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我国明显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腐败分子总是抓不完，而且越抓越多。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布的中管干部被查人数近几年就不断上升：2020年18人，2021年24人，2022年32人，2023年45人，2024年58人，2025年65人。当然这里面有改进反腐败方法手段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腐败分子“前腐后继”并且数量还在上升。
为什么现在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腐败分子却像割韭菜一样，刚割了一茬就又长出来一茬？ 最近，我通过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上公布的对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双开的通报进行研究，终于发现：这是贪官链的效应。
人才学有一种说法，说是考察历史上人才涌现的状况，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人才有时不是零散无序地出现的,而是一个连一个成串出现的，如建安七子、扬州八怪、歌本哈根学派等。人才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才链”，也称“人才团”。主要有四种表现：
一是家族型。即同一类才能在有血缘关系的几代人身上不断表现出来。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祖朔之、祖冲之13代都是数学家。
二是师徒型。即名师出高徒。如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教授汤姆生和卢瑟夫，一共培养了17位各种国籍的获奖人。
三是学派型。指人才团现象在一个科学学派或文学、艺术流派中的表现。如生物学中的摩根学派、京剧艺术中的梅派剧团等。
四是传统型。指某一个国家、地区、单位在学术、艺术、技能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促使人才成团成长。
我觉得，贪官的出现也有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
一是师徒型。就是上级带下级，大贪官带出小贪官。
二是传统型。就是一个地区或单位贪腐成风，贪官不仅多而且不断出现。
下面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据对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上公布的对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双开的通报进行分析统计，这段时间共有83名中管干部被双开，其中73人（占88%）有干部人事工作方面违纪违法行为，具体表现是：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有违纪违法行为的59人（占80.9%），其中38人（占52.1%）“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21人（占28.8%）“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有违纪违法行为的14人（占19.1%），其中9人（占12.3%）“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5人（占6.8%）“在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认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有违纪违法行为的59人中，虽然有21人通报中没有写“收受财物”这四个字，但并不等于这21人就都没有“收受财物”，有的可能是由于收受数量较小，有的可能是没有取得有效的证据，也有的可能是采取其他方式行贿受贿（如权色交易）。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定的，在83名被双开的中管干部中，大多数人有“卖官”行为。
那么，“卖官”的大贪官究竟卖了多少钱呢？
由于2025年1月1日以后被双开的中管干部，绝大部分目前法院还没有判决或者还没移交司法机关，下面就讲几个2024年10月以来被双开的中管干部，法院一审判决的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窦万贵，2024年10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矿产资源开发、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窦万贵利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委书记，吐鲁番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阿克苏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阿克苏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阿克苏地委代理书记、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克苏地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9亿余元。法院一审对被告人窦万贵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2024年10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唐一军利用担任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波市政协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37亿余元。2026年2月2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唐一军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晏，2024年10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陈晏利用担任贵州省铜仁市副市长，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铜仁市市长，贵阳市副市长、市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57亿余元。2025年9月29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陈晏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2024年11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唐仁健利用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68亿余元。2025年9月28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唐仁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星泰，2024年11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刘星泰利用担任山东省无棣县委副书记、县长，无棣县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山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日照市委书记，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6亿余元。2025年8月26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刘星泰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波，2024年12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王波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赤峰市委副书记兼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头市委常委、副市长，巴彦淖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退休后又）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9亿余元。2025年10月14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王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苟仲文，2024年12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苟仲文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委副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6亿余元；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在相关项目收购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025年12月8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苟仲文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青海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杨发森，2025年3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写有“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查明被告人杨发森利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依干其乡党委书记，阿克苏市委常委、副市长，阿克苏市委副书记，拜城县委书记，库车县委书记，和田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47亿余元。2025年10月29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杨发森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上8个贪官，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担任过县、地市级的主要领导，有的还担任过省部级的主要领导；二是收受财物都超过亿元。大家都知道，一个地区或单位的主要领导对所管干部的选拔任用具有最后决定权，因此也是买官者行贿的主要对象。至于这8个贪官在卖官上收了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但网上有一段民谣说：“一万问个好，十万挂个号，百万戴个帽（指官帽）”，估计他们收钱也不会少。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买官需要钱，那些向以上8个贪官行贿买官的钱从哪里来？大量事实表明，绝大多数人买官用的钱都是通过接受老板和下级的贿赂得来的。由此也可见，买官买官在引发和推动权力腐败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
在以上8个贪官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窦万贵与青海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杨发森属于“师徒型”腐败的典型。窦万贵2009年11月至2022年4月在新疆维阿克苏地区先后担任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兼阿克苏地委书记。杨发森在2009.年至2016年12月先后担任阿克苏市委副书记、拜城县委书记、阿克苏地委委员兼拜城县委书记和库车县委书记，直到2016年12月提任新疆和田地委副书记。由此可以看出，窦万贵与杨发森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从后来杨发森受贿上亿元来看，他很可能也向窦万贵行过贿。
而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等人则属于“传统型”腐败。唐一军于2005年5至2017年10月在浙江省宁波市先后任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等职，在宁波任职长达12年5个月。而在他之前，原宁波市委书记许云鸿从1993年至1999年先后任宁波市长、市委书记，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1998年11月至2003年1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与唐一军搭班子的卢子跃从2013年5月至2016年3月任宁波市长，这三人都因腐败落马。而后来落马的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书记周江勇，1998.年至2013.年先后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鄞县副县长、象山现县长、县委书记、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正厅长级），宁波市委常委、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他在黄兴国和唐一军手下工作分别为6年和8年。法院查明，2001年至2021年，被告人周江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82亿余元。法院一审对被告人周江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近日还有一起“传统型”腐败案引起社会的关注。今年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的特大事故。6月2日，沁源县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媒体报道，沁源县从2010年至2026年的四任县委书记全部被抓。除赵永进外，曾任长治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的王玉圣和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均在2026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曾任山西省阳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金所军涉嫌受贿，于2023年11月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十几年，中央加强反腐败，下面的贪官却在搞传帮带，左手卖官右手买官，难怪贪官一代接一代。
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狠狠打击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歪风，最大限度地消除带病提升现象。只有彻底砸烂“贪官链”，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
【文/阿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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