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事件，深刻地重塑了各国的社会心理与舆论格局。在中国，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催生了复杂的舆论变迁：疫情初期各种社会思潮集体登场、激烈交锋，但随着中国抗疫成效凸显而西方乱象暴露，舆论场迅速转向，民族主义（或更准确地说，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成为主导性话语。与此同时，曾经长期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传统左翼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均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
这“一超多弱”的舆论格局，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生态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图分析这一变迁的过程及其文化后果，并追问：在民族主义一技独大的格局下，我们失去了什么，又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疫情暴发初期，国内舆论场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井喷期”。新自由主义、马列毛主义、国家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轮番登场，中国舆论生态显得空前活跃，使主流意识形态感到了某种危机。这一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借助疫情初期的信息不对称和公众焦虑，对体制进行了激烈批评；而左翼力量则在批评“资本逻辑”和地方政府失职的同时，也批评自由派的“西方中心主义”。
然而，随着全国驰援武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西方国家疫情防控乱象的暴露，舆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光明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对中国疫情的肆意抹黑、污蔑，引起了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极度反感。加之西方国家在自身疫情防控中的捉襟见肘，更使得各种非主流思潮在国内丧失了市场”。2020年下半年以后，各种非主流思潮转入“潜伏期”，民族主义成为舆论场的主旋律。这一转变的动因是复杂的：既是民众对西方污名化中国的应激反应，也是官方“四个自信”叙事成功的意识形态整合，还包含了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幻灭后的心理补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继明老师在2024年底的一则“随想录”中做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判断。他认为：“2020年以前，左派和自由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2020年之后，随着公知在舆论场逐渐边缘化，民族-国家主义上升为主潮……左派同民族-国家主义的矛盾因此上升为主要矛盾，与自由派的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
这一判断敏锐地捕捉到了舆论生态的结构性变化：曾经构成舆论场主要张力的“左—右”对峙，已被“国家-民族主义—其他”的层级关系所取代。
作为一名长期被定义为“左翼作家”的知识分子，刘继明在2020年前的主要论战对象是自由派。他2010年代创办《天下》杂志时，曾标举“多元视角，中国立场，天下情怀”的理念，试图搭建左派与右派的对话平台。然而，随着舆论场民族主义的崛起，他的批判对象和盟友关系都发生了位移。
在2021年的专访中，刘继明明确拒绝“左翼”标签，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这是“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列毛主义。他批评“民族-国家主义”，认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为官僚资产阶级和遍布体制内外的小资群体”，并尖锐地指出：“拿毛主席的某些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言论为民族-国家主义背书，是当下某些‘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可耻背叛。”
这一表态值得玩味。在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的背景下，传统左翼（马列毛）陷入了一种双重边缘化：他们既无法与自由派合流（双方在基本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又难以认同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叙事（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叙事掩盖了阶级矛盾）。用刘继明的话说，左派“同民族-国家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这表明，在“后公知时代”的舆论格局中，传统左翼并未因自由派的边缘化而获得话语空间，反而在民族主义浪潮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他们的“阶级叙事”被“国家-民族主义叙事”所覆盖，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视野与民族主义的高涨形成了紧张关系。
舆论生态的“一超多弱”——民族主义一技独大，左派和自由派均被边缘化——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舆论场的同质化与批判性思维的萎缩。
当一种话语成为绝对主导，其他声音被边缘化，舆论场就面临着同质化的风险。自由派虽然常被批评为“崇洋媚外”，但其对权力监督、法治建设、个人权利的强调，在特定时期对体制构成了有益的补充。而传统左翼（马列毛）对资本逻辑、社会不公的批判，同样是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声音。
这两种声音的弱化，使得舆论场的批判性维度趋于单一。当前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呈现出“应激防御、情感矛盾、观点极化与庸俗异化”等特征，理性与建设性声音往往被情绪化表达所淹没。一个缺乏内部张力的舆论场，难以产生真正有深度的思想对话。
第二，民族主义自身的极化风险。
