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手法一致：抽离历史条件，放大局部缺陷，否定整体道路，甩锅前人，美化自己。饮水思源方为正道，倒打一耙徒增笑柄。
文| 付能
六蓝水库溃坝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一些媒体迅速将事故的根源归结为“坝本身有问题”，并特别强调六蓝水库是“大跃进”期间建成的，言下之意，这场灾难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这种论调看似客观冷静，实则是典型的倒打一耙：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留下的荫庇，却把今日可能涉及的管理失序等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半个多世纪前的建设者，此等行径，实在令人不齿。
倒打一耙徒增笑柄
这种叙事模式一点也不新鲜，翻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物，凡不好的事物都可归结为“十年动乱”“极左路线”，凡好点的东西都是春风刮来的。“极左”是个筐，坏事皆可装，这是当年的政治正确。
后来这套模式实在说不通了。农田水利长年不修，不是“极左”捣乱吧？六千万工人下岗，不是“文革”惹祸吧？三农问题，不是人民公社的锅吧？新三座大出现，不是老人家造成吧？
再往后，总算有了些实事求是的文章。比如《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3期的封面报道《病坝之患：4万病险水库的威胁》：“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靠全民动员建起了世界最多的水库;而此后的二三十年里，维护投入持续缺位，大量工程‘只吃不养’。从全民治水到无人管护，半个世纪的轮回里，留下的是四万多座病险水库的沉重欠账。”
事实就摆在那里，你反对也好，赞成也好，它最有说服力。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力孱弱，机械化程度极低，前人凭着一双手、一副肩膀，在崇山峻岭间硬是修起了星罗棋布的水库、塘坝、灌溉渠道：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建成水库八万余座，总库容四千多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增长到七亿多亩。红旗渠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凿出千里长渠，淠史杭灌区把荒岗变良田，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新安江水库一座座拔地而起。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基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充足的钢材水泥，连口粮都紧巴巴，却硬是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用汗水和血肉筑起了共和国水利事业的根基。
这是何等光荣、何等伟大、何等奋发有为的年代啊！
旧中国水旱频仍，黄河三年两决口，长江中下游十年九涝，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悲惨景象。正是前三十年那场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使亿万亩农田得以灌溉，使无数城镇免受洪涝之苦，为后来的粮食增产、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那些轻飘飘一句“大跃进建的坝有问题”便想抹杀这一切的人，除了老掉牙的政治正确外，可曾有一丁点的逻辑与良知？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当饮水思源。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水利投入占基建投资的比例长期偏低，从“四五”时期的百分之六七下降到八九十年代的百分之二三，大批五六十年代建成的水库带病运行，年久失修者比比皆是。水利部曾公开承认，全国有数万座病险水库，许多水库的除险加固资金长期不足，日常巡查流于形式，汛期调度机制陈旧落后，应急预案形同虚设。这种“吃老本”的局面持续了二三十年，直到九十年代末特大洪水敲响警钟，国家才重新加大水利投入。
具体到六蓝水库溃坝事件，据横州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六蓝水库水利工程标准化建设完工才短短一年，“过去，这两座水库（六蓝水库与大陆水库）因设施老化、管理粗放，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与功能短板。横州市将其纳入标准化建设重点项目，以工程改造为抓手系统推进升级，如今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更实现工程面貌华丽蜕变——坝坡绿草如茵，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智慧监控中心实时监测运行数据，实现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管护’的跨越。”
而此前的2009年，国家曾拨款7362万为六蓝水库除险加固，按百年一遇的洪水标准加固。
请问，安全隐患消除了吗？“智能管护”发挥作用了吗？
事故发生后网友质疑，第一，泄洪调度异常，响应延迟，水库于7月5日22时超警戒水位，但直至6日6时才全开泄洪闸，间隔8小时。期间泄洪量仅维持20-50立方米/秒（入库洪峰达604立方米/秒），远低于常规标准。另外超设计水位后390分钟（6日2:30至9:00）才通知群众撤离，导致灾情加剧。第二，承包合同涉嫌程序违规。水库2024年通过县级招标承包给某企业（年利润约680万元），但按《广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此类项目需市级生态环境局及政府联合批复，实际未查到相关文件。
笔者非水利专业人士，但是，网友的这些疑问，既不能甩锅给大跃进，恐怕也不能用简单的“极端暴雨”来解释。
倒打一耙种种
六蓝水库之事并非孤例，类似的倒打一耙在我们的舆论场上可谓屡见不鲜，其手法如出一辙：抓住前人工作中的某些不足或客观限制，无限放大、上纲上线，进而全盘否定前人的制度与道路。
赤脚医生制度，便是这种手法的一个典型靶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农村缺医少药、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严峻现实，毛主席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自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得到大力推广。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人员，出身农民、扎根农村，经过短期培训后即为本乡本土的乡亲们防病治病。据卫生部统计，鼎盛时期全国赤脚医生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生产大队卫生员、接生员三百余万，合作医疗覆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口，使数亿农民第一次有了“看得上、看得起”的医疗服务。在血吸虫病防治、儿童计划免疫、地方病控制、农村接生现代化等方面，赤脚医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初的三十五岁提高到八十年代初的近七十岁。
然而，当年偏偏有一些人，揪住几起误诊事件大做文章，全盘否定赤脚医生制度的历史功绩，甚至把此后农村医疗体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药价虚高、看病返贫、基层医疗崩塌——倒打一耙，一股脑儿甩锅给赤脚医生制度。
诚然，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确实有限，操作也不可能都像大医院一样正规，肯定出现过误诊、用药不当的事件。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局限，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当给予理解与体谅。毕竟，让农民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比起“无医无药、听天由命”的状态，这是天翻地覆的根本变化。当年否定赤脚医生制度的人们抓住这点不放，却绝口不提赤脚医生制度被废止之后，农村基层医疗出现了真正的真空与塌陷，农民重新陷入“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的困境，直到本世纪初才不得不重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新培养乡村医生。
