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个问题已连续为马克思主义者争论了几个世纪。本文大胆的向古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即民主是手段，而先锋队的复数性意味着组织的不成熟或者是反动派的存在——提出了挑战。历史表明，民主是唯一能够封闭过渡阶段倒退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并打开通往共产主义之路的策略，也是社会主义必须提出的目的。
民主与先锋队问题：怎么办？
一.「先锋队」的四个定义
先锋队是革命主体问题的延伸，而革命需要主体。一切关于革命的政治学理论皆需要探讨革命之主体的问题，不论这一主体是模糊的，无产阶级是具体的政治团体还是现代观点之中多元团体所组成的诸众——革命总归需要主体。它不是一个外部降临的弥赛亚、更不是偶然相遇的；而是政治行动者有意志的行为，即使行为的后果不能得偿所愿。没有理论的筹划与行动的决断，革命都不会发生。
而且当下马克思主义与境之中的先锋队有着四种不同的含义，而正统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而言会将这四个含义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政治神学维度的概念，而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拆解这个概念，并以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态度思考其中的哪些部分是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而哪些分又是需要弃绝的。先锋队可以指：
1. 宪法学概念上的先锋队，即一个在宪法意义上占有主权的政治组织。其广泛存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宪法文本之中。这个组织本身的主权者地位并不来自于人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于对于某种理论或真理的掌控——掌握最先进理论的团体——或是来自于成员本身品质的本质主义特征——最为先进的精英。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贵族主义性质的宪法结构。
2. 组织样式意义上的先锋队，即主要指列宁在《怎么办？》之中所确定的组织形式，更具体的来说是指一种政党与工人阶级团体之间的指导与遵循关系，前者对于后者的支配性地位并不来自于后者的选举，而是来自于先进理论与个人品质。
3. 阶级关系上的先锋队，即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作为理论的持有者应当承担「归纳经验、生产理论、组织说服」的功能，将自身的阶级力融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使命之中。这种意义上两个群体的关系可以存在多样化的可能，由曼德尔在《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之中所描述的极其松散的关系、一直到经典语境之中的「灌输论」式关系皆有可能。
4. 修辞学意义上的先锋队，即一些社会团体对于自身历史功能与目标的称谓，认为自身的理论具有先进性，且应当承担先进知识分子的功能。而在这种意义上先锋队总是多元的，因为不止一个团体，会自认为自身是先锋队。
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种意义上与第二种意义上的先锋队，至今天已经被证明是不应当重现的过失。因为不论是在国家构造之中，还是在社会运动之中占有垄断地位与非民主特权的组织，皆都会在实质上破坏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对于「非民主的先锋队组织」之批判，最为核心的思想资源就是米歇尔、卢森堡与曼德尔。米歇尔指出了政党政治组织之中寡头化的内在机制——虽然米歇尔的分析远不如其对现象的敏锐性更有价值。而卢森堡指出了工人参与民主的必要性，只有行之有效的参与民主才能保障工人的阶级意识与自身的政治活力。最后，曼德尔指出了官僚阶层之存在的经济—阶级基础，其通过对于国家乃至于社会团体之中的组织资本之控制，获得自身的剩余价值——而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因此，官僚的阶级利益在于维护与扩大自身的特权、最终导向一种大卫科兹所言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需要承认某种社会学与政治组织上的现实。首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不如将知识分子视为一种理论人力资本的持有者，而这一群体占有的人与自然方面的知识必须为革命所用。我们需要承认社会革命是一个需要组织与凝聚的过程，「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策略将无法面对国家机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围剿与压力，而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是必要的，而这意味着相应的组织会孕育而出。这种背景项目可能依然需要保留第三种意义与第四种意义上的先锋队。
只不过问题在于，这一背景之下的先锋队，不能够提供我们一种组织学的理论。缺乏政治学反思的背景之下，苍白的呼吁民主，实质上类似于呼喊道德口号。耳机与反思之上的当代社会主义主义者，实质上需要的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姿态、资本主义构造与无偿者组织之现实的组织学理论。而本文的目的则在于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而且探讨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了先锋队的基本定义，他不再具有某种政治构造与组织学的定义，而更像是一个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它是社会革命这一社会主义者之总任务的内在环节：