有学者指出，“‘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当民族主义缺乏来自左翼的国际主义制衡和来自自由派的理性主义制衡时，它有可能走向极端化。德国学者对知乎平台的研究发现，虽然许多用户呈现“批判式民族主义”——在支持国家战略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体制掣肘、效率低下等问题——但相当比例的讨论仍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后疫情时代的民族主义回潮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趋势。西方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同样在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防止民族主义滑向排外主义、极端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第三，“文化自信”与“文化封闭”之间的边界模糊。
中国官方倡导的是“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强调“包容共存，兼收并蓄”的实用主义策略。但在实际操作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边界常常模糊。当“国潮”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当“革命文化”被“消费化”，爱国从一种政治情感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身份标签，其反思性维度可能被掏空。
刘继明批评的“将革命文化消费化”，正是这一现象的写照：当革命符号被商品化，激进的历史被转化为安全的、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批判锋芒必然被消解。这种“粉红文化”虽然能够凝聚共识、增强国家认同，但也可能使思想探索和批判性思考变得困难。
要理解“一超多弱”格局的形成机制何以形成，需要考察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
其一，国际环境的催化。 中美战略竞争、西方对华的意识形态围堵，使“国家认同”成为压倒性的政治议题。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对体制的批评都可能被解读为“不爱国”，这压缩了左派和自由派的话语空间。
其二，官方意识形态的策略性调整。 “四个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等叙事的推广，为主流舆论场提供了核心话语框架。这套叙事既吸纳了民族主义的动员能量，又试图将其纳入可控轨道。但在这个过程中，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之间存在张力：官方强调的是“爱国主义”，而民间舆论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排他性倾向。
其三，新媒体的算法机制。 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倾向于放大情绪化、极端化的内容，这使得民族主义话语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同时，平台对“敏感内容”的审查，也在客观上压缩了批评性话语的空间。
其四，知识界的自我规训。 在“后公知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或转向。刘继明观察到，以前被认为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公知蛰伏后，“真正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原来不是公知，而是来自体制”。这一观察虽有争议，但确实反映了知识界批判声音弱化的现实。
健康的舆论生态，应当是多声部的、有张力的、能够容纳异质性的。
首先，需要恢复左派与自由派的有序论争。 在2020年之前的格局中，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虽然激烈，但这种张力恰恰构成了思想活力的来源。两者分别代表了“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取向，它们的对话有助于防止任何一种价值的绝对化。当前格局下，这两种声音均被国家-民族主义所压制，思想市场的多元化程度下降。
其次，民族主义自身需要“左翼”和“右翼”的制衡。 来自左翼的国际主义视野可以防止民族主义走向排外和自大；来自自由派的法治意识和权利话语可以防止民族主义走向民粹和专制。正如自由派学者秦晖所说，只有“外争主权，内争人权”的民族主义才是“良性”的，马列毛左派则认为，只有当民族主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时才具有进步性。
再次，需要警惕民族主义的极化与庸俗化。 当爱国从一种深沉的情感变成一种炫耀性的身份表演，当革命符号被消费化、娱乐化，真正的政治思考和批判精神就可能被掏空。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表明，其“理性与非理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交织”，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
最后，舆论生态的多元化不等于价值观的相对主义。 正如马克思所言，“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一个健康的舆论场，应当能够直面问题、容纳批评，而不是沉迷于“盛世叙事”的幻觉之中。
后疫情时代中国舆论场“一超多弱”格局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民族主义的上升在增强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主导地位的固化也带来了思想同质化、批判性弱化的风险。
自由派的边缘化和传统左翼（马列毛）的困境，共同构成了当前文化生态的复杂图景。如果说在2020年之前，舆论场的张力主要存在于“左”与“右”之间，那么现在，张力则存在于民族主义与“其他所有”之间。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反思。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没有张力的舆论场是危险的，没有异质性的文化是僵化的。在“民族主义”成为绝对主旋律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追问：谁的声音被压制了？哪些问题被遮蔽了？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众口一词”的和谐，还是“和而不同”的健康？答案，也许就藏在舆论生态的演化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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