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再给大家聊一篇《水浒》。
水浒主要是反映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的，其中有一条核心的主线，就是中产阶级的滑落。
虽然我们常常说它讲的是农民起义，但其实里面所写的主要人物里，农民、猎户、渔夫、落魄知识分子这类底层劳动人民并不多，而且即便出场的，也都不是什么主要角色。
作者写得最生动、最立体、最吸引人的角色，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当时体制内的，或者地方豪强、地主富豪之类的人物。
我算了一下36天罡里面的人，有23个的出身不是当时的体制内官吏，就是一方土豪、富绅。林冲是禁军教头，杨志是军官世家，呼延灼、关胜、徐宁、秦明这些都是过去的朝廷将领，即便是宋江、武松这类基层小吏，好歹也是当时比较体面的职业，而且宋江家里本身又是地主家庭，所以家财颇丰，可以随时接济江湖好汉。
水浒的前半部分，主要写的就是这样一群过去封建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是如何滑落的那些事。
那个时候本身没有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这里之所以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这群人所处的经济地位。这是一群什么人呢？就是往上看，他们没有进入皇权官僚们的权力核心，随时会遭到来自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打压和排挤，但是往下看，他们的经济地位又远高于一般的劳动人民。
当然，虽然都说是中产阶级，但是其中差别也很大。比如卢俊义，如果光从经济上看，是典型的大地主、大富豪之家，远高于一般中产之家。但这哥们坐拥良田千顷，万贯家财，却没得一个像样的权力靠山，就他犯的那点事，别说什么蔡京、高俅这个级别的说话，但凡平时跟梁中书这类的地方权力中心的关系好点，那都不能叫个事。所以就其整个经济地位而言，仍被归为当时的中产。
为什么一批中产滑落的故事，能把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态反映得那么好？
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产的批量滑落，最能预示着一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
一般我们说一个社会阶级矛盾激烈，喜欢从土地兼并情况，贫富差距状况，农民生存的恶劣状况去反映。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东西很难让人判断矛盾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你看近代史上的湖南农民运动，在那之前，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地主掌握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农民拥有土地不到百分之三四十，很多农民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随时饿死街头、无人问津的地步。但你能从这种经济和生存状况判断农民何时造反吗？根本不能。
很多农民自己在家饿死，病死，心里想着的还是下辈子投个好人家。所以当时没人相信革命会在农民那里闹出什么名堂来。但是同样的生存环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农民就反了呢？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批掌握了先进理论的知识分子、农协骨干跑到各个乡村角落，把这帮绝了出路的人组织起来了。
《水浒传》里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无产阶级先进理论，但是，在那个时候能够把一帮绝了出路的底层群众组织起来，搞出一个组织架构、军事架构、财政架构出来的人，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只能出自那些滑落的中产阶级。
也不是没有底层的自发组织，比如什么清风山王矮虎，桃花山周通那些山寨，但是完全上不得台面。同样是打家劫舍，只能挑一些沿途过路商客，附近村庄百姓，甚至只能对一些落单的小商贩出手。比如我们看那个梁山早期，王伦掌舵的时候，让林冲去纳一个投名状，怎么纳？就是去山下蹲一个过路行人，杀了人，抢了货，就算是纳了投名状了。这种行为别说官府看不上，百姓也记恨得要死。而且光靠打劫几个过路人能抢几个钱，所以王伦时期的梁山还动不动要靠柴进接济。
这也是为啥宋江第一次要上梁山的时候，他老爹宁愿谎称自己死了，也要把宋江拖回来。因为看不上草寇山贼，觉得落了草，那就是辱没祖宗，累及后代的事。这种思想之所以能有市场，能刻进宋江的骨子里，跟当时这种草寇们的自发行为可以说有重要的关联。
但是后来一大批中产阶级滑落，然后又被宋江聚拢到梁山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这里面有超强的军事人才，有财政专家，有武力先锋，有谋士，有后勤管理，宋江又是个有统帅之才的人，能制纲领，上价值。这就把梁山拉到了一个具有政权性质的高度，能攻城掠地、走州过府。打祝家庄、高唐州、大名府、华州等等，这些要么是地主豪强的武装，要么是达官显贵们掌控的城市。梁山军队这时不但能劫府库，抢官粮，而且这些攻打对象还都是百姓日常痛恨的官僚豪绅，这就使得梁山的军事行动有了革命的进步性。
有了这些大的经济来源，自然就可以不用再抢沿途路人商客了，也不用对附近村庄百姓下手了，这又与一般绿林草寇拉开了本质的区别。宋江之所以在梁山有很大威望，根本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中产阶级的批量滑落，最能预示着一个社会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
