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当前舆论场上有一种东西，值得所有人提高警惕。它往往不以激烈面目出现，却能在不知不觉中左右很多人的立场与认知。
有一拨人，极其热衷于渲染新中国早期的“苦难”。
他们的素材库可谓五花八门：有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有顶着“历史反思”帽子的地摊文学，更有一大批经过西方情报机构和所谓“独立学者”精心包装的“历史揭秘”。
在这些连篇累牍的叙事中，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被描绘成了一部暗无天日、荒诞不经的受难史。
今天，我们必须戳穿这种看似“理性”的包装：那种对苦难的无限延展与病态沉溺，表面上是在“反思历史”，实际上却远不止于此。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含沙射影地暗示中国当年的“道路选择”是错误的，是企图从根本上解构、质疑新中国成立的正统性与合理性。
今天，我们不妨沿着这个尖锐的问题继续往下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伤痕”叙事里那些被刻意模糊的部分重新摊开。
看一看那些天天在互联网上哭天抢地的“理中客”们，到底在掩盖怎样血淋淋的历史真相。
一
新中国走没走过弯路？走过。
新中国在早期建设中，有没有经历过巨大的困苦、甚至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是的。
但历史的比较，绝不能是剥离了时空背景的静态切片。
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们拿着今天高度工业化、物质相对丰裕社会的尺子，去丈量一个刚刚从百年战火和半殖民地废墟中爬起来的农业国；他们无限放大新中国的“苦”，却对1949年之前那个真正的人间炼狱，保持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集体失明。
他们天天拿那三年的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做文章，言之凿凿地抛出各种骇人听闻的死亡数据。
但是，你知道在他们口中那个充满“民国风情”、大师辈出的所谓“黄金十年”里，中国大地上每天饿死多少人吗？
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那个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民国政府，甚至连最基本、最精确的人口调查都做不到！
在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旧社会，底层贫农和流民的死亡，是无法进入统治阶级统计报表的。
对于民国死于饥饿的人口，学界有各种推测，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整个民国时期死于饥饿的人口高达两亿。要知道，民国全盛时期的总人口，也不过才四五亿人！
没有统计，就没有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就成了历史档案中的“认知黑洞”。
根本说不清有多少人死于黄泛区的逃荒途中，说不清有多少无力抚养的婴儿在出生的第二天就被溺死在马桶里，说不清有多少人死于军阀混战、土匪劫掠，更说不清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一场小小的伤寒，就绝望地死在漏风的茅草屋里。
我们可以看一组最基础的人口算术题：
从民国初年的4亿人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整近40年时间，中国人口勉强增加到了5.4亿，人口增长率不过区区30%左右。
而新中国成立38年后的1987年，在经历了他们口中所谓“灾难”、并且在70年代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前提下，中国人口飙升到了10.9亿！增长率超过100%！
人口，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在“吃人”最硬的指标。
在一个天天“吃人”的社会里，人口是无法实现这种爆炸式翻倍的。
二
再来看看那些公知们无比推崇的民国“基层自治”与“乡绅文化”。
在民国，什么叫基层治理？
那是真正的“乡绅嗜血，土豪吃人”。
民国在县级下面设立区级政权，这些所谓的区长、保甲长，全都是当地的土豪恶霸。
他们私自控制武装，私设公堂水牢，对底层佃农生杀予夺，为所欲为。
上世纪30年代，湖北监利县有个区长，竟然创下过一天之内连杀76口人的恐怖记录！而当时的县长想要追究，竟然发现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基层的枪杆子和钱袋子，全都在这些地主豪绅手里。（此例见诸于雷啸岑《为密呈监利县县政黑暗隐患堪虞恭拟整饬要旨》）。
一个基层区长，一天之内擅杀76名老百姓而无需偿命。
这种画面，别说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在建国初期“镇反”运动时，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绝对黑暗。
可是，那些写伤痕文学的人，为什么从来不写这些？
因为写“伤痕文学”的，和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他们或者他们的祖辈，恰恰就是坐在高堂之上，看着乡绅杀人、喝着佃农鲜血的那一拨人。
当年，老人家把他们从象牙塔和公馆里赶出来，让他们脱下长衫，去和一身牛粪味的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去进行思想改造。
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剥夺了他们“劳心者治人”的阶级特权。
所以，当他们重新夺回话语权后，他们手里的笔就成了最恶毒的复仇武器。他们把个人的阶级失落，包装成了整个民族的时代伤痕。
对于底层贫农来说，分到土地、有了赤脚医生、孩子能进扫盲班，那是翻天覆地的解放；
但对于那些地主豪绅和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来说，不能再随意压榨底层，那就是他们最大的“苦难”。
三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句洞若观火的断言：
