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读到了【炮打小资】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工厂法》（炮打小资 · 2026-05-15 · 来源：炮打小资）一文。
文章引用了恩格斯、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关于工厂法的论述，认为：工厂法从来不是中立的管理工具，而是官僚资本主义在生产现场行使的专制立法权。通过将“政治倾向”、“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等私人范畴强行纳入劳动条款，工厂实际上在进行一种人格的异化。它不仅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更试图购买劳动者的灵魂和政治生命。这种做法将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工厂主的奴隶，使工人被全天候处在资本的监视与规训之下。
所谓的工厂法，事实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他在兵营式的纪律中制定出工厂法规，建立了资产阶级在工场手工业中就已经开始建立的、现在由于有了工厂制度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工厂监工职能，也就是说，建立了对工人的全面统治。在这里，资产阶级把在其他场合极为喜爱的分权制和他们所崇拜的代议制一笔勾销，在他们的工厂里实行了他们自己单方面的专制立法。 这种法规在资产阶级看来，不过是社会在资本指挥下进行协作所必不可少的劳动过程的社会调节。在这些法规中，资本家对工人实行了‘私人立法’(Private legislation)和监工性质的惩罚。”（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由于工厂法规是由雇主一方制定的，因此，它是以极其不公正和带有阶级偏见的方式起草的。 只要工人稍微违反了一条极其含糊和苛刻的规定，就会遭到罚款或解雇。资本家作为法官、陪审团和原告，独自一人决定工人的命运。这种‘法律’(工厂规则)就是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财产和利益、同时榨取工人最后一滴血汗的工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这种规章是雇主根据自己的心愿编写的。他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最荒谬的规定写进规章。工人如果不愿在这些规定上签字，他就得挨饿。 这种规章是现代奴隶制的法典。工人在这种法典面前，不仅失去了意志，甚至失去了对这种意志的表达权。”（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产阶级基本权利要求在法律上的制度体现。
那就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从法律上确立资产所有者的生产主体地位，全面体现资产所有者当家做主和按资分配利益要求的利益要求。产权制度或体现资产所有权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简称。
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大家凭资产说话：
有产者有权，无产者无权——因此，在股份制企业，只有股东有权利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员工作为雇佣劳动者，没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
有产权有权，无产者无权——因此，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不是员工大会；员工作为雇佣劳动者，没有权利参加决定企业重大事项的股东大会，没有权利决定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等等；
多资多利、少资少利——因此，资产者之间的权利大小，通过资产的多少来确定，资产者按照多资多利的原则进行股东的收入分配。
初始的工厂制度和后来的公司制，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体现。就是资产者对资产所有权基本要求的制度体现。
资产阶级法权在现代的现代延续与深层异化。
进入数字时代与全球化浪潮，资产阶级法权并未随着生产形式的革新而消解，反而以更隐蔽、更全域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平台经济的崛起，看似创造了 “灵活就业” 的新形态，实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数字空间的复制与强化。以网约车平台、外卖配送体系为例，平台方凭借数据、算法与资本构建的技术壁垒，成为新的 “资产所有者”—— 其核心资产不再是传统工厂的机器设备，而是算法模型、用户数据与交易规则。在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中，平台作为 “数字资本家”，依然牢牢占据生产主体地位：算法拥有绝对的 “立法权”，通过超时罚扣、派单优先级等规则，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工作时间、行为规范纳入更严苛的数字规训；平台方掌握 “司法权”，劳动者的申诉、维权往往需服从平台单方面制定的仲裁机制，缺乏对等的协商空间；而 “按资分配” 则转化为按 “数据资本” 分配 —— 平台方仅凭技术与资本投入，便可攫取绝大部分交易利润，而数百万骑手、司机作为 “数字无产者”，即便付出超额劳动，也只能获得固定的劳动报酬，无权参与平台利润的分红，更无法影响平台规则的制定。
这种现代形态的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强化了 “有产者有权、无产者无权” 的核心逻辑。在跨境电商、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中，资本的流动突破了国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随之获得了跨国界的强制力。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通过掌控核心技术专利、全球供应链话语权，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基地中，延续着 “资产者专权” 的本质：当地劳动者即便承担了核心生产环节的劳动，却因不具备技术产权、资本份额，既无法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也难以分享全球产业链的增值收益。更值得警惕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已从经济领域渗透到社会权利领域：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配中，“资产” 的权重被不断放大 —— 优质教育资源向学区房持有者倾斜，高端医疗服务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专属，本质上仍是 “多资多利、少资少利” 的延伸，即资本转化为社会权利的 “硬通货”，无产者即便拥有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权利，也因缺乏资本支撑而陷入实质权利的匮乏。
资产阶级法权的深层异化，还体现在对 “劳动价值” 的全面否定与对 “人的异化” 的极致推进。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 “工厂法将人变成奴隶”，在现代社会升级为 “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裹挟”。传统工厂中，劳动者的异化局限于生产时间；而在资产阶级法权主导的现代生产体系中，异化延伸至全天候场景：平台劳动者的私人时间被算法 “碎片化”，随时等待派单指令；白领阶层的 “996”“007” 工作制，本质上是资本通过劳动合同中的 “弹性条款”，变相侵占劳动者的休息权与发展权。更严重的是，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塑造 “成功学”“消费主义” 等意识形态，将无产者的价值追求扭曲为 “成为资产者” 的单向度目标 —— 劳动者不再质疑 “按资分配” 的合理性，反而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 “资本积累不足”，从而陷入自我规训的牢笼。
从工厂制度到公司制，再到平台经济，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形式不断迭代，但其核心本质从未改变：
始终以资产所有权为核心，确立资产者在生产关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维护 “有产者有权、无产者无权” 的阶级秩序。这种法权体系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始终向资本倾斜，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大量攫取，最终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与社会矛盾的深层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法权是 “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财产和利益、同时榨取工人最后一滴血汗的工具”，这一判断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 只要资本逻辑依然主导社会生产，资产阶级法权的异化就不会停止，而对这种法权体系的反思与批判，正是追求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前提。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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