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把劳动者从“被周期性排除”变成了“被永久性排除”。但劳动者不要恐惧AI，而需要看清：技术的力量来自劳动者；技术的产品，需要劳动者的消费。当资本用技术把劳动者逼到绝路时，它自己也就站在了悬崖边上。
文| 面包与玫瑰
一种流行的技术焦虑
近年来，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焦虑在劳动者中蔓延：如果AI能替代大部分人的工作，我们怎么办？与此相伴的，是一种看似“解决方案”的幻想：资本或许会给我们发“全民基本收入”，让我们不工作也能活下去，甚至享受AI生产的廉价商品和娱乐。
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在技术层面思考得很深。他们能看到AI替代劳动者的趋势，能分析“奶头乐”的精神麻痹功能，甚至能想象脑机接口操控情感的未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盲区：他们只从技术角度看问题，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技术决定论。
本文试图揭示：技术决定论为什么是错的；为什么即使用西方经济学自己的逻辑，也解不开AI造成的死结；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的幻想必然破产；以及劳动者的真正力量在哪里。
技术决定论的盲区：商品必须被卖掉
技术决定论的核心逻辑是：技术会越来越强，强到可以替代人的劳动，强到可以操控人的情感，强到可以把人变成被豢养的宠物。
这个逻辑在技术层面是部分正确的——AI确实在变强。但它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面前栽了跟头：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有人买。
资本用机器替代工人，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出巨量商品。但谁来买这些商品？被机器替代的工人失去了工资，就失去了消费能力。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AI排除出生产过程，市场的有效需求就会崩塌。
这不是技术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AI越强，替代的劳动者越多，这个矛盾就越尖锐。资本可以用AI生产出堆积如山的商品，但如果劳动者没钱买，这些商品就只是一堆卖不掉的废物。
技术决定论者看不到这个矛盾。他们只看到AI能生产，看不到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被卖掉。他们只看到供给端的技术革命，看不到需求端的购买力崩溃。他们幻想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技术恰恰在加剧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
西方经济学解不开的死结
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用西方经济学自己的逻辑，也能把它逼到墙角。
西方经济学整个体系建立在价格机制和市场出清的神话上。它的核心教条是萨伊定律的变种：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会被人买走，因为生产本身会创造收入——工人拿到工资，资本拿到利润，地租归地主，这些收入加起来刚好等于总产出。所以，全面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只有局部的、暂时的失衡，价格调整一下就好了。
这个逻辑在工业时代早期，当机器只是辅助人而不是替代人时，勉强还能自圆其说。机器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工人虽然被排挤，但价格下降刺激了新需求，新产业吸纳了失业者。马车夫失业了，汽车工业雇了更多工人。从周期看，有繁荣就有衰退，衰退淘汰落后产能，然后开启新一轮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逻辑——痛苦，但能自我修复。
AI把周期变成了结构。
AI不是“辅助人”，是替代人。不是替代某个行业的某些岗位，是替代一切可以被程序化、规则化、可预测的劳动——制造业、物流、客服、翻译、会计、编程、设计、质检、分拣。这些岗位被替代后，被替代的劳动者去哪？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答案是：他们会流向新产业，就像马车夫流向汽车厂。
但新产业在哪？
AI自己创造的新岗位——AI训练师、数据标注师、提示词工程师——数量极少，而且是过渡性的。它们本质上是在教会AI替代人类自己。当AI学会自我训练、自我标注时，这些岗位也会消失。这不是马车夫转行开汽车，这是马被汽车替代后，整个马类都失去了作为交通工具的经济价值。马可以不再拉车，但马也不能转行当司机。
当大规模劳动者被永久性排除出生产过程，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创造需求”就彻底破产了。
生产创造收入，这个链条断了。资本用AI生产商品，不支付工资。但商品还是那么多，甚至更多，谁来买这些商品？
西方经济学可能会说：价格会下降。商品卖不掉，资本会降价，降到劳动者能买得起为止。但问题是，失业的劳动者收入趋近于零。无论价格降到多低，零收入的人还是买不起。另外，价格下降也有限度，如果没有利润，资本为什么要生产？
