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唐宋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代代相承的正统朝代，是公认的历史事实。直到几十年前，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例如，教员有一名篇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前面，我写过一篇《明太祖对元朝及其帝王的评价》，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现在，专门谈谈“元清非中国”论的西洋背景及其真相。
一、“元清非中国”论的源头及其本质
近些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元清非中国”论甚为火爆，而且因为某些人慷慨激昂的“爱汉族”“爱中华”的调调，吸引了不少网民眼球。
这场“元清非中国”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其源头来自好几十年前的二名美国人：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和大名鼎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拉铁摩尔(1900-1989)生于美国，1岁时随父母到中国。在他12岁时被送到瑞士读书之前，从未上过学。1919年，因为贫穷交不起学费，没法上大学，就跑到中国讨生活。满打满算，他也就上了7年学。按照当今中国的标准，他也就念了一个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在中国东一枪西一棒地混了几年，这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穷小子，突然变得特别有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正经职业、专门在中国边疆地区“探险”的“旅行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单说他的蜜月之旅。1926年8月，他从呼和浩特出发，穿越蒙古高原，经新疆。而他的新婚妻子，则同步进行了从欧洲穿越苏联大地，然后乘雪橇到中国新疆塔城。1927年2月二人会合后，继续在新疆“探险考察”，于1927年10月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然后从印度孟买乘船，当年底到达意大利。在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的年代，长达一年半的“旅游探险”，当然是很烧钱的。到达克什米尔后，直到进入意大利之后，都必须持续花钱才能活下去。他哪来这么多钱？不知道。
意大利人对他的探险经历十分感兴趣，希望他能专门为意大利服务，于是意大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资资助他。随即，美国的古金黑姆、哈佛-燕京等基金立即出面支持他。他的“探险旅游”重心也改为中国东北、内蒙古。1929年秋至1930年夏末，他夫妻去了东北，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四处“探险”。1931年至1936年，每年都去内蒙古学习蒙语和“探险”几个月。在此过程中，他写的“旅游心得”一本接一本出版。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思考一下他“探险旅游”重心的调整变化，是不是很有意思？
1934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内亚疆域》(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出版，于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内亚”概念诞生了。
毕竟，拉铁摩尔只读过七年书，丝毫没有接受过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只能搞搞“旅游探险”的“田野考察”的粗活，没法上升到高雅的理论层面。这时，费正清教授登场了。
拉铁摩尔会吃苦耐劳的“旅游探险”，而费正清则是美国“汉学巨擘”。拉铁摩尔专门搜集材料，费正清负责理论发明，可谓珠联璧合。经过费正清学术包装，旅游心得《中国内亚疆域》被提升成了“关注中国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内亚”概念升格为高大上的“内亚史观”。
何谓“内亚史观”？“内亚”是一个地理概念，即环绕在中国汉字文化圈的北部、西部地区。我这里简要说说其核心的东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阅资料)。
第一，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必须有一个“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自当今中国东北沿着长城以北往西，一直到长城尽头再往南，以此为界限，西北是“内亚”，东南是“中国”，二者历史、文化、生活习性等等完全不同；
第二，自古以来，“内亚”与“中国”是两个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地方，即从来就是互不相干的两家人；
第三，自古以来，尽管“内亚”与“中国”互不相干，但是，“内亚”通过草原持续向“中国”传播先进文明，深度影响了“中国”，即文明西来说(这便是某考古学家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胡化史”的源头)。
这些东西，看起来，似乎很“学术”，其实就是一句话：当今中国的长城以北、以西的土地、人民及其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与中国没关系。
