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韩国三星电子山雨欲来的罢工震动了整个韩国。
联合早报：4月23日，韩国三星电子员工在平泽市半导体工厂外举行集会，要求公司将15%的营业利润分配给晶片部门员工。（路透社）
根据豆包AI整理：
【引发2026年这场惊天大罢工的导火索，是奖金制度与考核不公。
业绩暴增与颗粒无收： 2024年由于存储芯片市场低迷，三星芯片部门亏损，员工当年没有拿到任何绩效奖金。然而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搭上AI（特别是HBM高带宽内存）东风的三星交出了“史上最强财报”，营业利润同比暴增756%。利润如此恐怖，员工却依然无法拿到预期的红利分红，引发基层强烈愤怒。
被死敌“降维打击”： 隔壁的竞争对手SK海力士（SK hynix）不仅取消了奖金上限，还在2025年创纪录的业绩后，向员工发放了巨额奖金（相当于公司年营业利润的10%）。两相对比，三星员工心理极度失衡。
三星电子劳工联合会（SELU）核心诉求：
取消绩效奖金上限，要求将公司每年营业利润的15%作为奖金发放给员工。
工资上调7%。
反对资方随意调整考核和奖金比例（如有的芯片 staff 只能拿50%奖金，而核心技术人员拿超高奖金的内部差距）】
工会开出的条件——将公司每年营业利润的15%作为奖金发放给员工；工资上调7%。按照2025年的利润，将使三星在第一年（2026年）每年多支付给员工275.6亿人民币（2025财年额外追加奖金221.0 亿元以及涨工资54.6 亿）。而2026年，根据各方预测，三星芯片部门的利润预计会大爆发，利润会增加14倍，奖金会达到2465亿元人民币。
读者朋友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三星的老板，你会同意吗？——从你兜里掏走275.6亿人民币给工人，你会同意吗？——这就是阶级立场。
毫不意外，三星坚决拒绝了三星电子劳工联合会（SELU）的要求。那可是三星攫取员工巨大的剩余价值，这么大一块吃到嘴里肥肉怎么可能吐出来呢？
这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表象是劳资矛盾，实质上是工人索要被三星老板、投资人们占有的劳动成果。
有人说，三星员工不讲良心，是三星的老板以及投资人也就是资本家养活了你们，如果没有三星，你们就无法生活，这是先富带动后富。没有我三星的施舍，这些员工就得喝西北风——你们这些员工千万不要忘恩负义。要知道，作为三星的老板与投资人——资本家，可是要承担亏损、破产的风险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论调，杜林即是这样的代表。导师恩格斯给予了杜林无情地批判与彻底地揭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
【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
三星拒绝了工会的要求，工会也没有屈服，继续斗争。斗争的底气恰恰是来自于“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我们看看三星的工人是如何养活资本家的：
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DRAM和NAND）制造商。罢工计划为18天，罢工结束后，生产线重启和稳定需要花费的2-3周时间，这样下来总的停工时间就要6周左右。而这6周的停工会带来天文数字的损失，摩根大通等机构和韩国一些专家评估，如果彻底停产18天，三星面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10万亿至43万亿韩元（约合170亿至280亿美元）。
如果停产6周，经济损失将高达6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200亿元），三星的客户比如英伟达（NVIDIA）、苹果等科技巨头为了自保，会毫不犹豫地将原本属于三星的订单永久性地转移给SK海力士（SKhynix）或其他供应商。
这个损失是三星无法承担的。也就是说，没有工人的养活，三星的老板们不能占有工人们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将一无所有。
就在此时，另一个力量——韩国政府，坐不住了。暗示要动用“紧急仲裁令”。
韩国政府为什么坐不住了呢？
——经不起巨大损失。
首先，如果罢工18天，会将韩国GDP拉低0.5%。要知道，2026年韩国GDP预计也才增长2%。这对极度依赖出口复苏的韩国而言，杀伤力无疑是巨大的。李在明的政府还可能要面临支持率大幅下跌的危险。
其次，外汇失血。三星是创汇大户，一旦停摆，会损失大量外汇。
再次，股市失血。三星电子一家公司就占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总市值的20%以上。一旦全面停工，外资必然疯狂抛售三星及上下游链条股票，引发大盘暴跌。
第四，韩元贬值：伴随外资出逃和出口创汇的骤减，韩元对美元汇率将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进而加剧韩国国内的进口通胀。
最后，可能会摧毁大批本土中小企业供应链。
上述的任何一个风险，韩国政府都是无法承担的。
正是上述原因，5月20日深夜，也就是罢工的前一天，韩国劳动部部长亲自介入，充当调解人，对劳资双方施加了极大的政治压力。
5月27日上午10时，这场惊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三星大罢工危机，迎来了最终的官方定局：工人投票正式通过了薪资协议，罢工风暴落下帷幕。
在韩国劳动部长的最后斡旋下，经过长达六天的全体工会成员电子投票，最终结果尘埃落定。以下是最新进展的几个核心要点：
奖金： 三星将在未来10年内，固定拿出公司营业利润的10.5%作为半导体部门的特别绩效奖金，且彻底取消了原有的奖金上限。考虑到现金流压力，这笔巨额特殊奖金将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发放，员工在纳税后可立即卖出三分之一，其余部分需持股两年。
工资：今年全员平均加薪 6.2%。
三星被迫“放血”——实际是归还工人的劳动成果。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只要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整个资本家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政府，都会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下败下阵来。这也证明了，是人民养活了资本家，是人民养活了政府，是人民养活了政权，是人民养活了国家——统治人民的暴力机器。
当然，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绝对不是吃素的，在它掌握着暴力工具——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时，它是有着钢牙铁爪的。
有的人会说，国家介入，给了劳资双方压力，这不正是阶级矛盾的调和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不就错了吗？
