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2026年5月29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
毛主席在1963年12月30日的著名批示中指出，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这一批评揭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宗教问题本质上是群众问题。不研究宗教，就无法理解亿万人民的精神世界。
然而，当代以释永信为代表的“高僧”现象，恰恰走向了人民的反面。他们将佛教变成了资本的附庸、权力的装饰和精英的玩物。
佛教的原始教义本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和革命性。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后教导弟子：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通过现世的修行和觉悟，人人都能在今生获得解脱，也就是“修今生”。这在当时是对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彻底否定，它宣称即便最底层的贱民也具备修成正果的内在德性。“人人可以成为觉悟者”的理念，更否定了任何超自然力量的绝对权威。可以说，原始佛教是一种极其普世、面向大众的进步思潮。
但释迦牟尼涅槃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佛教僧侣集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扩张，开始主动向统治阶级靠拢。他们逐步篡改教义，将佛教从“现世解脱论”改造为“来世报应论”。这套“修来世”的说辞，劝导人们忍受今生的苦难以换取来世的福报，本质上成了维护现存秩序的精神麻醉剂。佛教思想由此完成了“修正主义化”的蜕变，从鼓励人民现世抗争的革命宗教，变成了规训人民安分守己的统治工具。
这一历史转折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真理：任何宗教一旦脱离了人民，沦为僧侣贵族和世俗权力的合谋，它就背离了自己的初心。
释永信现象正是这一古老蜕变在当代的翻版。少林寺的商业化运作早已不是秘密，上市风波、天价门票、海外分寺、影视投资，一座千年古刹变成了横跨文化、餐饮、药品、房地产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迷信”？只不过迷信的对象从神佛变成了金钱、品牌和“方丈”个人。
毛主席在与任继愈的谈话中明确提出，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所以需要“外行”来搞。只有摆脱宗教意识形态束缚的人，才能客观地研究宗教。而释永信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将佛教神秘化、特权化、资本化，制造了一个比传统神佛更精致的现代偶像，那就是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商业佛教体系。
运用阶级分析的视角，我们可以看清释永信的社会基础。毛主席在《寻乌调查》中对宗教徒做过精细的阶级划分：入教者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很坏的”，即“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入教是为了利用宗教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类是“很弱的”，即“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入教动机在于避祸。释永信所代表的，显然属于前者。
围绕在少林寺周围的，是房地产商、影视明星、政商掮客，这些“刁钻古怪的绅士”的当代版本，把佛教变成了社交平台、资源中介和精神安慰剂。而广大的普通僧众和底层信众呢？他们在释永信的体系中处于被代表、被遗忘、被剥削的位置。普通僧人拿着微薄的工资，承担繁重的接待和表演任务；普通信众想烧一炷香，要付出天价；想见方丈一面，堪比见国家领导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神权”吗？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道，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只有推翻地主政权，神权才会动摇。在少林寺这个“佛教帝国”里，商业资本和行政权力就是那个“地主政权”，释永信则是这个政权的CEO。
他还指出，农民为什么信神？因为牛是农民的宝贝，他们没有权力禁止杀牛，只能借助“杀牛的来生变牛”这样的宗教观念来反对杀牛。宗教是弱者的话语，是那些在现实中没有权力的人的“最后武器”。当代信众为什么需要佛教？因为他们面对市场的无常、权力的傲慢、人际的冷漠和意义的空虚。释永信式的佛教不但没有帮助他们认识这些问题的社会根源，反而把这些根源神圣化：你穷是因为前世欠债，你病是因为业障深重，你焦虑是因为放不下。这套说辞与当年僧侣集团炮制的“修来世”如出一辙。
毛主席强调，“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推而广之，不批判神学也不能理解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释永信现象之所以值得批判，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趋势：把宗教变成逃避现实的麻醉剂，把寺庙变成逃避阶级斗争的避难所。
批判神学，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要消灭宗教得以扭曲的社会根源。毛主席反复告诫，破除迷信不可操之过急，不可越俎代庖，“菩萨”要由群众自己去丢。真正的宗教批判，是群众在改变自身生存条件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精神觉醒。而释永信模式恰恰相反，它把信众重新变成精神奴隶，用更精巧的方式让他们依附于一个现代方丈和一个商业寺庙。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宗教问题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指出信教群众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用敌视的态度对待他们，也不能用恩赐的态度“管理”他们，而要用群众路线去团结、教育、引导他们。释永信模式违背了这一原则。在他那里，信众不是平等的群众，而是需要被教化的对象、需要被服务的客户、需要被管理的人口。少林寺的每一项商业化举措，有哪一项是真正从信众利益出发的？有哪一项是为了让信众更好地理解佛法而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佛教从释迦牟尼的“修今生”到僧侣集团的“修来世”，再到释永信的“修人民币”，是一条步步下沉的堕落曲线。回归人民，是宗教唯一健康的出路。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对释永信也是如此，作为历史主义者，我们承认他在当代佛教商业化史上留下了印记，但要说他是高僧大德、佛教领袖，我们坚决不承认。在中国没有任何什么宗教领袖。人民群众的领袖人物只能是也只会是那些从古以来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镌刻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只有让宗教回到人民中间，回到为群众服务的轨道上来，佛教才能真正中国化，不是中国化的商业管理，而是中国化的群众路线。舍此，别无他途。
*江桥和向日葵，应用经济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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