西方经济学可能又会说：资本会把商品卖给还在工作的人。但还在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有工作，大部分人没收入，有工作的人能消化掉AI为全社会生产的商品吗？不能。资本可以只为有工作的人生产奢侈品，但奢侈品市场养不活整个资本主义。资本的本性是大众生产、大众消费——福特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福特给工人开了足够高的工资，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AI把“福特制”的根基抽掉了。
西方经济学可能还会说：政府可以刺激需求。但怎么刺激？降息？劳动者没收入，利率再低也不会借钱消费。减税？劳动者没收入，本来就不交税，减税有什么用。发消费券？那就是印钞——印钞改变不了真实购买力，后面会详细分析。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工具箱——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公共工程——都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是暂时的、通过刺激可以重启增长”这个前提上。但AI造成的有效需求坍塌，不是暂时的，是结构性的。被AI替代的劳动者，不会在“下一轮繁荣”中重新就业，因为AI是永久性替代。凯恩斯主义修不了这个缺口。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死穴。它不敢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来自工资。当资本不再需要雇佣劳动者时，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就消失了。这不是价格机制能修复的，不是市场出清能解决的，不是货币政策能刺激的。这是整个循环的断裂。
萨伊说供给创造需求。AI说：我创造供给，但我不创造需求。需求的源头是劳动者的工资，工资的源头是资本需要劳动者。当资本不需要劳动者时，需求的源头就干涸了。
西方经济学要么承认这个矛盾，那就等于承认市场经济有不可修复的内在缺陷；要么否认这个矛盾，那就只能假装AI不会大规模替代劳动者，或者假装被替代的劳动者会魔法般地找到新工作。前一个选择是理论自杀，后一个选择是睁眼说瞎话。
现实验证：AI替代劳动者的规模与速度
以上是理论推演。现实中的数据，正在验证这个推演。
各机构对AI替代规模的预测差异巨大——Forrester预测到2030年AI导致的岗位流失仅占美国总失业的6%，麦肯锡则预测AI可能替代美国40%的工作岗位。6%与40%差了近七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预测AI对就业的影响，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是对资本如何利用技术、劳动者如何应对、生产关系如何调整的综合判断。技术决定论者把技术从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当成独立变量来预测，结果就是预测值取决于预设的政治立场。
但所有预测都指向同一个趋势：AI对就业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大规模的、不可逆的。分歧只在于“多大”和“多快”——而这恰恰不由技术决定，而是由斗争决定。
更重要的是，替代不是“未来的风险”，是正在发生的事实。2025年，美国有超过55,000个岗位因AI而消失；2026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已超过60,000。美国近40%的公司计划在2026年用AI直接取代工人。从2023年11月到2025年1月，美国IT产业裁员人数从6.5万暴增至15.2万，IT职位净减少17.1万个——这是历史首次连续两年萎缩。
替代的分布值得注意：初级工程师职缺减少73.4%，客服减少65%，测试工程师减少52%，人力资源减少48%，内容营销减少42%，数据分析师减少35%。翻译行业，2025年中国岗位需求同比下降了50%。这些都是脑力劳动——过去人们以为AI难以替代的“知识壁垒”，正在被AI系统性地突破。在资本的算盘里，只要是可以规则化、可预测的劳动，无论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可替代的成本项。
中国的情况同样严峻。研究显示，2025-2035年间，替代效应可能导致约7340万劳动者面临职业转移或岗位更替压力；制造业大中型企业从业人员五年间净减少451万人，同期工业机器人密度翻倍。这些流失的工人，绝大多数没有进入“AI相关新岗位”——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而是流向了灵活就业。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4亿。消失的是有社保、有稳定收入的岗位；增加的是零工、外包、平台化的不稳定就业。
全球已超过1000万个全职岗位被AI及相关自动化技术实质性取代。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9200万个岗位被淘汰。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每一个被AI替代的岗位，表面上为资本节省了一份工资。但这份“节省”，在宏观上就是消灭了一份消费能力。节省的工资进了资本的利润账本，但被替代的劳动者失去了收入，就失去了购买商品的能力。当替代的规模达到数百万、数千万时，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缺口。