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做正是阶级调和的产物，正是“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的论调“（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后，列宁在这部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继续说：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见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这段话明确指出，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使得国家——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去“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也就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韩国的这个“秩序”，其中之一就有对付工人罢工的杀手锏——“紧急仲裁令”。
这个“紧急仲裁令”在《劳动组合及劳动关系调整法》（简称《劳调法》）第76条至第80条中。“劳动组合”即工会。
“紧急仲裁令”最核心的内容是，韩国劳动部部长在听取中央劳动委员会主席的意见后，有权单方面下达此命令。一旦紧急仲裁令正式发布，所有罢工和集体对抗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工人必须无条件返回岗位。在命令下达后的 30天内，工会绝对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罢工。在这期间，国家中央劳动委员会将介入，对劳资双方进行强行的调解和仲裁。如果30天内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中央劳动委员会可以直接出台一份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裁决方案。如果工会拒绝执行或在30天内继续罢工，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
简单一句话就是，韩国政府有权制止罢工，如果罢工者不服从，最严厉时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坐牢。
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矛盾调和”，完全是骗人的“调和”。实质上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采取的镇压——“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这个《劳动组合及劳动关系调整法》可以追溯到韩国1953年制定的第一部《工会法》（即“劳动组合法”）。
根据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韩国具海根著，梁光严，张静译的《韩国工人》记载：
【韩国劳动法于1953年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制定。第一个韩国工会法以美国1935年的《瓦格纳法》为样板，规定组织化劳工可以采取相当自由和多元的方针。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根据这些法律，允许工人组成工会和在国家尽量不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工会还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当然，李承晚政权对有组织劳工的实际行为与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
【然而，在继李承晚垮台出现一个时期的活跃杜会动员和劳工运动日趋政治化之后，朴正熙政权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在威胁，并试图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阻止有组织劳工与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联系。1963年对《工会法》第12条的修改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另外，还对劳动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更加难以进行，同时扩大了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不过，工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劳动保护措施一起保留了下来。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法总的来说是自由和民上的。】
【为外国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并改善本国公司的财务组织结构。这些措施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工会和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时特别法”。新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同时还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纠纷。这一行动，标志着朴正熙政权劳工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是由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这一独裁政权压抑反对力量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
【1971年12月，朴正熙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这些国家安保措施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当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工人允许组成工会，但只能在很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进行。他们被剥夺了在与雇主讨价还价当中惟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政府又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一“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这些措施扩大了被界定为属于公共利益因而被禁止工会活动的企业的范围，它还对行业性的工会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限制。所有这些异乎寻常行动的高峰，是1972年10月实施韩国版的官僚独裁主义，被称为“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关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子朴正熙以拥有不受约束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将工人的政治权利限制得死死的，有最初象征性地效仿美国《瓦格纳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以此来迷惑韩国无产阶级。可是当以朴正熙为首的反动统治阶级发现哪怕是象征性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也影响他们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与压迫，就立刻出台了另外的法律《工会和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时特别法》、《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彻底取消了韩国工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以法治的名义——“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这句话用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听我的——没事；不听我的——镇压。