先锋组织：一种需要在理论与组织上协助无产阶级走向自觉、推动社会革命，且在无产阶级能够实现自治之前消失的政治组织。
二. 革命之中：联合体之中的诸先锋队
第一小节之中的定义，实将先锋队的功能与特质落在了其理论的先进性与组织的有效性之上。这是一种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关系意义上的先锋队。而它的功能，事实上对应着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无产阶级斗争之中的经验抽象化为理论，而第二个阶段则是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重新得到验证，且产生出新的经验。而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基本的推论：先锋队应当是复数的。我们要去面对一个有多元先锋队的事实，而当先锋队由多收束为一，社会革命也就陷入了危机之中。
或许根据这种视角来说，实质上在 1917 年到 1921 年的俄国革命之中本身就存在多个先锋队。一开始存在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后来放弃了社会革命，随后退出到了先锋队的行列之外，而在布尔什维克垄断了革命者的领导地位之时，其内部不断分化出民主革命派、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等等民主化的派系，同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本身观点也存在差异的政治局派系之间形成斗争。一直到「党内派系禁令」出现之前，布尔什维克的内部都存在着公开的多元先锋队。而随后在相对去政治化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先锋队走向的相对单一化的状态，而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公开化之后，两个先锋队再次产生了。而「联合反对派」最终很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失去实质的政治影响力，最终沦为海外的先锋队。可以一旦我们超出了某一个政治组织自身神话的视角之后，「先锋队—先进知识分子团体」一直是复数的，只是这些团体在共同支持社会革命的同时，在政治场域之中的影响力可大可小。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建立之后，第二先锋队与第三相对时常高度边缘化与地下化，而只有在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激化的时候才浮上水面。
古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之中，先锋队的复数性意味着组织的不成熟或者是反动派的存在。但只要我们思考一下「先锋队—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在革命之中的功能，我们事实上会发现这种复数性或许是一种更加根本且良性的存在。
先锋队的多元性源自于理论研究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内在逻辑。首先今天的我们知道，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探讨，皆需要一个争鸣性的环境。因为不论怎样的科学哲学的立场，皆指出理论的发展存在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甚至是存在对于范式的结构性挑战与革新。可以说在理论的发展之中，建设性的反驳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结构。因此，我们所能设想的在社会革命之中发挥指导作用的理论，当是一种复数的理论。这些理论共享一个基本的范式与问题意识——既以追求社会革命之实践为目的，但是在范式之内存在争鸣与发展。而在这些理论之外，或许存在一些不同范式，但是也能够给革命的理论带来建设性批评与借鉴的理论。而与之相对，一个封闭而单一的理论，将会极大地扼杀其自身的发展空间，而这种可发展性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实践一直在变化、社会团体之中的运动经验不断地更新，而这种更新需要不断地理论化，且重新投入实践。若理论一旦陷入单一化的封闭之中，革命也将陷入脑死亡。这一情况下，我们不是简单地在探讨一种学术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在探讨先锋队存在的某种理论上的根基。既然先锋队是变革之理论的探索者与宣传者，而理论本身是一个复数的争鸣网络，则先锋队本身必然是多元的。
而组织上的事实则是一个理论投入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采取多样的制度与政治形式，组成一个民主性的两极。一个极端是，先锋队本身只是一个「费边社式」的智库与咨询机构，而本身没有任何的政治影响力；另一个阶段是先锋队本身是组织之中的官僚，即不需要民主程序产生的团体、且可以直接对工人组织行政命令。这两种形式恐怕都不是「理论走向实践的理想过程」。前者实质上过于松散，且经过了一个由知识分子到工人之间的中介组织之影响而在一个严峻的需要，有效集体行动的背景之下，这一中介组织本身会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参与之——而，未能参与的知识分子也就变成了边缘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再是真正的先锋队了。而后者的情况事实上，已经塑造了一个在阶级意义上反对时候革命的官僚团体，而这一团体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会启动一个对内集中化与对外去政治化的双重过程。
