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同学近来的奇幻经历再次向世人揭示，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高等学府即所谓的“象牙塔”本应是知识传承、思想碰撞与学术创新的圣地，但现实往往比层层封闭之外的集体想象要更讽刺。
近年来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高校学术不端事件，如2023年底至2024年初持续发酵的华中农业大学黄某某导师被十一名硕博研究生集体实名举报学术造假事件 ，以及四川大学王竹卿博导被举报事件 ，包括沸沸扬扬的耿同学举报风波，都无情地揭示了象牙塔内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高校导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的权力，在今时今日某些情境下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程度。
这些事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学术造假、数据篡改、不当署名、压榨学生、精神控制——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高校中，导师的权力会如此之大？
这种权力已然大到足以让一些导师肆无忌惮地组织或默许大规模的学术造假甚至在其所领导的课题组或实验室内部形成一种人身依附、资源垄断、规则自定的“独立王国”姿态……
学阀已成难撼之势。
1
现实是十分具体的。
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在学生的课程成绩评定、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质量把关、能否送审、答辩委员会组成建议，乃至最终能否毕业等一系列关键环节中，都拥有决定性或一票否决的作用。
导师的意见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分量最重 ，往往没有之一。
学生的学术生命线完全掌握在导师手中，一篇论文能否发表，发表在何种级别的期刊，署名顺序如何安排，这些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达到毕业要求和未来学术发展的关键事项，导师都具有最终裁决权。
如此评价权的绝对性，使得学生在学术上必须完全听命于导师，任何异议都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巨大风险。
同时，在以课题组（Lab）为基本科研单元的现代科研体制下，导师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全面控制着科研活动所需的一切关键资源。
包括但不限于：科研经费的支配权、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管理权、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权、学术会议的参与机会、乃至直接影响学生生活的助研津贴（RA）的发放额度与标准。
学生要想顺利开展研究，就必须依赖导师提供的资源平台，而导师可以通过控制这些资源，轻易地奖励顺从的学生或惩罚“不听话”的学生。
经济和物质上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导师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导学关系从“师生”异化为近似“雇佣”的关系 。
202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
这一政策在地方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和扩展。
例如，湖北省科技厅与财政厅于2022年7月联合印发《关于在科技计划项目中试行经费使用"包干制"管理的通知》，明确将“包干制”范围扩大至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人才项目、软科学研究项目和依托湖北实验室开展的省级科研项目；去年11月，克拉玛依市科技局进一步将“包干制”扩大至基础研究、软科学研究等项目，并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最高可至60%，全部可用于绩效支出。
这些政策改革虽旨在简化科研经费管理流程、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科研创新活力，但客观上也赋予了导师对科研经费的完全支配权，形成了导师对学术资源的垄断。
从资金来源看，科研经费主要分为纵向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项目）和横向项目（如与企业合作的项目）。
在科研经费“包干制”下，导师对经费的使用拥有“签字报销制”的自主权，立项后取消预算明细管控，仅通过“年度报告+随机巡查”进行监督，缺乏院系或第三方审核机制，导致经费可能被用于非学术目的，如支付学生劳务、购买实验材料或甚至个人消费。
再有就是近年来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尤其自2013年后在博士生招生中普遍推行的“申请-考核制”，极大地增强了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在这一制度下，导师或其所在的专家组对申请者的筛选、面试和最终录取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乃至在部分高校拥有最终决定权。
以河海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改革为例，该校全面推行"申请审核制"，取消学校统一笔试，并将五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全部列为独立招生单位，赋予其自主招生权。
改革虽旨在打破"唯分数"传统，但实质上将招生自主权交给了导师团队，使导师能够基于“课题组适配性”等主观标准筛选学生，形成事实上的“课题组自主招生”格局。
类似地，江苏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章程规定：