这就是市场社会相对生产过剩从周期变成结构的关键机制。过去的周期中，失业是暂时的——衰退淘汰落后产能，繁荣重新吸纳就业。工资的减少是周期性的，消费能力的下降也是周期性的。但AI替代是永久性的。被AI替代的客服、翻译、初级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不会在“下一轮繁荣”中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因为那个岗位本身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被永久性消灭了。市场社会的相对生产过剩，因此从暂时的、可修复的周期性问题，变成了永久的、不可逆的结构性矛盾。这就是AI加速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核心机制：它把劳动者从“被周期性排除”变成了“被永久性排除”，把消费能力的“暂时萎缩”变成了“永久消失”。
历史已经证明，不需要极高的失业率，资本就会撑不住。1929至1933年大萧条，美国失业率最高时不过25%左右，整个体系几乎崩溃。那时候，资本还有殖民地可以转嫁危机，还能通过二战用暴力摧毁过剩产能。今天，资本的回旋余地已经被压缩到极限——债务堆到天上，金融泡沫一触即溃，全球供应链被战争威胁，阶级矛盾在全球同步激化。资本根本不可能再像大萧条时代那样撑上十年。也许在失业率远低于25%的时候，支付能力的崩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全民基本收入”幻想
面对“AI替代劳动者导致消费力崩溃”的问题，技术决定论者提出了一个看似聪明的解决方案：全民基本收入——由国家给每个人定期发放一笔钱，保障基本生活。被AI替代的劳动者仍然有钱消费，资本的惊险一跃就能跃过去了。
这个方案听起来很美好。但它的资金来源只有两种可能：征税，或者印钞。
如果来自征税——资本不会同意。
向资本征税发给劳动者，等于把资本的一部分利润，通过国家机器重新分配给失业者。资本用AI替代劳动者，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如果政府要征税来养活被替代的人，那省下来的工资成本又被税收拿走了。这对资本来说，是左手腾右手，甚至更亏——以前支付工资，换来的是劳动者的劳动；现在支付税收，换来的是什么都不干的失业者。资本会用尽一切手段——游说、资本外逃、舆论操控——来阻止这种政策落地。
如果来自印钞——资本的利润也不会增加。
技术决定论者可能会说：那就印钞。央行直接印钱发给所有人。
问题在于：印钞不会增加社会总财富，只会改变货币符号的数量。
假设一个简化模型：全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总价值是100单位，货币总量是100元，物价水平是1元/单位。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是30单位，劳动者的工资对应70单位。现在，AI替代了大部分劳动者，资本想维持生产，但劳动者的工资总额跌到了20单位。商品还是100单位，但有效需求只剩20单位。80单位的商品卖不掉。
怎么办？印钞。央行印80元，发给劳动者。现在货币总量变成180元，劳动者的名义收入变成100元（20工资+80补贴）。表面上看，劳动者又有钱买100单位的商品了。但实际上呢？
商品还是100单位。货币变成180元。物价会涨到1.8元/单位。劳动者名义上有100元，实际购买力是100÷1.8≈55.6单位的商品。比印钞前的20单位好一些，但仍然远低于原来的70单位。资本呢？资本名义上卖掉了100单位的商品，收入180元。但扣除物价因素，它的实际利润并没有增加——因为商品总量没变，实际财富没变，只是货币数字变大了。
印钞不是“创造购买力”，是“稀释购买力”。
它把劳动者原有的存款、固定收入、现金储蓄稀释了，把稀释出来的部分，暂时借给新发出去的货币。失业者拿到的补贴，一部分来自物价上涨对所有人（包括还在工作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的侵蚀，一部分来自对储蓄者的隐性征税。
更根本的问题是：工资和利润的总和，受新创造价值的制约。
在资本社会，工资总额不是资本“愿意”支付多少的问题，是资本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必须支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利润总额，是总价值减去工资总额后的剩余。
当AI大规模替代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总量会下降。因为AI是死劳动——它本身是人类过去劳动的产物，只能把自己的价值分批转移到新产品中，不能创造新价值。全社会的价值蛋糕变小了。蛋糕变小了，无论怎么切——无论叫“工资”还是叫“全民基本收入”，无论通过市场分配还是国家分配——劳动者能分到的实际份额，都不可能回到活劳动未被替代时的水平。
印钞改变不了这个根本约束。印钞只是把变小的蛋糕，用更大的数字标出来。一斤肉还是那斤肉，把价格标签从30块改成50块，肉没有变多，吃的人也不会更饱。
技术决定论者幻想印钞能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们把货币当作财富本身。但货币只是财富的符号。印钞补不上这个缺口，只会让货币符号和真实价值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全民基本收入的幻想，本质上是希望在资本社会框架内，用货币魔术来解决其根本矛盾。它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改变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只是试图通过再分配来缓解矛盾。但再分配的前提是有东西可分——当AI大规模替代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总量萎缩时，可分的蛋糕本身就在缩小。