因为这些人懂得很多社会运作的规则，很多人之前就是各行各业的中基层管理组织人员。这帮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人，一旦同那些活不下去的农民结合起来，就立刻具有了撼动政权的可能性。这时候矛盾的激烈程度立刻外化了，就像火药遇到了火种，一下子就爆炸。
毛主席说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为什么说这里好，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意味着不但不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而且连赵家政权也不能反。这个革命任务被限死了，那不就只能走招安路线了吗？然后，作者在结局，又用众兄弟的性命告诉大家，投降路线走不通，只有死路一条。
你看，《水浒》能在封建时代那种舆论控制条件下写到这个地步，你说好不好。所以我一直认为，《水浒》能有四大名著的地位，是一点也不掺水的。
这本书除了告诉大家投降路线走不通之外，其实在前半部分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用了很多主角们的故事，反反复复地讲了同一个主题——造反有理。
为什么那么说，第一个原因是有群众基础。
大家读一读原著就很清楚，其实里面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山，当时盘踞各处山路、水路的绿林草寇多如牛毛。
多到什么程度？就宋江随便带众兄弟出门打一次野，就能沿途收拢一批其他山寨的好汉。什么二龙山、清风山、桃花山都还是比较知名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白虎山、登云山、对影山、芒砀山、黄门山，到处都是依山落草，依水开路的。这些山寨绿林，一般都是几个特别能打的头领，武艺比较高，然后带上几百上千个小喽啰，打家劫舍，勉强糊口。其实真算起来，山寨底下那帮小喽啰，才大多都是最底层的农民猎户阶层的人。
一个社会，而且还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里以落草为奇耻大辱的社会，仍然有那么多人要落草为生，这就是当时的群众基础。
由于这种落草的人实在太多，所以官府平时根本管不过来。《水浒》里写的第一个梁山好汉史进，家里就是地主出身，颇有资财，王进教了他半年枪棒，走的时候他能送人家一百两花银，可以说至少是个小土豪了。他家附近的少华山上就有一伙草寇，有六七百人。结果因为官府管不过来，于是只能靠史进带领村民们看家护院。后来因为意气相投，跟几个头领成了朋友，因为这事最后犯了命案，绝了出路。
这是水浒开篇第一个中产阶级滑落后，与草寇结合的故事。
单从这个开篇的故事去看，读者一定会觉得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史进一开始就坚决与绿林划清界限，或者凭借他的武艺，联合官府一起剿了山贼。再不济，至少也可以自保，与山贼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何必搞到最后自毁前程？
但是水浒好就好在，它用大量不同的案例告诉你，在社会阶级矛盾急剧发展的时候，中产的滑落是必然的，你不是倒在这个坑里，就是倒在那个坑里，总有一个坑等着你，防不胜防。
水浒里固然有史进、鲁智深这种看上去全凭意气左右自己前程的，但是也有林冲、宋江这种不到绝了最后的念头，拼了命也要维护之前那个体制的。
而且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发现就连前期的武松，也是想过要诏安的。武松在血溅鸳鸯楼之后，遇到宋江，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多么向往体制，多么以落草为耻。只不过武松是觉悟比较早的一个，这应该与他上了二龙山，结识了鲁智深有关。因为水浒里面最早看清封建体制，最早从那种迂腐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泥潭里跳出来的，其实就是鲁智深。
除了鲁智深，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是即便吃了官司，仍然对体制抱有过很大期望。
史进先是上了少华山，后不甘心落草，又去投奔王进，结果找不着人，断了这条路后，才决定落草；
林冲就不必说了，要不是高俅赶尽杀绝，哪怕他知道自己媳妇死了，可能都不会上梁山；
宋江是贪念体制最极端的例子，他第一次杀阎婆惜后逃亡出去，途中投奔清风寨花荣的时候，被刘高陷害，那一次就差点上了梁山，但是被他老爹装死给叫回去了；第二次是刺配江州，路过梁山，晁盖、吴用等人苦劝上山，但宋江以死拒绝，他当时说的是：“小可本是郓城小吏，出身儒宦，不敢背叛朝廷。今被刺配江州，正是服刑赎罪，若半路落草，便是不忠不孝”，这应该是宋江的心里话；直到第三次，因为浔阳楼提了反诗，再无活路，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这才终于上了梁山。
就但凡有那么一丁点可以留在过去体制内的机会和希望，宋江都没有放弃。然而即便是宋江这样拼了命也要维护朝廷正统的人，都被逼得梁山落草，你说造反有没有理？
而且，像史进、鲁智深他们，也不单纯只是因为意气用事，毁了前程。仔细推敲，他们造反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在一个官场黑暗、恶霸横行，官吏腐败的社会里，有几个“意气用事”，同情底层，好打不平的人，他们不愿意为了安稳的饭碗就小心谨慎，处处求全，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林冲就是处处小心，委曲求全的最好案例，最后还不是一样要上山。
《水浒》这本书，就是在用一个个反反复复的故事告诉大家，中产当时是怎么竭尽全力的避免滑落，但最后又不得不滑落的。
所以其实《水浒》这部书，告诉了大家两件事，它的前半部分告诉大家，为什么造反有理，而它的后半部分则告诉大家，为什么投降无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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