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应与拟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取得联系，并征得导师的同意后才可报名。
这进一步强化了导师在招生中的主导地位。
导师通常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偏好、项目需求乃至个人关系来挑选学生，这为其建立一个成员高度同质化、绝对服从其个人意志的“团队”奠定了基础。
一旦学生通过这个高度依赖导师个人判断的“入口”进入师门，其后续的培养方案、研究方向等，也无一不处在导师的严格掌控之下 。
这一现象在医学界更是呈现出了某种极端化的场景。
今年3月份爆出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学生自尽事件
在医学界，学生们往往将导师称为“老板”，自嘲为“学术民工”或“廉价劳动力”——这些称谓的背后是大量被压榨的劳动时间、被侵占的学术成果、被控制的毕业进程以及无处申诉的困境。
仅从近年来并不难检索的媒体公开报道的医学学生在培养过程中遭受欺凌、不公对待、虐待和骚扰的现象即可意会，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在研究生阶段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导师对学生的学术生涯乃至人生轨迹拥有巨大的乃至“绝对性”的左右权，学生从入学选择、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到论文发表、顺利毕业以至于未来的就业推荐，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深深地烙上了导师的印记。
这就极易促成「学阀」的诞生与固化。
2
所谓学阀，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权威、学科带头人，而是指在特定学术领域内依靠体制资源、权力关系、人脉网络与话语垄断，形成封闭性、排他性、世袭性的利益集团与权力圈层。
他们以学术为名，行垄断之实，压制异见、排斥新人、把持课题、垄断奖项、控制评价、绑架政策，将公共学术资源转化为小集团私产，将追求真理的科学活动异化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
列宁在《怎么办？》中曾一针见血：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权力机构，是大学、教会、法庭、官僚体系与学术团体。
学阀得以山头稳固，是有其土壤特性缘由的。
还是以医学生为例。
医生培养周期漫长、准入门槛极高、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都从根本上塑造了医学生对权威、资源、体制的高度依附性，为日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其他大多数学科通常“本科-硕士-博士”的线性路径不同，医学人才培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战役：一个有志于成为三甲医院主治医师乃至更高职称的医学生，其典型的成长路径往往是：五年本科医学教育、三年硕士研究生教育（对于许多顶尖医院硕士学历已是入门门槛）、三至四年博士研究生教育、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
即使在近年来推行“专硕与规培并轨”的“四证合一”模式下，即硕士毕业时同时获得硕士毕业证、学位证、医师资格证和规培合格证，整个过程也至少需要5+3=8年的时间——而对于追求更高学术造诣的“学硕”或“直博”生而言，这个时间只会更长。
如此超长培养周期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当同龄人早已在其他行业成家立业、积累财富时，医学生仍在校园和医院之间辗转，拿着微薄的补助，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和临床压力……
高昂的沉没成本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转行”或“退出”的勇气和资本，“坚持下去”就成为唯一选择。
此时，能否顺利“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权威人物——尤其是导师——的认可和支持。
这其中，一层又一层考试的巨大压力使得学生对能够提供优质临床实践机会、系统性考试辅导和经验传授的教学医院及导师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一个能够提供丰富病例、亲自带教、指点迷津的导师，对于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临床工作“入场券”至关重要。
因此，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这一制度设计虽然对于保证医生队伍的基本素质至关重要，但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医疗教育体系的权威主义色彩：学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被筛选、被考核的被动地位，他们需要积极地向掌握着知识、技能和临床资源的导师靠拢，以换取顺利通过“窄门”的机会。
心态上的依附，为某种事实层面的人身依附困境制造了挥之不去的伏笔与阴影。
还有一点，为了缩短培养周期，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并轨”制度 。
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却意外地加剧了学生对导师和所在医院的被动趋附，使其“劳工”色彩愈发浓厚。
并轨后的学生同时拥有“研究生”和“住院医师”两个身份，作为研究生他们需要完成科研任务、撰写学位论文以满足毕业要求——与此同时，作为住院医师他们又是医院的“准员工”，需要承担繁重的临床工作，包括不限于值夜班、收治病人、书写病历等。
由此并轨模式下，导师亦扮演双重高位：不仅是学术导师，还是临床工作中的“上级医师”。
加之行业内“重临床、轻教学”的倾向，学生极易被视为医院运转中一个可以被随意支配的、成本低廉的高素质劳动力。
他们的临床工作价值往往得不到充分的经济回报，但科研任务又必须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完成——此等双重压力下，学生对能够提供科研便利、平衡临床工作、并最终决定其能否毕业的导师的依赖性不降反增：他们既需要导师的“通融”来挤出时间做实验，又需要导师的“资源”来快速完成论文，还需要导师的“签字”来通过毕业和规培的双重考核……