最为理想的模式，恐怕是一种多元民主的模式：工人团体通过有效的民主参与与问责，选举多元的先锋队作为自身的组织者，而持有不同理论与不同组织的先锋队则在面向无产阶级的过程中，以民主的方式竞争。这有效地结合了先锋队之在理论与组织上作用——这意味着在集体行动时刻的到来可以强而有力；以及无产阶级自主性与参与式民主——这样的先锋队不会损害无产阶级自主性，反而是一种尽可能平等与互助的关系。或许历史上最接近于这一组织形式的是阿联德政府时期的「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这一团体之中包含六到八个政党，其中存在更加支持暴力革命的社会党与更加支持议会斗争路线的共产党与激进党，尽管这一政府最终在外部干涉之下走向失败，但呈现出了一系列多元的政党，可以在革命的共同纲领之下联合起来，推动激进的社会变革。而如果我们放宽政治目标上的限制——即追求社会革命——会看到政党组织之中更为广泛的实践逻辑，比如北欧国家之中常见的五大政党结构，其中一般会包括一个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一个激进左翼的红党，而在一些背景之下这些政党会形成联合的组织。不过，革命的政治之中更难出现民主国家之中「左翼联合政府」式的多先锋队合作。这样的案例更加稀少，而更为常见的案例，其实是不情不愿的盟友，比如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之中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于内部或外部第二先锋队的暴力清剿，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策略；以及用一种统一战线、但实质上构建一党支配体制的方式，吸纳之进入边缘位置之中，这是一个东方国家的策略。而之所以这样，恐怕有着三个重要的现实原因：
1. 「多党制议会」实质上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制度环境，这种背景之下，各个政党之间的联合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则——联合政府、策略性共同投票、政党合并、选区上的候选员合作，而社会革命必然意味着国家机器的瓦解，而这也就让不同先锋队之间的合作显得更加困难，且缺乏谈判的规则。
2. 一般而言，参与议会政治博弈的政党，不面对紧迫的危机或外部环境。而陷入政治革命之中的先锋队，组织会面对更加严酷的内部与外部压力，而这根据此前的理论会让民主协商的最优点向民主收缩的方向移动，因为更多的民主协商与政治参与在需要迅速做出决断来面对内外部压力的背景之下，显得过于奢侈与昂贵。
3. 最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暴力革命发生的年代。社会主义者缺乏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甚至是对于革命之民主性的反思性自觉。列宁时期占主导的民主理论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论，将民主视为无产阶级控制暴力机器的过程，或者将民主参与视为是革命胜利之后先进社会的体现。而与此同时发生在 1950 年代之前的多数革命，尚来不及见证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的失败。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激进革命者曾经会认同一种由古典列宁主义发展出来的观点：即先锋队是一种在宪法学与组织上占有垄断位置的单一政治组织，而多元先锋队被认为是一种理论上的离经叛道。
面对上述情况，赞同或渴望探索多元先锋队的当代社会主义者，其实会发现这几个因素之中只有第二点是刚性的必然，而第一和第三都是可以得到部分缓解的。首先在民主理论上，我们今天有了得以反思前人之实践的从容，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而其次，我们在今天可以去探讨一种「多个先锋队与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政治框架」。这意味着不只是去探讨政党的组织框架以及政党与工人团体之间的互动模式，而且还要去探讨政党间关系以及复述先锋队与无产阶级团体之间所构成的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联合体」（unity）。或许当前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DSA）或欧洲左翼党（即欧州议会之中的跨国党团）提供了这样政党的组织学端倪，但这很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种联盟有着如下的特征：
1. 这是一个由先锋队团体与尽可能多的劳动者构成的联盟，其成员的人数应当尽可能接近一个国家乃至于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总和。而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充分的投票权与一系列完整的政治影响力。
2. 这一联盟的内部与其说允许派系，不如说允许多元政党的存在乃至于每一个成员的多元身份。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个巨构的联盟之中通过对于一般劳动者之选票的争夺，争取整个联盟的集体行动的控制权。而先锋队是这个联盟之中的各个政党。