“元清非中国”论所鼓吹的，正是这些东西。我们后面再细说。
必须注意的是，“旅游探险家”的拉铁摩尔，“汉学巨擘”费正清，他们的真实身份都不是学者，而是美国的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官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两人是美国情报机构(中情局前身)官员的身份暴露了。1941年，拉铁摩尔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给蒋介石出了很多馊点子，当然包括对“内亚”的政策，大多遭到蒋的拒绝。与蒋介石闹掰后，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于1942-1944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
费正清更厉害，官至美国驻华情报处处长(OSS)，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地道的高级间谍。
从这二人的真实身份，其工作内容和目的可想而知。当然，他们始终是以学者的身份活跃于中国，例如，费正清与当时的“民国大师”们打得十分火热，称赞胡适是中国的伏尔泰，即启蒙中国人的先驱者。
二战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招兵买马，重点开展“新清史”研究。这个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差钱，不仅大肆招聘“研究人员”，而且广泛招收学生，培养吹鼓手，建立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内亚史”研究大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毕业于此、效力于此的华人历史学家着实不少。例如著名的“畅销书”《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他的博士生导师余英时就是出自这里，黄仁宇博士毕业后再到这里深造并建立起“成熟的”针对中国的“大历史观”，进而著作等身声名鹊起。
何谓“新清史”？即在“内亚史观”基础上，以清朝史作为“典型案例”，推导演绎出了“内亚”非中国，“中国”一直被“内亚”征服、胡化的结论，坚决拒绝、否定“内亚”被汉化、元清是中华文化主导的政权的历史事实。因此，元朝、清朝就是中国被“胡化”而非“汉化”的中国历史典型----因为两个朝代的统治者(所谓“内亚”人)没有被汉化，所以，“元清非中国”。
不知不觉中，“内亚”理论和“新清史”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自古以来“内亚”与中国无关，那么，今天的“内亚”应该怎么办？显然，这是给中国边疆的各种“独”创造理论依据。
第二，既然自古以来中国一直被“内亚”征服、胡化，且“元清非中国”，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应该怎么看？显然，这是在为糟践中国历史文化创造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中国边疆的各种“独”的背后，都有拉铁摩尔、费正清所效力的那个机构的影子。
近些时候，几个“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地大骂清朝的“知名博主”，所贩卖的正是这些东西。
他们很有“智慧”。他们用“民族”理论，对“内亚史观”和“新清史”进行包装，塑造了一个“热爱汉族”和“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大上的“正能量”形象，吸引了大批网民。这样，他们不仅成功地将“内亚”与中国对立起来，而且还将“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立起来了，于是，制造了“地区对立”加“民族对立”，有效地配合了边疆地区的各种“独”，超额完成了“内亚史观”和“新清史”的任务。
二、“民族”问题
之所以谈这个，是因为目前某些人在宣传“元清非中国”论的时候，充分利用了现行的“民族”理论及密切相关的木已成舟的“民族”现实。
据说，“民族”理论和“民族”划分的规则源于苏联。但从一些事实来看，似乎并非如此。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下的定义是这样的：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
按照斯大林的定义，只有同时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集中生活的地域这四个特征的，才能构成一个“民族”，四者缺一不可。
可见，国内好多个“族”，不仅不是“少数”“民族”，反倒应属于标准的汉族。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炎黄子孙。
三、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辩”
“中华”一词，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概念。
“中”有地理概念的成分：大地之正中的地区。但“中”更是文化概念。何地为大地正中之处呢？持中道的地方。《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只有持尧舜之道的地方，才是“中”。
“华”则是一个地道的文化概念。针对“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意思是，尊崇中华礼乐的就是华夏，反之，便是蛮夷。《国语·周语》：
“(不遵从礼乐)散迁懈漫，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