除此之外，以“论文发表”为核心的研究生毕业要求也是导师实现对学生绝对控制的最强大、最直接的杠杆。
在当前的培养体系下，一篇或数篇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尤其是SCI论文）是悬在每个医学研究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手握这把剑的，正是他们的导师。
尽管国家层面近年来大力倡导“破五唯”，明确提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不应以发表论文作为硬性条件，但在实践操作中（主要就是各大高校和附属医院的选拔层面）这一政策往往被软性或硬性的内部规定所架空——科学学位博士生通常被要求在SCI检索期刊上发表论文，还会对期刊分区（如三区以上）和影响因子有具体规定；专业学位博士生同样有明确的发表要求，可能是SCI论文或国内顶级核心期刊（如“中华牌”期刊） ；科学学位硕士生通常要求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即使是专业学位硕士生也常常被要求发表综述或临床病例分析报告，且同样要求学生为第一作者，并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
这一制度安排，直接将学生的毕业资格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紧密捆绑。
学生的命运不再仅仅取决于课程学习和临床技能的掌握，而是高度依赖于能否在导师的课题组中，顺利地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学术产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悲剧的当事人
3
当前，我国高校的制度设计中，对导师的权责边界界定极为模糊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核心法律文件虽然对高校的自主权、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教师的权利义务等做出了宏观规定，但几乎没有具体条文对“导师”这一特定角色的权力范围、行使程序、责任追究等做出细致的界定。
在招生、经费分配和学术评价这些关键领域，导师的权力究竟是“法定权力”还是“事实权力”，其边界何在，一直缺乏清晰的法律说明。
如是制度层面的模糊性，为导师权力的无限扩张和滥用留下了巨大的灰色地带。
权力必须有边界、必须承担责任、必须接受监督 ，而当前导师权力恰恰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失，最终导致了“权力失控”的局面。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为了在短期内提升国际排名和学术影响力，一套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被广泛建立并不断强化——这套体系渗透到高校运行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塑造了导师的行为逻辑。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职称晋升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追求之一。而当前的职称评定体系，虽然名义上强调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重，但在实际操作中，科研成果的权重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
评定标准被高度量化，明确要求教师在申报副教授、教授等职称时，必须达到规定的论文数量（特别是SCI/SSCI论文）、论文等级（期刊影响因子、分区）、科研项目级别（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经费总额等“硬指标”。
那么在这种“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的巨大压力下，教师为了完成晋升所需的“工分”，不得不将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能够快速产出量化成果的科研活动中。
如此一来，当导师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被科研产出的量化指标所捆绑时，其与研究生的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异化：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关系，逐渐被一种以完成科研任务为核心的、赤裸裸的“雇佣”或“支配”关系所取代。
导师的角色，也从“Mentor”悄然转变为“Boss”。
在这种异化的关系中，导师权力的滥用几乎成为必然。
尤其是在论文发表的巨大压力下，署名权成为导师与学生之间最敏感、也最容易爆发冲突的领域。
为了将学生的成果最大化地转化为自己的晋升资本，不当署名现象屡见不鲜，包括：导师在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的论文上“挂名”；抢占本应属于学生的第一作者身份；将一篇论文拆分为多篇“香肠论文”以增加数量；甚至要求学生在论文中挂上与研究毫无关系的“合作者”的名字以维系学术人脉……
此等情境下，学生完全丧失了对自己智力成果的处置权，沦为导师学术履历的“生产工具” 。
更有卑劣者，在常规的科研手段无法满足评价体系所设定的、不切实际的产出目标时，学术造假便成为一些导师和学生铤而走险的“捷径”。
这其中，评价体系对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畸形追求，当然也是催生学术浮躁和造假行为的根本原因——华中农业大学黄某某事件中，举报信揭露的“数据篡改、编造”等行为 ，正是这种高压下学术行为扭曲的极端体现。
导师作为课题组的最高负责人，对这类行为或默许纵容或指使强迫或亲自参与，最终将整个课题组拖入学术不端的泥潭。