3. 这一联盟应当具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雏形，这意味着这一组织内部虽然应当保持有效的集体行动，但是应当让每一个成员有比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以至于这一政党本身实质上不只是先对进行政治活动的平台，更是「自觉无产阶级」的组织学体现。
这种意义上这一团体事实上符合最为经典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只不过所谓的「商议决定与选代表采用民主，而最终形成一致意见之后统一执行」可以说适用于所有运转良好的大众政党，不具有任何意义的特殊性。但理论上来说，社会革命一旦发生——即一方面需要快速且有利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上升到顶点之时——无产阶级可以在保存自身政治组织与影响力的同时，授权给选举产生的一个或多个先锋队组成的团体以行动的权力。
这或许就是「自觉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学上的理想类型，它不是先锋队，而是容纳多元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组织、且保障其共同行动的「历史主体本身」。
不得不说，这一理想类型在真实的历史之中几乎没有可能真正的实现，但是其基本的原则却可以构成一个必要的策略，而这一策略在上个世纪的古典列宁主义革命者眼中，几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即需要去构建跨越政治组织之间的机制，而这一机制最大的特点在于：
「通过工人团体的选票与民主参与来裁决不同先锋队之间的冲突、且由这种民主的过程赋予最终的共识以合法性」。
我们不妨假设，若 1920 年代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不同团体，不是通过在党内争夺政治精英的支持来进行政变时的斗争，而是通过向工人的呼吁、追求更多的团体之选票，这显然不止意味着一种卢森堡式的工人参与民主之诞生，更意味着政治斗争会走上一种更加良性化的道路，而不是在过于残酷的内斗之中逐渐将组织逼向单一化先锋队的不归之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打了折的「联合体」，而且核心特质在于「组织独立、集体行动与民主裁决」。
三. 革命之后：改革派的自我革命
一但革命成功了——不论这个革命的过程中「联合体」究竟是更倾向于一个民主的第二个国家，还是更倾向于一个寡头政党之间的联盟——多元先锋队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联合体」作为第一届政府的政治精英，实质上占有了国家机器。而这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与先锋队之中，控制了国家机器的精英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考虑到日后同样严酷的阶级斗争——不论是面向外部的世界革命还是面对内部的社会化——官僚阶层的产生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基础。特别是考虑到日后会建立一种社会所有的计划经济，而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官僚阶层获得剩余的基础。这一背景之下，比较现实的预判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上不成熟、无法保卫自身。因此这种背景之下，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几乎面临着三重同样艰巨、但同样缺一不可的任务：
1. 面对阶级斗争的基本背景，实现资产阶级的消除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不只是在一国之内，更是在国家之间乃至于社会主义联邦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
2. 不断地培养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性与阶级意识，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在组织学上再生产自身的团体网络。
3. 通过扩大化民主的方式与政治经营内部的保守派，也就是想要维护精英之特权地位的群体进行不断地斗争（即自我革命）。
这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是在经济上实现社会化与计划经济、政治上实现不需要先锋队的工人民主、文化上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基本的阶级斗争结构。无产阶级与其盟友、资产阶级残余与其盟友（盟友主要由摇摆的农民与中产阶级构成）、改革派先锋队与保守派先锋队，展开着十分复杂的博弈。其中的改革派也就是将「完成过渡时期之工作」视为自身政治利益的团体，而保守派也就是想要维持先锋队的特权地位，最终形成官僚制度的团体，即使这个团体可能在初期的政治理想并不是直接的实现官僚阶层的利益——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之下，保守派不可能成为自觉的官僚阶级，只会选择采用保护革命果实的话语追求一个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支持的革命路线。这意味着一个复杂、多样化、充满可能性之政治的统一战线之过程。
事实上，上个世纪的一些能够独立控制国内事务的国家社会主义领导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铁托与东方国家的第一任领导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困境。我们可以将这种策略称之为自我革命的策略。「自我革命的策略」也就包括了一切「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来促进政治斗争」的策略。可以将这种策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
