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应A猫同志的要求，将在本号分享他自己思考写作的《不破不立——当代毛主义革命哲学》一书，今天发出第二章：威权资本主义。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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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这句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我们最好的理论基础。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验证：符合这句话的社会现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反之，则说明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出路。而不是可悲地把这句话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与教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随着全球“资本主体性”的完成，“物”开始完全支配“人”的社会关系。与之相匹配的，是新的政治生活、政治模式、政治形态——“威权资本主义”。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
——恩格斯《反杜林论》
然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总资本家”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体性”。所以，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是“资本主体性”的行政机器。而“威权”，便是这种国家机器的终极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
“资本主体性”横跨全球，穿透了一切既有的政治实体，击碎了苏联的阻碍。那么，伴随这种“全球化”的政治模式也将不再局限于“国家”的边界。所有的拜物教徒、阶级、国家、社会制度、政党，都要在“物神”面前匍匐。威权资本主义这种政治模式，将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既不能阻碍资本的全球性流通，又要保障社会为资本、为“资本主体性”服务。于是，以资本为核心、以威权为手段的统治模式，成为所有统治集团一致的选择。
—— “一切威胁私有制根基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存在’”，这就是资本主体性的主要矛盾。
当我们谈论“威权资本主义”时，要清楚这不是某个“国家的选择”，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生态”，是面对主要矛盾的主要形式。无论政体名义上是民主制、君主制还是一党制，只要不阻碍资本的全球性流通，就必然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体性”下的一个节点。不论自身是否拥有军队或暴力手段，只要处于大国“庇护”之下，处于威权的作用力范围之内，就依然属于“威权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过去分析一国或某个范围内的某种“主义”，在这里是局限的。全球“威权资本主义”的框架，会将一切笼罩其中。
“不与国家威权主义结盟的话，新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幸存下去的。现在，新自由主义正在试图与新法西斯主义结盟。”
——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是常被提及的典型。其核心纲领是：放松管制、私有化、削减福利，让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它主张国家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将更多领域交给市场调节。它完全可以在某个军事联盟庇护下的民族国家中展开。一旦市场机制失灵，或者反抗者试图颠覆政权、否定私有制、破坏市场经济环境，从而阻碍全球“资本主体性”的流通——这时，不论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威权作用力，都会如期而至。会有其他统治集团——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将其替代。因为谁在那个位置不重要，使用什么方式进行统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必须穿透这些壁垒，完成全球性的流通闭环。而穿透壁垒的力量始终都需要威权施加，所以无论“资本主体性”再强，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成为全球的主导形态。“威权”成为了“资本主体性”的必要“器官”——没了威权的力量，资本主体性便无法存活。
还有所谓令人向往的福利国家制度。每个人都向往高福利的社会环境，也总有人幻想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形成福利社会——从而赡养人类。
作者在此说：大锅饭都不让你吃，就是因为嫌你懒，你还指望资本或它的什么高科技机器人来养你？
那为什么还有福利国家呢？因为国家、政党、政治实体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体性”下的一个“节点”。节点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形态。就像你不能因马云有钱，就以为人人都能成为马云。同样，福利国家虽好，却不能作为“大同社会”的想象。这些国家——以及其中的某些阶层——处于“资本主体性”下的“高位”节点。他们通过某些不可复制的机遇与优势，在社会中获得“超额利润”，或垄断资源，成为“资本主体性”下必要的一环。但这一切与人无关，与位置有关——谁在那个位置，谁就拥有超然的优势。而处于低位节点的人和国家，则必然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资本主体性”致力于将一切人与事物量化为节点，使其成为内部的一环——这便是异化与物化。
原子化社会，就是“资本主体性”把“人与人”的连接，异化为“节点与节点”之间连通的社会形态。原本人与人的交往是平等的。但一旦掺杂了资本的利益考量，就被异化为节点与节点的连通。这种连通是割裂的——它失去了朴素的情感，带有竞争，隐含地位差距，因为节点处于不同的位置。当人把这种节点思维带入日常社交，原子化社会就形成了。
威权的作用，便是在此基础上打散一切可能的组织与反抗形式，让人无法形成能够对抗“资本主体性”的新整体。威权也将组织异化，使其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体性”的一环。工会被收编为劳资合作委员会，或被打压至名存实亡；政党被改造为选举机器或官方传声筒，失去组织群众的能力，或者成为国家机器的延伸，挤占生态位并对个体形成碾压；社区被商品房和物业管理拆散，邻里关系变成了合同关系；行业协会成为政府的监管延伸，而非行业工人的自治组织。
最后，原子化个体表现出对周遭事物的冷漠，无力参与集体行动，甚至无力想象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归因为个人失败——“我不够努力”“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幸运”——而不是制度性的掠夺。这正是威权资本主义的统治术之一：让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孤立的失败者，从而无法看到共同的结构性压迫。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毛泽东《矛盾论》
真正的、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是全球“资本主体性”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任何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行为——也就是试图切断资本增殖路径的行动——都会被威权资本主义视为必须清除的“病原体”。威权资本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无产阶级及其任何组织形式——工会、政党、合作社、社区网络。至此，威权资本主义将一切可能威胁“资本主体性”的主要矛盾彻底镇压，全球范围内只剩下内部矛盾。
一切民族的、国家的、政权的矛盾，只要不威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直接阻断资本增殖路径，就被整合为“内部矛盾”。同样，一切不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反抗——如减税抗议、福利诉求、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某些温和的改良主义——也被降级为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可以被容忍、吸纳、有限压制，甚至被统治阶级利用来转移视线。例如，反移民言论可以被用来掩盖阶级矛盾，环保诉求可以被转化为绿色消费主义。内部矛盾是资本免疫系统可以处理的无害杂音。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任何中心化的、固定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都难以生存——因为这些道路已被系统性地封闭了。
“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毛泽东《论持久战》
积蓄，我们无产阶级要做的、能做的，首要目标就是积蓄——积蓄力量。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更不会在面对庞大的“资本主体性”和强大的“威权资本主义”时，手足无措、瑟瑟发抖。敌人强大，不正说明我们也不弱吗？只不过当下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道路，却不是投降的时候。列宁说过：“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死亡也不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体性”永远无法消灭的根本对立面——因为它是寄生虫、吸血鬼，是被拜物教信徒推上神坛的“物自体”。它能凌驾于人民头上，只因有人将它托举。而无产阶级是最底下的支柱。托举它的人会从高处摔死，我们却永远脚踏实地。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把它们从我们头上挪开。
为什么而积蓄？为了“窗口期”。什么是窗口期？资本主体性无法解决其主要矛盾，所以内部矛盾会周而复始地出现：国家之间、集团之间的对抗与竞争——为了争夺“高位节点”，它们会一次次激烈碰撞。内部结构出现松动，这就是窗口期。我们积蓄，就是为了在窗口期重新建立我们的整体，从而改变世界——让人民当家作主。
而当下，如何积蓄也将成为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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