韩国在朴正熙（1979年10月26日被刺杀身亡）统治期间，经济取得了巨大飞跃，甚至得到了很多国家不明真相的人的羡慕。真相是这个飞跃完全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的前提下的。
【订单的大量到来和雇主的贪婪，起到了鞭子的作用，而不是工人挣得更多收入的机会。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韩国很多小型工厂中，加班不只是意味着多工作一两个小时，而是通常意味着彻夜工作，就是说24个小时连轴转。正如一位工人报告，“当交货截止期临近时，我们时常被迫在夏天30~40度的天气下一连工作三四个通宵，所以当干完活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倒下了，不得不躺在床上”。在很多小工厂里，工人不得不从星期六早上连续工作到星期天早上，所以他们星期天白天不得不睡一整天，每周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为了按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时间表工作，服装工人当中的一种常见做法是吃防瞌睡药片，称为“定时"。一名服装厂[人报告说，“几乎没有人不吃过这种[防瞌睡]药片”。为了购买这些药片，工入当然是自己掏腰包，有时候也由他们的雇主提供，邦林纺织公司70年代曾被视为样板公司，一名在该公司工作的工人抱怨说。“三年前我进人这家公司时，‘定时’药品吃一片就能防止瞌睡.而现在吃两片也不够”】
【让人精疲力竭的长工时工作，时常彻夜完成任务，甚至在星期天也不能正常地休息，没有留下任何闲暇时间，不能与家人或朋友相聚。工厂工作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献给肮脏的工厂地面，换取的是不够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也意味着牺牲了工人“像人一样的生活”的权力，他们实际上被变成了机器或者说干农活的牲畜。工厂工人常常认为他们甚至还不如机器和耕牛，因为，正如他们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
.....甚至牛晚上还能睡觉，可是我们却要通宵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甚至还要很经常彻夜工作。早上，我们几乎累得起不来，起来后拖着身子去到烟尘弥漫、噪声震耳和经常传来辱骂声的工厂。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简直累得连洗澡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我忍不住自己对自己说：“嗨，我还不如一台机器呢！”我担心像这样活下去有一天就得玩完。】
【一天10-12个小时都献给工厂，还得额外花时间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经常还被迫加晚班，实际上除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以外已经不剩下什么时间了。另一名工人写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我必须把不睡觉的时间大部分花在工厂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所做的一切，比如吃饭、洗袜子，甚至睡觉，都只不过是为了明天返回工厂而做的准备......就像一头吃东西喂肥的猪，把自己的身体送给所有者，我们吃饭是为了工作，睡觉是为了工作。】
【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1976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雇用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2500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1984，21~22)】
韩国的无产阶级在残酷压迫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著名的就是为了工人事业而自焚的全泰壹。根据《韩国工人》：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位于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著名的平和市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儿个年青工人高呼门号，要求改善平和地区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但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抗议者拒绝退让。他们筹划这一抗议已经有些时间了，决心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回并非他们第一次尝试示威。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这些抗议者是一个称为“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的成员，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区工作的十几名年青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22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
全泰壹曾深切地关注这个服装加工区的工作条件，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2万多名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过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在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甚至进行过一项调查，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都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除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为11月13日的示威做准备的同时，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从《韩国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熟悉的场景：