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作出重要贡献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说：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
晋国虽然是周天子之后的国家，但是，当他们不遵循礼乐文化的时候，就不再是华夏，而是蛮夷了；楚国曾经胡作非为被称为蛮夷，但是，当他们回归礼乐，便是华夏，而且是华夏中的优秀分子了。
华夷之辩，重在文化，重在是否接受并遵循中华礼乐文化。
韩愈根据中国历史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做了更明确、直白的阐释，《原道》(《全唐文》卷558)：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董仲舒、韩愈根据儒家经典，确定“华夷之辩”的标准是：无论是谁，尊崇蛮夷文化的就是蛮夷，接受并遵从中华礼乐文化的就是中国人。
按照中国传统，拥有中国国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如果不尊崇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他们依然是“蛮夷”；只要接受并尊崇中华文化的人，都是中国人，无论他身处何处。
更别提那些跑到中国定居，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人了。
四、历史与事实
中国有记载详明、传承有序的史书。下面根据中国史籍，谈谈“内亚史观”“新清史”有多么荒谬。
1
有史以来，“内亚”的第一任霸主是匈奴。其势力范围，南起内蒙古高原，北抵北冰洋；东起大兴安岭，西达里海一带。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意思是，匈奴是夏朝王室的后人。班固《汉书》又重申了这一点。
司马迁与班固不仅亲眼见过匈奴人，而且，司马迁曾与匈奴单于的儿子金日磾同朝为官，班固的弟弟班超在前线与匈奴厮杀了一辈子，他们的记载自然是靠谱的。谁若怀疑这一点，只能考虑其人品问题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朝代的夏朝王室的后人，在中原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逃亡到北方草原，转身变成了“内亚”的领袖。中原朝廷将这个敌人称之为“匈奴”。在被汉朝大败之后，匈奴被迫西迁到了欧洲，继续做霸主。
问题来了：
第一，中原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统治“内亚”数百年，“内亚”怎么会与中国没有关系？
第二，夏朝进入“内亚”时，难道就没有带入自己的文化吗？
第三，汉朝打败匈奴，将他们从“内亚”驱除，一直赶到欧洲去做霸主，难道汉朝仍然没有影响“内亚”，也没有间接影响欧洲？
2
“内亚”的第二任霸主是鲜卑。汉朝打垮匈奴后，来自中国东北的鲜卑人全面接管了匈奴的地盘。后来，鲜卑人在中原建立强大的北魏政权，同时全面管理“内亚”。北魏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一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
386年，鲜卑建立政权，随后定都大同，逐步汉化，后来鲜卑人不仅说汉语、写汉字、读经史，用儒学治国，而且全面使用汉姓、汉名。关于鲜卑，天天与鲜卑人打交道的魏收在《魏书》中说：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
这是说，鲜卑是黄帝的后人，正宗的炎黄子孙。鲜卑人的籍贯地是中国东北的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1980年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发现的北魏石刻，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来了，黄帝后裔鲜卑统治“内亚”、进入中原后全面汉化的历史，也足以彻底颠覆所谓的内亚史观。
3
“内亚”的第三任霸主是突厥。突厥名气很大。其实，突厥的名气，完全是因为唐朝的名气太大，不小心给带起来的。
其实，突厥称霸“内亚”的时间很短，满打满算，不到80年。
在西魏废帝二年(梁元帝承圣二年，553)，突厥木杆可汗即位。经过几年的砍杀，他终于成为“内亚”的霸主。唐朝贞观四年(630)正月，突厥颉利可汗被唐朝名将李靖活捉。后来，颉利可汗变成了唐太宗的卫士。这一年还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旧唐书·太宗本纪》：
“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内亚”各国的首领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在“内亚”拥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内亚”各国君主必须经过唐朝皇帝的册封，才会得到大家认可。自此，“内亚”大地皆为唐朝疆土，“内亚”之人皆为唐朝臣民。“内亚”各国国君的儿子们，或在长安留学，或者在长安给皇帝当卫士。
那么，突厥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我查阅过好多种古籍文献，古人都明确表示：不知道突厥到底是什么来历，因为突厥没有文字，只有传说，而关于突厥来历本来就有多种说法。
不过，亲眼见过突厥人的令狐德棻、魏征、李延寿都说：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
这是说，突厥原本是匈奴下属的一个部落。
关于突厥的风俗，《周书·突厥传》曰：
“其俗被发左衽……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
和匈奴一样，突厥是不剃发的。而且，还继承了匈奴传下来的、与中华文化完全一致的萨满教，祭天地日月和祖宗，敬山川鬼神。
