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5月12日，哥老会成员、侠义拳师朱老八在青树坪牢田反清起义失败，就义于永丰定胜桥。
朱老八，号达聪，今双峰县三塘铺镇金桥村云岭堂人，1860年出生。他15岁拜名师习武，练就一身武艺，曾有一年春节，云岭朱氏耍龙舞狮至衡阳边境遭人纠缠，对方尾追至云岭堂，朱老八拱手揖谢，一跃跳过屋前小池，将对岸一头肥猪挟起，又跃回原地，来人叹服而去。自此他名扬衡湘，开场传技，与弟子邓老九有“朱老八、邓老九，打过长江无敌手”之谓。
1894年，受长江流域哥老会起事影响，朱老八与邓老九等暗中策划，置大营于武冈山门。是年春，山门豪霸强抢民女，朱老八宣告起义，杀豪霸以祭旗，还女于民。湖南巡抚派兵围剿，朱部退至黄龙大山一带，在青树坪牢田重整旗鼓，队伍分称龙、凤、虎、豹，刚喝过血酒树旗起义，事又泄露，遭在籍总兵龙应田率兵围剿。起义军隐蔽于黄龙大山，顽强应战相持数月。后湘邵官府迫使乡、族穷追，“尽逮其家属以为质”。朱老八为救被质民众，自缚请死，就义于永丰定胜桥，同时殉难者有邓敬八、曾春林、王东十等40余人。
哥老会成员
这是一段我家乡的史料，我读了之后大受感动，我曾为这个历史事件的主人公朱老八写过一阕词：
几度春秋，陈王旧事循多少？数声啼鸟，逝水从中晓。
往日荒芜，此刻景独好。石桥道，且祭草莽，血映残阳老。
我在第一次读到这段家乡先人的往事时，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什么侠义江湖的浪漫想象，而是冒出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在当地颇有威望的练武之人最终走上了自缚请死的绝路？
我们从这段史料记载上看，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山门豪霸强抢民女。但是，“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深更广的历史背景中就会发现朱老八的牺牲，不过是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农民反抗的一个缩影。
朱老八的悲剧不是个人命运的偶然，而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下农民生存困境的必然。
毛主席很早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政权是这四条绳索中的核心。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里，基层的“政权”，本质上掌握在地主士绅手中。
地主民团
我之前引述的史料记载中提到了朱老八起义遭到在籍总兵龙应田率兵围剿。这个龙应田是个什么人？是“在籍”的封建官僚，这人本身就是当地地主阶级的代表。这人费死力镇压朱老八起义并不奇怪，因为朱老八起义要杀豪霸、还女于民，触及的正是地主阶级在基层的根本利益。
正所谓“皇权不下县”。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听着非常耳熟，意思就是说县以下的广阔乡村，行政力量基本缺失，真正说话算数的，是那些有功名、有田产、有武装的地主士绅。
这群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老资历”们既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又是基层司法、税收、甚至武装的实际操控者。
朝廷要征税，得靠他们；要征兵，得靠他们；要维持治安，还得靠他们。这种体制下，地主阶级就是国家本身。不是国家统治地主，而是地主把持了国家。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两千年封建史，是所有王朝兴衰交替的根本动力。
朱老八起义发生在1894年，正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候。清王朝早已病入膏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其中，最顽固的就是封建主义，压迫了人民几千年，此时更甚。
毛主席中分析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背后，都是土地兼并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农民“无地可种、无饭可吃”的现实。
可是，作威作福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意识不到，就算意识到了也丝毫不在意。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这句话虽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语境下说的，但其揭示的本质同样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这个寄生阶层，对生产发展没有兴趣，对社会进步没有动力，他们的唯一本能就是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巩固特权。
朱老八起义失败了。四十多人被杀，起义队伍星散。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清王朝镇压的又一次胜利。但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正是这无数次“失败”的农民起义，最终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写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用人民史观来看待历史，我们关注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而是人民群众，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如何在绝境中奋起，如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点一点地推动历史前进。
朱老八为什么要起义？是因为实在是太苦了，是因为豪霸强抢民女，因为农民活不下去了。
朱老八最后“自缚请死”是为了救被质民众。这个细节感人至深，说明即使是一个练武的江湖人物，内心深处也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为了谁。
我们也要看到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农民起义要么失败，要么在成功后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产生新的地主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反复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是看不起农民，而是因为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农民革命才能摆脱“从起义到失败，从失败到再起义”的循环。
在朱老八就义的五十三年后，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彻底废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又过了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和平的、渐进的，但在本质上却是革命的。”
土地改革让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彻底铲除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从此，“耕者有其田”这个农民起义喊了一千多年的口号，终于变成了现实。
现在，总会有人问：地主阶级中也有“好人”吧？也有勤俭起家的吧？这种问题看似公允，实则是回避了阶级分析的本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分析不是看个人的道德善恶，而是看这个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剥削，对生产力的束缚。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奴隶主“仁慈”就说奴隶制度可以保留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个地主“善良”就说封建剥削可以容忍。
今天，有人在网上给地主阶级“翻案”，说地主“勤劳致富”“乐善好施”，说土地改革“过于激进”。这不是学术讨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企图否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土地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土地改革，就是否定几亿农民翻身解放的正当性。
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朱老八可以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怎样心情呢？
我想，他一定是喜悦的，一定是热烈的，一定是拍手称快的，一定是欢呼雀跃的。一个为了救乡亲而自缚请死的侠义之人，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分田分地、彻底翻身，他一定会含着热泪地大声说：这才是我当年拼上性命想要的世界。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就一定能可以看清，阶级分析不是过时的教条，人民史观也不是空洞的口号。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朱老八等人的牺牲是阶级斗争中无比高尚的必然。
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所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致敬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在绝境中抗争的无数先人。
*嗣文，应用经济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首届自媒体作家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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