【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
【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2万多名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过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
【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都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
正是经历过一次次的失望后，“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韩国工人》：
【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被烈焰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体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工标准法》小册子。这是一本一两年前他在旧书店里惊喜地发现的小册子。因为，让他当时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对这些法律都毫不关心。当他的同伴终于把火扑灭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烧焦。他半知半觉地清求他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被送往医院后，留下了给他深爱母亲李小仙的最终遗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接着，又对他母亲说：“妈，我......饿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 (Cho Young-rae 1991, 281-292)。
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让他当时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对这些法律都毫不关心。”
这就是在高速全世界无产阶级：不要幻想，不要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抱有任何幻想。
没有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
正是经历了韩国工人前仆后继地英勇的斗争，才有了韩国工人的福利一点点改善。
三星员工之所以能发起全面罢工并逼迫管理层妥协，完全是韩国工人几十年坚持不懈斗争的结果。
有一个读者万万想不到的事实：三星电子自1938年创业以来，一直将“无工会经营（No-Union Policy）”奉为不可动摇的铁律。直到2020年才因为三星实际掌舵人李在镕行贿面临牢狱之灾，他才在10分钟内三次低头鞠躬，向全韩国国民公开道歉，并宣布：“三星不会再出现‘无工会经营’这句话。”
李在镕的父亲、三星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有一句名言：“一个天才可以养活几万人。”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谬论。
三星的核心逻辑是精英主义和高压纪律。他们认为，工会的集体博弈会破坏高度集中的决策效率，拖慢半导体等瞬息万变行业的投资速度。三星的这个理念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工会是捣乱的，决不允许捣乱——决不允许影响我赚钱。
读者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韩国的法律不是规定了工会的相关条款吗？为什么三星公司可以不成立工会呢？
韩国《劳调法》和宪法规定：员工拥有“结社自由”，也就是说，政府和法律不能阻止员工成立工会。
但是，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家公司必须有工会”。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自愿”不成立工会，那这家公司就是合法的。
三星利用的就是这一点。它在长达大半个世纪里，对外宣称的口号是：“我们的员工非常满意公司的超一流待遇，他们自己不想成立工会。”只要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强行破坏”了工会，它在法律上就是无懈可击的。
有的读者又会问，那三星的员工什么不自己成立工会呢？
实际上，80年里有无数的三星工人试图反抗、起诉或者秘密筹建工会。但他们几乎全部失败了，因为三星拥有一套堪比情报机构的内部审计和破坏机制。
2019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审判三星高管时，公开了三星内部名为“绿皮书（Green Book）”的绝密工会破坏指南。三星对付敢于起诉或牵头建工会的工人，手段极其残忍：
全方位监控与社会信用抹杀： 只要有员工流露出想建立工会的苗头，三星的“劳资联络官（实质上的秘密警察）”会对其进行24小时跟踪、窃听电话、调取银行流水。甚至会派人去该员工的家乡、孩子学校散布谣言，说他是“激进分子、疯子”，彻底孤立他。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2014年，三星电子服务公司的员工廉镐锡（Yeom Ho-seok）因试图组织工会维权，遭到三星长期的人格侮辱、跟踪和经济封锁，最终绝望自杀。更惊悚的是，廉镐锡自杀后，三星高管竟然花巨资贿赂其父亲，在深夜抢走并强行火化了廉镐锡的遗体，以毁灭其工会活动的证据。
“政商一体”的保护伞： 过去韩国的司法界（法官、检察官）和劳动部高官，退体后大量被三星高薪聘为“顾问”。面对工人的起诉，地方劳动委员会和法院往往会直接“压下案卷”或者判决工人败诉。
法律允许有工会，但是我用种种卑劣手段限制你，不让你成立工会（记得有一个资本家在美国设立工厂，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有工会。有工会我就不投资，美国的州政府最后不得不让步。）；有些国家，法律允许罢工，但是我用种种卑劣手段限制你，不让你罢工。
全世界资本家的卑劣手段都是一样的，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卑劣手段都是一样的，别无二致。指望他们发善心，那完全是幻想。
但是有的人就是有这种幻想，比如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消灭剥削与压迫。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这种反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诚不我欺。
再聆听一下导师们的教导。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
【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与资本家争论劳动价格，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袪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没有救世主，没有神仙皇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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