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使用劳务派遣，在体制内单位不是个别现象。从二三十年来的实践来看，劳务派遣制被玩坏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常态，数字上的合规游戏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废除劳务派遣制，请从体制内单位开始！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正义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文 | 郑声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引起热议，劳务派遣制度存废问题成为年初以来持续的焦点话题之一。
为什么引起热议？只因打工人苦劳务派遣久矣！
劳务派遣制度，这个本应是“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补充的制度安排，早已异化为用人单位规避责任、压榨劳动者的工具。每天清晨，数以千万计的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员工走进同一栋办公楼、同一个车间，坐在同样的工位上，完成同样的工作，却在薪酬待遇、社会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遭受着天壤之别的对待。
更令人诧异的是，这种不公平并非发生在监管盲区，而是在大量的“公家”单位，公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被制度化、常态化。在这里，劳动法被公然架空，规则被公然践踏，其危害性，其负面影响，远超一般单位。
为此，我们必须发出呐喊：废除劳务派遣制，请从体制内单位开始！
天下何处不派遣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且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令人触目惊心。
在某些地方，事业单位招聘竟然明文规定：凡是新进人员，必须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权力傲慢，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制要求所有新进人员成为劳务派遣工时，请问制定文件的老爷们，你们可曾想过，这已经完全突破了法律设定的“三性”原则？可曾想过，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比例限制？可曾想过，这已经从根本上践踏了“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
图源：网页截图，网址：https://www.jingan.gov.cn/govxxgk/JD1/2020-01-17/2bf6a414-e6ac-4bc4-9655-d6c0fb5fdf86.html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案例。
2024年4月，央视新闻、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一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作为公立三甲医院的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40余名护士被集体辞退。这些护士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为医院辛勤工作多年，却在2023年8月突然接到辞退通知。据媒体报道，这些护士每月工资最初只有1760元，半年后加上绩效约3000元。护士称，“不跟我们签合同，不给我们交保险，还无缘无故把我们辞退了，我们想要个说法。”当她们质问为何被辞退时，医院的回应冰冷：“所有劳务派遣人员的合同已到期，医院与劳务派遣公司的关系相应终止。”原来，这些护士是与一家物业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医院声称这是“正常解除劳务关系”。22名护士愤而提出仲裁申请。这些护士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冲在一线，事后却被无情抛弃，她们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对医院的贡献，在“劳务派遣”四个字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图源：中新网
不要以为只有护士会成为派遣工，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又如何？某市在三甲医院的一位临床医生吐槽道，其所在医院编外职工是派遣制，工作内容与编内职工毫无区别，但不能享受编内的公积金住房补贴，收入低，地位尴尬，而且不知道未来的副高职称如何解决。明知医院违规，但却迷茫无助。
图源：网络
这是某些公立医院的情况。派遣工在体制内单位的使用面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凤凰网2026年3月的一篇报道令人心酸，报道标题就是一位东部沿海某市大型国企劳务派遣工的原话：“我拿着四分之一的工资，干着同样的活。”报道中提到，一位名叫夏晓琦的劳务派遣工，与劳务派遣公司签了两年合同，当时公司表示到期后可以转正，但后来并未转正，劳务派遣公司也未对此做解释。这种“画饼”式的承诺，在劳务派遣领域屡见不鲜，劳动者被吊着希望，却永远等不到转正的那一天。
类似这位国企员工的情况，在大量的体制内单位存在着。
地铁用派遣工。阳江市十几个年轻人，花了2.8-4.5万元不等的“中介费”，终于当上了省会广州的高铁安检员。到岗后才发现，这是劳务派遣，月工资2500元，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6个小时。而事实上，同样这个岗位，还有人的工资是1750元，而且还包含社保中个人应缴部分。这类中介公司固然与骗子无异，招人的地铁公司难道不是帮凶吗？
