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历史课题：如何防止社会主义政权改变颜色？如何避免社会的公仆蜕变为社会的主人？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高度赞扬了公社为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个可靠办法——一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二是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而到了列宁时期，十月革命后，他反复强调工农监督和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毛主席则将这些思想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内，吸取群众运动的创新成果，提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他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行使民主权利、反对官僚主义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武器。可以说，“四大”不仅仅是民主方法的创新，更是保卫社会主义政权永不变质的必要形式。
要理解“四大”的必要性，首先需要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自发的小生产的影响，由于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权思想的滋生和蔓延，部分党员干部可能会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勤务员摇身一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甚至于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是凭空臆想吗？当然不是，历史的教训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公开背叛马列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直至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单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是不足够的，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自下而上地、广泛地发动群众起来监督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形式，让人民能够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主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是应这种历史需要而生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政权所依靠的最根本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投票权，而是要确保使群众在一切生活领域内能切实地参与国家管理，从而可以有能力对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斗争。列宁曾高呼：“共产党人最怕的是脱离群众，只要他们没有脱离群众，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而“四大”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
“四大”鼓励人民群众用口头的（鸣、放、辩论）和文字的（大字报）形式，随时随地公开地对上级和党政机关及企业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将内部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民主形式打破了批评只能依靠内部通道、逐级传递的限制，使握有权力的干部无法逃避，必须直接面对群众的声音，使官僚主义、压制民主、违法乱纪的行为难有藏身之地。其精髓就在于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清除无产阶级党内的阴暗面，造成一种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政治局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鞍钢宪法诞生的过程中，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就充分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可以说，鞍钢宪法中“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宝贵经验，与“四大”的运用是密不可分的。当时，面对苏联马钢宪法所传授的那一套迷信专家、强调一长制、束缚工人手脚的管理模式，鞍钢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围绕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热潮。工人们尖锐批评因循守旧的管理制度，大胆提出技术革新的建议，各种不同方案在激烈的辩论中趋向完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共同确定方案。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大字报和大辩论打破了知识分子和专家的神秘感，破除了干部和工人间的等级观念，确立了工人参加管理的权力，极大地调动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飞速发展。显然，当“四大”真正为工人阶级所掌握时，就能转化为改造企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转，而不是变成少数人追逐利润的工具。
另一个例子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群众运用“四大”维护集体经济的实践。在一些地方，由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侵蚀和部分干部的贪污行为，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面临极大的困难。部分工作组下乡后，充分实施群众路线，广泛发动贫下中农，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把生产队中存在的账目不清、干部工分不公、占用集体财物、贪污腐败等问题彻底揭开。群众把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社员经常聚集的地方，引起公开辩论。而随着充分辩论，谁代表社会主义方向，谁犯了资本主义错误，也就一目了然了。犯错误的干部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确凿的事实和群众的指责与规劝，不得不低头认错。这种大民主方式，固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那么舒服，感到似乎有点“过火”，但它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击退歪风邪气，巩固了集体经济，教育干部和群众，其效果是显著的。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这种自下而上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监督形式，仅仅依靠上级机关的检查和个人的道德自律，是难以彻底清除基层政权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腐化变质因素的。
当然，一提到“四大”，也有人会联想到混乱和无序，并以此为理由否定其必要性。但是这种观点偏离了无产阶级立场。我们主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的民主方法。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这种方法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而不允许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而无政府状态恰恰是我们所反对的。完全否定“四大”的人要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群众运用“四大”批评了官僚主义，触动了一小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就要被扣上破坏秩序的帽子，那这种秩序难道是保护官僚特权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本就应当被打破。
群众针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大民主的“大乱”，恰恰是达到社会主义大治的必要步骤。只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不会乱，而是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苏联等国家的历史教训早已反复证明，取消群众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监督，使官僚得以不受惩罚地源源不断地演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才是社会主义最可怕的危险。赫鲁晓夫们恰恰是在压制了群众的批评、废除了有效的民主形式后，才能顺利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正如毛主席的论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是将这两条原理有机结合的枢纽。它既体现了党的领导——运动是有领导、有方向地开展的，又体现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说话、让群众监督、让群众辩论是非对错。正是这种结合，才能使得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不断从群众中吸取营养，及时发现并纠正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使得党的干部能始终处于群众的名为监督、实为帮助之下，从而有效地抵御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艰苦奋斗的初心和本色。一旦离开了这种结合，群众监督就会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就会像灰尘一样堆积起来，最终蛀空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总而言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既不是错误方法，也不是过时方法，正相反，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坚持继续革命、捍卫自身统治、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变质的一种必要的民主形式。它源于对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认识，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并在历史上一再显示出清除腐败、扫除官僚主义、巩固工农联盟的强大力量。因此，只要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那么，人民群众运用包括“四大”在内的各种大民主途径来监督公职人员、批评错误倾向、讨论国家大事的民主权利，就一日不可或缺。这是社会主义永葆青春、永不褪色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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