在这种由导师主导的集体造假中，学生即使心存疑虑，也因惧怕导师的权力而不敢反抗，甚至被迫成为“共谋”——事实上，毫无疑问，在这座“独立王国”之内，导师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由于导师完全掌控着学生的毕业、学术前途乃至经济来源，学生与导师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不对等的、近似于封建时代“门生”与“座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谈何轻易反抗和举报？
许多学生不仅要在学术上完全听命于导师，在生活中有时也要为其处理各种杂务，如报销、取快递、接送孩子等，完全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应有的尊严。
导师对学生的控制，几近演变为精神层面的PUA，通过不断贬低、打压学生来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学生敢怒不敢言，担心任何反抗都会招致无法毕业的毁灭性后果。
华中农业大学事件中，十一名学生需要联合起来才敢于发声 ，这本身就说明了单个学生反抗导师的成本之高、风险之大。
4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在以论文为导向的科研模式中，导师几乎垄断了生产学术论文所需的一切关键资源：课题与经费的支配、实验设备与平台的控制、临床数据与样本的独占、学术思想与署名权的决定……
当毕业与论文发表深度绑定，而生产论文的资源又被导师全面垄断时，师生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从“传道授业解惑”的指导关系，异化为一种“任务下达-执行反馈”的科层化管理关系，直至发展为一种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控制关系。
学生这等结构性的弱势地位，是理解他们的「导师」权力为何能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滥用的关键前提。
利益是威权的来源，而威权则是封建的砖瓦。
「学阀」，就此塑成。
历史的必然是无可置喙的，学术领域一旦与官僚体系深度捆绑，就会出现学术官僚化：
学术头衔=行政级别；
学术声望=权力地位；
学术评价=上级意志；
学术资源=等级分配。
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
官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脱离生产，脱离群众，掌握行政权力，倾向于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特权。
客观而论，在一个“圈子化”的就业环境中，导师的推荐和人脉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知名导师的推荐信或是在学术会议上的一句引荐，其分量远远超过学生简历上的任何内容。
硬币的反面，则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旦与导师发生冲突，或者在导师不同意的情况下试图更换导师或转专业，几乎等同于“学术自杀”——不仅意味着当前学业的停滞，更可能被贴上“不听话”、“有问题”的教育履历标签，影响在整个行业内的声誉和未来求职机遇。
如此对职业前景的深度绑定，使得学生在面对导师的种种不合理要求时，更倾向于选择隐忍和顺从。
仅近两年来，拿前文提及的医学领域为例，就有多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2024年1月，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十一名研究生联名举报教授黄某某，指其存在学术不端（论文伪造、篡改数据）、压榨学生、克扣学生劳务费、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等；
2024年2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规培生小吉（化名）被发现于租住房内烧炭自杀
2025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魏静实名举报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邵某峰，指其强行攫取学生课题、以学位毕业威逼报复、禁止学生进入实验室长达两年、逼迫学生签订不平等协议等……
如果将视角跳出医学领域，各行各业教育口的学阀景观更是令人不忍直视：
2017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因导师周筠长期安排私人杂务（打扫、洗车、陪酒、报账），言语羞辱、频繁PUA，以延毕、取消学位威胁等原因，在灞河溺亡，留遗书直指导师压榨；
2024年4月，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十五名研究生举报该院副教授郑某，指其要求学生从事与科研无关的私事（如代取快递、接送家人、为其女儿作弊）、长时段加班且全年无休、人格侮辱与毕业威胁、截留劳务费，导致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2024年7月，人民大学女博士生为反抗其博士导师王贵元教授要其陪睡才能毕业的淫威，发布了一段举报视频，直言：“谢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转发到身边的微信群qq群各种群假如扩散不开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若以性胁迫为切入点，高校领域的性犯罪更是不胜枚举，简直让人发指——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2016年8月北师大学生发布《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教授性骚扰女学生，2016年10月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2017年7月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被曝光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利用考试成绩和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学生进行性交易，还有2017北电阿廖沙性侵事件，2018年人大张康之性骚扰事件……
这些丑闻案，事实上全部不了了之，仅在舆论层面断言发酵。