突厥被大唐摧毁后，散兵游勇们纷纷西逃，和匈奴一样，他们在西方开疆拓土，继续称孤道寡。毫无疑问，他们会将这样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去。
问题来了：
第一，唐朝皇帝是“内亚”各国公认的最高领袖，“内亚”各国君主百姓都是唐朝的臣民，那么，“内亚”还是与“中国”不相干的平行发展的地方吗？
第二，匈奴带到“内亚”的夏朝时期的中原文化，得到突厥的继承，这到底是谁影响谁？
第三，突厥的散兵游勇后来在西亚称孤道寡，这到底是谁影响谁？
4
“内亚”的第四任霸主是契丹。这里，将契丹、女真、蒙古一起来说。这与前面谈过的鲜卑也有关。
在周朝时，东北地区是周朝的九州之一，名曰幽州。《周礼·夏官》：
“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
天下九州各有本州的镇山，幽州的镇山是辽宁的医巫闾山。
众所周知，在周朝时，东北地区有著名的箕子朝鲜、孤竹等华夏诸侯国。从周天子下面这句话可以大致知道周朝领土的北边疆界，《左传》：
“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肃慎生活在今黑龙江一带，是周朝的一个封国。稍通儒家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孔子见到过肃慎贡献给周天子的“特产”。
事实上，据《竹书纪年》《史记》等文献，舜帝时，肃慎便是天子分封的诸侯之一。
结合鲜卑人是黄帝后裔的信息可知，自古以来，整个东北地区都是华夏先民生息之地。他们早在五帝、三王(夏商周)时期，就是中华的子民，同属炎黄子孙，与我们同一血脉。
《北史·室韦传》：
“室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阳六千里。室或为失，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
《新唐书·北狄传》：
“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室韦，契丹别种……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东合那河、忽汗河，又东贯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东注于海。”
《辽史·地理志》：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
《金史·世纪》：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
室韦之蒙兀室韦或蒙瓦部，即后来的蒙古人的主体。 契丹人和蒙古人原本一体，而且与鲜卑原本是一家人。在他们南面一点的女真就是肃慎人。
和鲜卑一样，契丹、女真、蒙古，都起源于东北地区，他们先后走出东北，建立起辽、金、元。
辽、金、元建立的政权，也和鲜卑一样，采用汉式年号国号，照搬中原官制和礼仪制度，说汉语、写汉字、读经史、祭祀孔子、开科取士，用儒学治国。
唐朝摧毁突厥后，到了唐朝晚期，契丹逐渐强大起来，到五代时期占领了“内亚”的绝大部分地方，然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辽国。有意思的是，《辽史·后妃传》：
“(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因为仰慕汉高祖刘邦，因此，仿刘邦、萧何的故事，下令皇室姓刘，后室姓萧。
金灭辽后，继承了辽国在“内亚”东部疆域。西部“内亚”的部分地区则被西辽掌控并拓展至黑海一带。辽亡时，皇室成员耶律大石带着一批人马逃到“内亚”西部，以新疆为基地，向西拓展，在辽阔的西域建立起了国家。西辽就是辽国的翻版，继续照搬中原官制和礼仪制度，说汉语、写汉字、读经史、祭祀孔子、开科取士，用儒学治国。
接下来，是定都北京的元朝。其疆域大大超越“内亚”，一直到了多瑙河。当年蒙古西征的主体，就是汉人谋士、军官、士兵、工匠，后来这些人几乎全部定居于西边一个个大小汗国。
姑且不论定居于西亚、欧洲的汉人官兵是否“西化”，反正，被蒙古征发到中原的西亚、欧洲人，无不对中原文化顶礼膜拜，全部汉化了。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阅读我的《不存在“希腊化”，辽阔西域只有持续不断地中国化》。
5
下面再说清朝。
满人之先是女真人。这无需讨论。
必须强调的是，“满人”与当今所谓的“满族”是两回事。稍稍翻翻《清史稿》就知道，入关时清军，一半以上是汉人，这些汉人便成了“旗人”。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所有的“旗人”都成了“满族”。
如前所述，在清朝的起家之地辽宁，自古便是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地方。据《汉书》：
“辽西郡……属幽州。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辽东郡……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玄菟郡……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
西汉时，仅辽宁南部的这三个郡，人口便多达84.67万人。当时西汉全国共103个郡(国)，总人口5959.4978万人。
明朝时，今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山东省管辖。许多东北人祖籍为山东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毋庸置疑，清朝入关前，东北汉人众多，而且汉人的数量远多于满人。这些汉人不仅是满清的兵源，而且清初不少著名的文臣武将如佟养性、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李永芳、李思忠、金玉和、金砺等，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汉人。清朝开国第一文臣范文程，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而且是范仲淹的后人，后来位至大臣所能拥有的最高头衔：太傅兼太子太师。