1. 运动式民主：改革派的领导或鼓励之下，「社会力量」以党外的社会声浪的形式协助改革派的政治斗争；
2. 制度化民主：改革派推动制度改革，扩大民主参与空间来影响整个政治的博弈过程，且实质上将独立的公民社会与工人参与民主明确化。
我们可以将二十世纪大多数的「自我革命」归入前者：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 1937 年的民主改革、南斯拉夫的 1969 年代的工人自治改革、东方国家 1950 年代与 19660 年代后期的两次社会运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东欧国家的政治改革。这些变革遵循着一个类似的过程：
1. 政治的场域被扩大，「第三方社会力量」的声音以及讨论被正当化，这一阶段一般会出现十分热烈的参与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极度活跃。
2. 改革派对于第三方社会力量予以支持，携手形成变革声浪；这实质上意味着改革派与工人团体联合起来，对于保守派进行打击。
3. 政治高度极化：社会力量的要求超出了改革派的承受范围、社会开始出现失序的端倪，这着重体现为拥有的自主空间的无产阶级团体提出了不同于改革派的独立诉求；
4. 改革派与保守派联合叫停「改革」，政治斗争的空间缩小，旧的秩序重建。
可以说在苏联的 1937 年民主化改革、南斯拉夫 60 年代的自我管理改革与东方国家之中在七十年代的文化改革之中，苏联与东方国家都没有实现这种改革最终的制度化。这不总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缺乏制度化的欲望，特别是斯大林所进行的民主改革实质上是得到了宪法之固化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两个占据的改革派之生态位的团体，实质上没有提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可稳定运转的政治逻辑，因为这两个团体希望保持其自身在政治过程之中的特权地位，而这与扩大化的民主参与注定是不相符的——民众会有自身的意志，这些意志很可能与想要保护自身特权的改革派相冲突，而一旦冲突发生之时，改革也就会迅速收缩。而南斯拉夫则的确实现了突破性的改革根本性的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但由于其坚持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逻辑，它其实反过来在地方上孕育的新的一群官僚精英。市场社会主义的逻辑实质上反而给予了这种分散性的地域精英获得自身剩余的合法程序，同时又在制度逻辑上将面对官僚的批判与「地方自治」捆绑在一起，地方性的精英有了不受批判的意识形态保护伞。而在东欧的案例中，保守派在国境线之外，且在军事上有绝对的优势。
这个一过程之中，历史的悲剧实质上是「改革派之政治利益」与「民主理论之匮乏」相互交织的产物。这些改革派都朴素的认为，只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参与性——而今天我们知道民主所需要的不止是参与这一个维度、而高度参与本身不一定能够保障民主性——即一方面可以保障无产阶级的活跃地位、打击保守派；另一方面，自己则可以向调控参数一样控制「民主的参与指数」来得到一个最优化的结果。这毫无疑问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背景下，一种符合逻辑与自身利益的政治策略，只不过这种策略内部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谬误。
若缺乏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逻辑，只是单方面的扩大民主参与——相当于缺乏一种制度性的经济模式而调整，而不断地提高工厂与工人的经济激励——只会造成整体的失衡与崩溃，最终让民主显得得不偿失。因为高度参与的社会团体会提出自身的诉求会不断地政治化而相互联合，而最终会希望能够影响到最高层的政治秩序；整个的制度结构依然保障了一个团体控制者高层的核心，社会中多元的利益冲突，就会孕育出抑制直接反建制的政治力量——这里的反建制甚至不意味着有意识的想要颠覆社会主义秩序，只不过是其政治化的程度，已经与先锋队的优势地位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而与之相对的策略，则是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能够让自主而自觉的无产阶级团体再生产的政治逻辑。这意味着改革派需要与无产阶级相互合作，保证控制国家机器的同时，不断在制度上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这毫无疑问意味着需要参考本研究之中其他文章对于民主之科学的探讨。民主性的提高可以采取扩大参与、平等、协商的方法 ，可以通过一种设计巧妙的联邦制度——类似于参与式经济（parecon）这种高度整合、但同时高度分权的模式——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民主性的成本与代价，追求一种现实可能空间之中最为充分的有效民主。这实际上将会成为后革命社会之中的一种可行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策略。改革派应当推动社会现实的变化——更加缓和的集团。
稿件来源于公民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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