这就是学阀的封闭性、保守性、危害性，以及铲除学阀的极端困难性和现实急迫性。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六版曾刊登社论《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 苏联工人阶级陷入苦难的深渊》，其中重墨起戈：
苏修领导集团为适应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教育方面推行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办校方针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竭力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办校方针，使资产阶级学阀、反动的“学术权威”操纵高等学校大权，垄断一切，任所欲为地贩卖各种反动思想。
在苏联今天的教育中，明显地存在着阶级差别，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弟享受着种种优越条件，为所欲为，飞黄腾达；另方面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弟和劳动青年，遭受排挤和打击。
早在那半年多前，1968年2月24日，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员李家红发表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文章《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是直切肌理：
我们实验员过去在学校最被人看不起，不管什么事都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今天，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要起来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要作教育革命的主人。
我同学校里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一道工作近二十年，我认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为什么这么讲呢？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吃得肥头大耳，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第一收租，第二管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这样。他拿着高薪，不为人民办好事。工作的时候，爱来就来，爱去就去，来了也是抽烟喝茶，大放其毒。这个披着“专家”、“教授”外衣的反动家伙，对党对人民有刻骨的仇恨。他用他的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一代。
他是怎样带研究生的呢？先给他们布置一些书去读，然后要我们实验员帮他作实验。出了结果，写成论文，他就拿去发表。他的名字自然列在第一位，又拿稿费，又拿审稿费，真是所谓“名利双收”。
这班家伙实际上是最没有知识的，最无能的。他们的知识，可以说是我们这些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给他们的。
有一次，我发现一种新的细菌，去问他，他不认识，还要胡讲一通，说是“大肠杆菌变异”。过了近一年，他突然拿一篇文章来说，有人发现一种细菌，要我帮他找一找。我拿文章一看，原来就是我一年前发现的那种细菌。我就去质问他。起初，他还一口咬定我发现的细菌是“大肠杆菌变异”。我把全部实验重复做给他看了以后，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欣喜若狂地说：“啊，就是它！好！好！国内还没有发表过，快去写论文。”说完就把全部实验结果拿走了。你看，他象不象一个不劳而获专门剥削人的吸血鬼？
是谁把这样的家伙捧上了医大的讲台，戴上了“权威”“专家”的花冠呢？就是......赫鲁晓夫及其在医大的代理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革命的学生一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党内一小撮.....派和这班反动学术“权威”颠倒的历史，要由我们再颠倒过来！
5
“学阀”一词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青年毛主席1921年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学阀现象本质上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与等级制生产关系在学术领域的投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知识分子内部阶层分化、学术权力资本化的集中表现。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学术领域究竟是走向人民性、公共性、革命性，还是重新滑向封闭性、等级性、剥削性，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科学事业前途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
就历史维度看，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之前的三十年间，但党在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上高度警惕学术权威的垄断与异化，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学阀作风”及倡导“开门办学”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力图打破精神生产领域的阶级固化且成效斐然。
1951年底，全国高校开展了教师思想改造运动，随后又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胡风思想的批判。
这些运动的宗旨，正像马克思所言：
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使旧世界本身的革命化。
