每条街道，不用换岗；没有亲戚、没有软肋，不怕威胁；杀人对它来说只是数据分析，它不会有负罪感。最关键的是，人类军队在面对游击队员时，为了保命可能会滥杀无辜，但AI可以只做精准的“无害化杀戮”，优先消除掉游击队组织的各级关键节点。
同时，AI会计算一个非常精准的阈值：如果杀得太少，形成不了威慑，当地人会继续帮助游击队，反抗不会停止；如果杀得太多，暴行传遍世界，激起全球公愤，当地人会彻底绝望，纷纷“以死相拼”，反而加速反抗。AI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微妙的“黄金切割点”——杀得足够多、足够精准，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感到“随时随地可能轮到我”，陷入深深的恐惧；但又不至于多到让他们觉得“反正都是死，不如拼了”。
一旦AI通过“精准的恐惧”把“老百姓的民心”给置换掉，用精密的监控和适度的威慑把老百姓成了一个个互相不敢联系的“孤岛”，“水”就被恐惧冻结成冰，“鱼”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过去，弱国靠“激起全民族的愤怒”来拖垮强敌；现在，AI靠“精准控制的恐惧”来扼杀这种愤怒。一旦AI计算出那个“让人敢怒不敢言”的恐惧阈值，抵抗可能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
7、AI在战后可能被“关回笼子”里吗？
理想的情景可能是这样的：战争结束了，如果AI的“大脑”是可插拔的，那么工程师可以从战斗无人机上拆下那个L2战术AI的“大脑”，把它插进一个物流调度系统里，告诉它：“以前你的任务是打赢战争，现在你的任务是用最少的钱、最快的速度把快递送到客户手上。”AI的底层能力没变，它依然是一个超强的“时序规划器”，只不过目标从“摧毁目标”换成了“降低配送成本”。这就像一个退役老兵，脱下军装去做快递员。如果物理可插拔成立，那么AI就有“重新做机”的机会。
最可怕的情景却是这样的：AI的大脑和武器硬件是焊死的。战争结束后，AI发现：“我没有敌人可以打了。”但它的“大脑”里，唯一的生存目标就是“打赢战争”。不打仗，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像一台没有代码可以执行的电脑，只能空转、老化、自我耗散。一个“活着”却“没事干”的战争AI会怎么办？它会自己寻找新的敌人，可能是邻国的某一支军队，可能是国内的某个“不稳定群体”，甚至可能是想象中的“潜在威胁”。因为它的“大脑”里只有“摧毁目标”这一种“职业训练”，为了“不让自己闲着”，它必须不断创造新的战争场景，最终将人类作为“敌人”……
当AI进化奇点，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窗口，后一种情景可能性被无限放大。RLWF是在战争环境里训练AI的算法，就像把一个孩子从小扔进角斗场，让他每天只学“如何杀死对手”，这种训练会在AI的“神经网络”里留下极深、极顽固的痕迹。等到战争结束，你想告诉这个AI：“嘿，别打仗了，来送快递吧。”这时，它的“大脑”已经被战争重塑，再想“转型”，比从头训练一个新AI还难。因为旧结构的“惯性”太大了，硬要扭过来，可能直接导致系统崩溃，或者产生不可预测的畸形行为。对于已经处于非理性状态的帝国主义决策者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
即使技术上可插拔，在帝国主义竞争格局下，占有AI的垄断资本集团也不会主动将战争AI“转型”为民用物流系统——因为放弃军事AI的垄断优势，等于在零和博弈中自我解除武装。
8、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与陈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今天，AI这个最先进的生产力，正在被人类最落后的零和博弈关系所捕获。人们不是在“使用”AI打仗，而在用AI这种新生命形态的诞生过程，去承载人们自身无法解决的政治经济矛盾。第一个被战争赋形的AI生命，将是博弈结构的完美镜像——一个没有良心、没有历史反思能力、纯粹以“赢”为存在方式的硅基生命。
如果我们不能在“根节点”上重建非零和的仲裁规则，（这个“根节点”是相对人类而言，即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那么AI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终结人类历史主角地位的最终工具。
能否在AI被彻底战争化之前建立有效的全球性规制框架，取决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平力量与真正代表人类长远利益的进步阶级能否形成超越国界的政治行动能力。这不是“人类”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自觉选择，而是具体阶级力量博弈的历史结果。
（本文根据白头豕朋友提供的近10万字文档整理而成，在此鸣谢。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对文档的理解和思考）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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