这才是全民基本收入幻想的根本破绽：它以为钱是印出来的，不知道钱背后必须是劳动创造的价值。
技术决定论的“奶头乐”神话：被豢养的前提是活着
技术决定论者还有一个担忧：资本可能不需要劳动者消费太多，只需要提供廉价的“奶头乐”——短视频、游戏、虚拟现实——让被排除的劳动者沉溺其中，丧失反抗意志。
这个担忧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在经济上是荒谬的。
“奶头乐”也需要成本。服务器要电，内容要生产，平台要维护。谁出钱？如果资本免费提供，那资本赚什么？如果资本靠广告赚钱，广告商的钱从哪来？从消费者口袋来。消费者口袋空了，广告商就没钱投广告，平台就没收入，奶头乐就维持不下去。
有人说，AI可以极低成本生产奶头乐。但“极低成本”不等于“零成本”。算力要能源，硬件要更新，网络要维护。这些都要花钱。当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收入、社会总需求崩溃时，资本自己也会陷入利润枯竭的境地。它哪来的钱维持一个庞大的、免费的娱乐机器？
更重要的是：被豢养的前提是活着。AI替代劳动者，剥夺的恰恰是劳动者“有钱”这个前提。连饭都快吃不起的人，哪有心情沉溺于奶头乐？当劳动者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时，奶头乐就是空中楼阁。
“脑机接口”神话：情感不能被还原为信号
技术决定论最激进的形式，是幻想未来技术可以直接操控人的情感和意志。比如通过脑机接口，让被AI替代的劳动者“感到快乐”，从而接受被抛弃的命运。
这是技术崇拜的终极形态：把人当作可以被外部输入的机器。
情感是什么？情感是在社会关系中、在劳动实践中、在具体的生活经历中生成的。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不是因为她大脑里某个区域被激活了，是因为她日复一日照顾她，为她付出了无数劳动，孩子在她怀里笑的那一刻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回应她。这种体验是第一人称的，是私人性的，是任何外部技术无法进入的。
脑机接口可以读取大脑的电信号，可以刺激某个脑区产生愉悦感。但这和一个人真正感到快乐，是两回事。前者是信号的传输，后者是意义的生成。信号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一个人被电极刺激得咧嘴笑，那不是快乐，那是被操控的面部肌肉。
技术决定论者把情感还原为可操控的变量，把人还原为可编程的机器。他们以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包括人本身。但他们恰恰忘记了：人不是机器，人的情感不是信号，人的主体性不是可以被还原为算法的变量。
更重要的是：资本为什么要花巨大成本去研发能操控情感的脑机接口？为了让被它抛弃的劳动者“感到快乐”？资本在乎劳动者的快乐吗？不在乎。资本只在乎利润。如果脑机接口能赚钱——比如用来制造更逼真的游戏体验，让还在工作的人付费——资本会投入。但用它来安抚失业者？没有利润的事，资本不会做。
劳动者的真正力量：在劳动和消费的结构性位置中
技术决定论者最大的错误，是把劳动者看作被动的、等待被技术替代或被资本豢养的客体。他们看不到劳动者的主体性，更看不到劳动者在资本社会生产关系中结构性的不可替代。
劳动者的力量，不只在“情感”和“意志”中，更在劳动和消费中。
资本可以不要劳动者的劳动——AI可以替代。但它不能不要劳动者的消费——商品必须被卖掉。这是一个死结：资本想用AI替代劳动者来降低工资成本，但替代之后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消失了，资本的商品卖不掉，利润无法实现。
这不是“悲壮的坚守”，是资本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会因为技术更先进而消失，只会因为技术更先进而加剧。
劳动者的觉醒，不是靠哲学家用“人本主义”去对抗技术。是靠劳动者在实践中认识到：你的消费力，是资本无法绕开的命门。当千千万万劳动者同时失去收入、同时无力消费时，资本的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资本的利润就会蒸发，资本的统治就会从根基上动摇。
到那个时候，不是劳动者哀求资本发“全民基本收入”，是资本哀求劳动者消费。但劳动者没钱消费——除非资本把生产资料交出来，让劳动者自己组织生产、自己分配产品、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
结语：技术是资本的武器，也是资本的掘墓人
技术决定论者崇拜技术，但他们不懂技术。技术从来不是独立于生产关系的中立力量。在资本社会，技术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武器。但这个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砍向劳动者的同时，也在砍向资本自己。
AI越强大，替代的劳动者越多，消费力越萎缩，资本的惊险一跃越跃不出去。资本用AI追求利润最大化，却在不知不觉中摧毁了利润实现的条件。这就是技术的辩证法：它越是发展，就越是暴露资本社会的不可持续。
劳动者不需要恐惧技术，也不需要幻想资本发善心。劳动者需要看清：技术的力量，来自劳动者的劳动；技术的产品，需要劳动者的消费来实现价值。当资本用技术把劳动者逼到绝路时，它自己也就站在了悬崖边上。
到那一天，劳动者会用自己的方式，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是劳动成果，还有生产资料本身。技术，将从资本的武器，变成劳动者的工具。
这不是技术决定论的幻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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