通过思想改造，党、特别是毛主席旨在打破知识分子对旧有学术权威的迷信，清除封建买办思想的影响，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如毛主席强调的：
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向工农兵学习。
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学阀赖以生存的“精英主义”社会基础，使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成为刻画新中国价值观与人民政权阶级底色的一道图腾。
1966年8月8日，毛主席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严正指明：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两年后的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然而，近四十年来，随着科研管理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与量化评价体系的全面确立，学术资源的分配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
项目制、人才“帽子”工程与高校行政级别制度的叠加，使得学术权力逐渐向少数“学术寡头”集中，形成了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代际传承特征的学阀阶层。
例如“项目制”，其核心是将科研经费以竞争性项目的形式下达，这一制度设计初衷是择优支持，但在实践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评审机制的不完善，逐渐演变为“马太效应”的放大器。
这一阶层通过垄断科研项目、操控评审机制、裙带关系网络，严重阻碍了科学创新与学术公平，时至今日已完全导致了学术生态的异化。
透视四十年来的演进，学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
资源积累与分化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出现断层，一批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崛起的学者利用时代的机遇和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一时期的学术资源虽然有限，但竞争尚不充分，学阀现象处于萌芽状态，主要表现为学科带头人的权威初步确立。
第二阶段（2000年代-2010年代）：
圈子化与固化期
随着“985工程”、“211工程”及各类人才计划的实施，资源向少数高校和学科集中，学术资源分配呈现出“赢家通吃”的局面——此时，早期的学术权威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在院士增选、重大项目评审中构建利益网络，形成了互为评委、互相输送利益的“学术圈子”。这一时期“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导师留用自己的学生，形成庞大的师门势力，排斥外来学者。这种“山头主义”使得学术单位变成了家天下，毛主席当年痛斥的“宗派主义”在学术界死灰复燃，且更加隐蔽和功利。
第三阶段（2010年代至今）：
代际传承与垄断加剧期
随着“帽子”资源的进一步稀缺和含金量的提升，学阀阶层开始寻求代际传承。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再仅仅基于学术水平，更基于“背景”和“关系”，“学二代”现象开始出现，学术裙带关系网络日益复杂。同时，学阀对青年学者的压制达到顶峰，大量“青椒”（青年教师）沦为“学术民工”，不仅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更面临发展空间的封堵。
当年张曙光在庭审中曾供述其贿选院士的细节，这里就不摘录了，还包括所谓“烟草院士”谢剑平的当选曾引发的学术界广泛质疑，以及2017年武汉大学“长江学者”李红良团队被举报的论文造假事件，均折射出大课题组管理的混乱和权力寻租。
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中，往往出现“轮流坐庄”的现象。
评审专家之间心照不宣，互相支持对方的项目……这种内部分配机制，将国家公共资源变成了圈子里的“蛋糕”，严重挤占了真正具有创新潜力的青年学者的生存空间。
学阀可以通过近亲繁殖和资源世袭，加深阻碍社会阶层流动，导致出身寒门、没有背景的青年学者难以通过努力获得上升通道，反观“学二代”则能凭借父辈的荫蔽轻松获得教职和资源……
当学术异化为“向上爬的工具”，学阀就会通过师徒制、派系化、近亲繁殖、圈子文化实现自我复制：学生只招自己人，课题只给圈内人，评审只护自己人，职称只升心腹人。
恰似马克思曾批判的：
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占有它时……才是我们的。
学阀将学术资源变成学术资本，又把学术关系变成资本关系，最后致使整个学科沦为资本增殖的场域，完成阶层鸿沟与权力固化的流程闭环，堪称一场“完美的犯罪”。
6
1941年9月10日，毛主席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著名的报告、也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中提到：
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
无需异议，学阀如若放任做大，还会波及一项事关国族生死存亡之事：动摇党的领导，戕害学术领域的党建根基。
还记得六年前那位以死为谏的毛洪涛吗？
自2014年王清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并通过“接受女学生深情一吻”而垂名舆论以来，至2020年的六年时间内，成大换了三任校党委书记——2015年1月27日～2017年3月23日，毛志雄任党委书记；2017年3月23日～2019年3月1日，罗波任党委书记。
之后，就是自杀的毛洪涛。
这样的党组一把手更迭速度，于中国官场实在是罕见。
朗朗校园之内，校长成为一手遮天的黄四郎，书记沦为跪着要饭的马县长，谁是摆设的县衙，谁又是先判案的讲茶大堂？
2013年3月12日，党步入新时期前夕的关键节点，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要宽容改革失败者》......