另一个必须强调的是，自明初设置建州卫以来，努尔哈赤祖祖辈辈都是建州卫的官员。他自己起兵造反时，是明朝官员，担任奴儿干都司下属的建州卫都督佥事。《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中记录不少，如卷215：
“(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
卷310：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甲辰)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
因此，努尔哈赤是典型的地方豪强造反。本来，他们只想着割据东北称王。得知李自成集团攻下北京城后腐朽堕落，才有了更大的想法。
入关前，不仅努尔哈赤说汉语、读汉书、写汉字，其子孙们都接受地道的中国传统教育。例如皇太极，《清史稿·太宗本纪》称之“性耽典籍，谘览弗倦”。
他们建立的后金小朝廷，完全是照搬于明朝。皇太极继位登基的仪式，也是照搬明朝制度，《清史稿·太宗本纪》：
“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庚午朔，即位于沈阳。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辛未，誓告天地，以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勖诸大贝勒等。”
随后，他下令王爷贝勒和大臣的子弟们必须入学读书：
“(天命五年)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
接着，他实行开科取士：
“(天命八年)初命礼部考试满洲、汉人通满、汉、蒙古书义者，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赐衣一袭，免四丁。”
要想粗略了解清军入关前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可以去参观沈阳三个景点：沈阳故宫、安葬努尔哈赤的沈阳清东陵、安葬皇太极的沈阳清昭陵。显然，完全是中原风格。如果谁硬要通过找出什么不同而强调其“民族风格”，那只能说是别有用心了，因为中原地区的河南与相邻的山东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入关后，清朝几乎完全照搬明朝的一切制度，唯一不同的就是为了安置人员或者确保权力，搞出了“满尚书”之类的东西。
清朝皇室成员无不过着这样的生活：住着中原传统的房子，吃着中原传统的饭菜，喝着茶，说着汉语，写着汉字，看着京剧，读着汉字的书，背着《四书五经》，吟着唐诗宋词，品着琴棋书画，谈着自三皇五帝到明朝的故事，本着儒家经典确定一切是非。
这就是清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精神实质。
和千年前的鲜卑人不会说鲜卑话一样，满语早已消亡。
有些人爱盯着清军入关后武力推行“留辫子”，以此为满清“暴政”和“奴役”汉人的证据。
殊不知，满清的这一套，也是学习、遵循中华传统的行为。
按照中华传统，每一个朝代建立后，首要的大事就是改正朔(实行新年号)、易服色(推行新的穿戴打扮)。百姓施行新年号、新的穿戴打扮则意味着对新王朝的臣服，反之便是敌对。
同样的，辛亥革命后在全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各地革命军派出军人满大街地剪辫子。请注意，剪辫子是断发，而不是恢复到明朝的发式。
清朝并不遥远。问题来了：
第一，近百年来，某些人将反清与反儒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将剪辫子与穿西装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什么？
第二，一个个“满族”个体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长相与我们一模一样，他们的精神内核，如婚丧嫁娶，甚至比我们更加接近中华传统，凭什么说他们是与我们不一样的“族”？
“新清史”的一套，成立吗？“新清史”意欲何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五、最后的话
我写这么多，是希望大家擦亮眼睛，不要当了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吹鼓手。
我知道，今天，“满人”中有败类，但是，他们不代表全部。
同一个肃亲王府中，既出了汉奸川岛芳子，也有抗日的爱新觉罗·宪东，二人是亲姐弟。
当晚清腐朽堕落，清朝天命终结时，满人中，南有鉴湖女侠秋瑾，北有关外红梅张桂起来造反。更多的男子站出来誓死推翻清朝，如被孙中山称为“满人贤哲”的松毓，还有杨策、张榕、恒宝坤等等纷纷站出来，许多人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
当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东北抗联，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拼死反对“满洲国”的，就有大批的“满人”，其中不乏高级将领，例如，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3方面军指挥的陈翰章、“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司令邓铁梅、第六军政委张兰生、第三师师长关化新。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土地上的人民自古以来就为中华礼乐文化所滋养。虽然历史上存在过分分合合，但是始终同属中华这个大家庭。
某些人企图挑动内斗，蚍蜉撼树而已。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