在粮食问题上也是倒打一耙。
解放后，新中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兴修了数以万计的水库，兴修灌区、梯田，把大量旱地变水田、荒坡变良田，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种子革命方面，从五十年代的矮秆水稻、矮秆小麦，到七十年代的高产杂交水稻、小偃麦，一批农业科技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攻关，使单产大幅跃升；化肥革命方面，七十年代引进大化肥装置、自力更生建设化肥厂，使化肥施用量从解放初的几乎为零增长到后来的数千万吨；机械化革命方面，拖拉机、收割机、排灌机械逐步推广，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耕作效率。正是在这一系列基础性、革命性工作的支撑下，我国粮食产量才得以从一九四九年的一亿多吨，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三亿多吨。
然而，为了否定人民公社、为了给“包产到户”唱赞歌，某些人完全抹杀了前人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机械化上的巨大投入与艰辛探索，仿佛一切丰收都是“一包就灵”——只要把地一分、合同一签，粮食就自己从地里长出来了。前人栽树几十年，后人摘果一朝间，却还要反过来指责种树的人，这便是典型的倒打一耙。
高科技领域同样如此，同样触目惊心。
运十大飞机，一九七〇年立项，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首飞成功，先后转场北京、合肥、哈尔滨，飞行一百三十余架次，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能制造大型客机的国家。然而，一九八五年，运十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论调中被迫下马，研发队伍解散，技术资料散佚，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此后中国航空工业长期徘徊，直到二〇〇八年才重新启动大飞机项目。
光刻机、晶圆生产线、大型加速器项目、640工程反导计划、核潜艇项目……这些在前三十年里艰难起步、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重大项目，在八十年代纷纷下马或放缓。
而主张下马的人们，那些鼓吹科技春天到来的人们，却又倒打一耙，说那个火红的年代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说那个年代科技发展停滞，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举出许多：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却被说成“闭关锁国、自给自足”；“两弹一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撑起了国家安全的脊梁，却被某些人轻描淡说成饭都吃不上却要“穷兵黩武”。
凡此种种，手法一致：抽离历史条件，放大局部缺陷，否定整体道路，甩锅前人，美化自己。
屁股决定态度
这些人不但不饮水思源，反而还要倒打一耙？归根结底是立场问题，是屁股问题，而非智商问题。他们看问题、论是非，从来不是从集体、从国家、从社会主义前途出发，而是从一己之私利、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在他们眼中，凡是符合个人利益、先富者利益的便是“正确”的，至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福祉，不过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罢了。立场一偏，则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前人的功绩可以一笔抹杀，前人的艰辛可以肆意嘲弄，这便是倒打一耙者的精神底色。
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个人难以投机倒把、难以快速发财，难以化公为私、损公肥私，难以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前三十年那种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氛围，那种打击投机倒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政治环境，那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价值导向，让这些人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他们眼看着公有的工厂、公有的土地、公有的资源不能据为己有，眼看着“能人”不能凭借资本和关系一夜暴富，眼看着剥削可耻成为社会共识，内心的不甘与怨恨日积月累。他们对此痛恨入骨，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抹黑那个年代，把前三十年描绘成一片黑暗、一场灾难，仿佛只有彻底否定那个年代，才能为他们后来的“先富”正名，才能让他们攫取的财富显得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服务于现实利益的政治需要。否定前三十年，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否定集体主义，是为了给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丛林法则让路；否定前人的艰苦奋斗，是为了给后来的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披上“改革”的合法外衣。所谓“反思历史”，不过是为现实辩护的遮羞布；所谓“还原真相”，不过是颠倒黑白的障眼法。当一些人把前三十年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说的，不是前人做错了什么，而是前人“不该”做那些限制了他们发财的事——不该搞公有制，不该搞集体化，不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该让劳动群众当家作主。这才是他们全部“反思”的真实指向。
正因如此，他们宁可怀念民国，怀念封建王朝，也不愿对那个火红的年代说一句公道话。因为在他们心中，民国才是“黄金年代”——那个年代允许少数人穷奢极欲，允许买办资本勾结外资大发横财，允许地主老财骑在农民脖子上作威作福，允许十里洋场纸醉金迷而不管乡下饿殍遍野。他们怀念的，不是民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不是民国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是民国人均寿命不足三十五岁的悲惨现实，而是民国里那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所痛恨的社会主义，恰恰是禁止了这种“自由”——禁止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自由，禁止化公为私、巧取豪夺的自由。明白了这一点，便明白了他们为何对前三十年恨之入骨，又为何对蒋记民国、对封建王朝频频回眸、深情款款。
然而，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倒打一耙的把戏糊弄不了多少人了，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套叙事的虚伪与险恶。当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当资本扩张的恶果逐渐显现、当“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前三十年，开始理解老人家的良苦用心。那些曾经趾高气扬、把持话语权、动辄给前人泼脏水的人，正在成为过街老鼠。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被遮蔽，人民的眼睛也不会永远被蒙蔽。
饮水思源方为正道，倒打一耙徒增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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