“改革”，是一面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义下进行的操作，其失败都是可以被宽容的。
历经近三十余年的“改革”，昔日某一阶段的中国舆论场早已不谈巩固公有制、不谈高举马恩列斯毛、不谈坚持党的领导，那是一个各级党委沦为加里宁、沦为晁盖的时日。
学阀与军阀、财阀、门阀齐名，均是封建时代产物，理应是以工农阶级利益为上的共产党的阶级死敌，却在执政的岁月大潮中成为了党的组织体系的形态之一……
从1992年未名湖畔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院党支部书记的解万英教授，到2013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梁锡昌教授，多少纵身一跃的学术生命逝去，在控诉着中国党政分离之下学阀高校校内的污黑生态。
校长成了地头蛇，博导成了资本家，黄四郎们不再拿枪，而是纷纷戴上了博士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打倒的封建学究重新拔地而起，伴随着地方山头主义与官僚主义崛起的结果，就是党委领导制的灭亡。
由高校领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场化、医疗私有化、企业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闻集团最为猖獗的顶流巅峰时，“军队国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体的台面……
在今天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各大高校早已启动了模仿西方高校的“校友捐赠制度”，通过“知名校友”（多是权贵、资本家）的捐款，搭建企业圈子和名校圈子的护城河闭环（资本家子女优先入学/优秀毕业生优先入职）。
同时，还能互相粉饰——名校需要名企的资本，名企需要名校的洗白背书——毕竟，“投资教育”是仅次于“投资慈善”的资本胭脂。
而这，也就形成了学阀和财阀的利益勾连、深度捆绑，永葆圈子和家族的精英化，即“阶级的永不降级”。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校，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成熟的校友捐赠文化和制度体系：哈佛大学早在1636年就开始运作捐赠基金，已有近四百年历史；耶鲁大学于1890年率先创设了校友基金会，被认为是现代高校捐赠制度的开端。
与之相比，中国高校校友捐赠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过三十余年，但发展势头极其迅猛，近年来捐赠总额不断攀升，且捐赠主体高度集中于少数富豪校友、校友网络形成封闭的利益圈子，并促成学术资源分配与校友身份挂钩、高校品牌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的现象，这没法不引发了关于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性层面的警惕。
2009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年财政部和教育部于当年10月联合出台了《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中央级普通高校单笔捐赠额在十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财政配比，旨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拓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
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各路资本家如八仙过海，纷纷通过慷慨激昂，一方面为自己镀金（一个个商人一夜之间都被称为“教授”“老师”），另一方面也通过校友会形成一个个封闭的政商圈子……
那些存在校友网络的隐形权力圈，使得名校校友通过非正式关系获取政策信息和项目资源，同时又帮助专业院校的“定向”毕业生在特定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独特的精英权贵圈层文化。
这个过程中，作为教育领域政商权力网的学阀人物，自然是这场“学术权力异化”游戏的核心龙头。
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关系”传统，学阀领导下的政商校友网络在功利主义文化心理和资源稀缺的社会环境下，已然成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渠道，多年来抱团为封闭的利益圈子。
这种圈子习性在特定行业（如金融、石油等）表现尤为明显，甚至深深影响着行业的资源分配。
十八大后，一度对这些野蛮生长的乱象进行过治理，如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
但是历经沧桑演变，尾大不掉的行业隐性生态早已是沉疴难祛……
跋
学术从来不是私事，特别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科技安全、产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国防安全。
毛主席曾有指：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而反动学阀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会压制对国家真正急需的“卡脖子”领域研究，甚至盲目跟风西方理论、西方范式，丧失主体性，用虚假成果骗取国家巨额投入，造成巨大资源浪费——更有甚者，打压坚持自主创新、走中国道路的学者，妄图用所谓“学术独立”“与国际接轨”为名，行依附西方、损害国家利益之实。
军工科技不见清华北大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亦有警告：
任何脱离国家利益、脱离人民需要的所谓‘纯学术’，都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谎言。
学阀集团一旦把持关键领域，必定会形成“学术买办”与“学术割据”，使国家科技战略、文化战略、教育战略被小集团利益绑架，造成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灾难。
推荐阅读：须对我国人文社科领域进行一场大清算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曾有这样的雷霆表态：
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
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次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有重若万钧的发言：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