“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自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
这句话，简直就是今天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完美侧写。
当一代又一代人在新中国建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扫盲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下成长起来；
当年轻人习惯了高铁、5G、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和相对完善的治安；
他们已经无法在脑海中构筑出“地主逼租”、“卖儿鬻女”、“军阀拉壮丁”的真实图景了。
因为革命太成功了，它彻底消灭了那个吃人的旧制度。
结果就是，享受着革命红利的后人，反而开始觉得革命是多余的，觉得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是“被迫害妄想症”。
这种历史的失忆，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攻倒算的绝佳土壤。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任何一个划时代的社会变革，都必须经历残酷的原始积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完成原始积累的？
是长达四百年的黑奴贸易，是印第安人的头皮，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是把全世界的殖民地变成他们的血汗工厂。他们的“第一桶金”，每一个铜板都滴着肮脏的血。
而新中国呢？
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核讹诈，面对一个一穷二白、连火柴都要叫“洋火”的农业烂摊子，中国人没有去侵略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是靠着两代中国人的勒紧裤腰带，靠着工农业剪刀差，靠着农民上缴的公粮，靠着千千万万工人在大庆油田、在三线建设的大山深处流淌的血汗，硬生生地从泥土里砸出了一个拥有“两弹一星”和全套工业门类的现代国家！
在这个极其痛苦、近乎逼近极限的内源性积累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也因为发展心情过于迫切，我们不可避免地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连美国这种所谓“灯塔国”，在建国一百多年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都已经算是发达国家了，依然会发生“大萧条”这样惨绝人寰的人祸天灾。历史学家估测的美国大萧条非正常死亡率，恰好和对中国那三年的估测上限相近。
指望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在建国十几二十年内就一切运转良好、没有任何试错成本，那不叫反思历史，那叫恶毒的政治巨婴症。
四
我们绝不是要粉饰历史的失误，更不是要把过去的曲折合理化。
老人家生前自己也多次坦诚地承认过错误，共产党人从来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是，承认错误，和全盘否定历史，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场政治博弈。
今天这帮人疯狂渲染前三十年的“苦难”，其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
既然当年搞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搞阶级斗争带来了那么多“苦难”，那就证明那条路从根子上就是错的。
既然那条路被说成走错了，那么今天资本横冲直撞、透支劳动者被称作“拼搏”、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似乎也都成了“合理现象”。
他们是用历史的虚无，来为今天资本的剥削进行合法性背书。
当你跟着他们一起痛骂前三十年的“灾难”时，你实际上就已经交出了无产阶级的法理武器，承认了今天被资本压榨是你活该承受的“历史进步的代价”。
跋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也曾经刮起过一股极为猛烈的“反思历史”的妖风。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的纵容下，苏联的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伤痕文学”和历史解密。
他们把斯大林时代描绘成纯粹的绞肉机，把肃反扩大化无限放大；他们对苏联红军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吹毛求疵，甚至暗示如果当年向希特勒投降，苏联人早就喝上巴伐利亚啤酒了。
短短几年时间，苏联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深重的自我怀疑和厌恶。
他们觉得，既然过去七十年都是错的，都是伴随着强制和苦难的，那不如彻底把这个体制砸碎，去迎接西方的“自由与繁荣”。
结果呢？
当红旗落地，当苏联解体，等待苏联人民的并不是美国的炸鸡和别墅。
等待他们的，是国家财富被几个寡头瞬间瓜分殆尽；是卢布贬值成废纸，老兵把胸前的勋章拿到黑市上换发霉的面包；是整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在和平年代断崖式暴跌；是俄罗斯的女性被迫流落到整个欧洲去出卖肉体。
历史的逻辑往往是不讲温情的：
当一个国家的阶级敌人想要抢劫你的财富之前，第一步，必定是先挖空你历史的坟墓。
新中国的确面临过巨大的困难，也确实走过泥泞的曲折。
但那是我们的来时路。
那是一代又一代不屈的中国无产阶级，在黑暗中摸索、流血流汗为我们筑起的地基。
我们可以总结教训，但绝不能允许任何人用这些曲折来否定这场伟大的革命。
因为，一旦你否定了那段劈波斩浪的历史，你就注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资本的巨浪重新打回那个“一天被杀76人”的旧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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