中小学用派遣工。某些地区不仅大量用，而且公而告之。根据《2021 年石家庄市新华区教育局公开招聘派遣制中小学教师公告》，派遣制教师试用期3个月，在此期间，月薪为2836.86元，这一数额已全面包含了“五险”中单位及个人所需缴纳的全部费用。试用期后，第一年月薪3186.63 元，第二年3469.76元，第三年3752.64元，第四年4139.24元，第五年4446.66元，这些数字都包含了“五险”的单位及个人缴费部分，教师们实际领取到手的工资净额为3000元左右。
大学用派遣工。保安、保洁、食堂员工用派遣工你早就听说了，这里说的是大学教师。一位就职于深圳某科研院校的研究岗位的青年教师称，他签的两年劳务派遣合同。两年辛苦给老板写论文，做ppt和海报，但因为劳务派遣的身份，不能参与院内任何评优，成果发布的时候也会被要求，“帮助”学生先毕业，“帮助”博后先出站，后来实在受不了这种差异化对待，卷铺盖走人了。
电信运营商用派遣工。有人告某电信公司乱收费，结果居然是某电信公司不承认收话费的是其员工，法官当庭给收话费的人用微信语音通话，得知其原来是劳务派遣工。劳务派遣真是好，真是妙，帮助运营商们甩得一手好锅。
行政事业单位用派遣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量基层的街道社区一线工作人员签的是劳务派遣合同。某事业单位一派老派遣员工称，其连续工作十年，不求同工同酬，只求每年工资能涨个200 块左右，或者给个三五天年假。但是对不起，单位连这个要求也满足不了，常年维持当地最低工资。一位在在乡政府干了二十年的没有编制的职工，最后也成了劳务派遣，随时可以辞退。
公检法用派遣工。某考公大省的朋友说，本省的辅警都是劳务派遣。法院里，那些看上去神圣不可侵犯的法警，可能是派遣工；法庭上，负责记录庭审内容、制作庭审笔录的书记员可能是派遣工；检察院负责记录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书记员可能是派遣工。不少地方规定，法检书记员通过社会第三方购买服务。所谓第三方，就是劳务派遣。福建某市的一位劳务派遣法院书记员贴出了工资待遇，并称只有五险没有公积金，没有餐补。
图源：网络
火车站用派遣工。一位火车站职工吐槽，其在火车站就是劳务派遣工作人员，十几年了工资涨幅很少，过年也没有正式员工的双倍工资。
公交公司用派遣工。某地公交车司机反映，现在跟公司签的都是劳务派遣合同。
报社用派遣工。不少报社都有一大把的劳务派遣制记者，无法想象曾经的“无冕之王”竟沦落至此。
银行用派遣工。我们日常接触的看上去光鲜亮丽的银行柜员乃至大堂经理，却大概率不是银行员工。
造航母的船厂用派遣工。某著名老牌船厂，因生产航母名声大噪，员工反映大量工人签的是派遣合同。难道我们的国之重器也离不开派遣工？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单位为了规避劳务派遣条款，竟然玩起了“假外包、真派遣”的把戏。一位某省国网公司下属单位曾经的直签员工说，后来直签没了，改为劳务派遣合同，到现在单位连劳务派遣合同也不签了，直接改为劳务外包。该员工说，比起劳务外包，劳务派遣还算不错了，至少我在劳务派遣的时候，还有年终奖，还有节日生日福利，还有防寒防暑物资，还有工作服……如今转成劳务外包了，毛都没有。劳务派遣转劳务外包的时候，直接告诉你：要么拿补偿金走人（15.5年），愿意继续做，拿补偿金的百分之三十，工龄清零。要知道，从2009年入职到现在，不管是直签还是劳务派遣，还是现在的劳务外包，我一直都是干着同样的活，派遣公司和劳务外包公司都是同一个。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违规使用劳务派遣（包括假外包真派遣），这在体制内单位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央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乃至公检法部门的现象。这些劳务派遣工，不少在同一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更久。请问，这符合“临时性”的要求吗？某些派遣工从事的是核心业务工作，如教学、医疗、技术研发，这符合“辅助性”的要求吗？某些岗位从未有过正式员工休假需要替代的情况，这符合“替代性”的要求吗？
答案显而易见，但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为何要从体制内开始：重灾区与表率责任
国字头的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在普通百姓看来，是国家的具体而直接的代表者。当执法者自己成为违法者，当监管者自己成为被监管的对象，我们还能指望谁来维护公平正义？当某些单位以改革之名行规避责任之实，以灵活用工之名行压榨劳动者之实，作为打工人，我们要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废除劳务派遣，必须从体制内单位开始。
体制内单位一直是劳务派遣的重灾区。早在2011年，全国总工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递交“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6000多万，比此前人保部公布的2700万多出逾一倍，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员工是劳务派遣工。而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本应是代表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表率。
国有企业是最早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的领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时期，为了“减员增效”，大量正式员工被转为劳务派遣工或外包工。这种做法很快被事业单位效仿，并逐渐蔓延到政府机关的辅助岗位。2013年，新浪海南报道了一则引发广泛关注的新闻：四大行劳务派遣员工超15万，连副行长也有临时工。
据人民网2014年报道，四大行劳务派遣工曾一度缩至11.76万人，占比约7.5%。到2015年，据《证券日报》统计，四大国有银行合计的劳务派遣制员工已经降至2.87万人，占比约为2%，较四年前减少了14.5万人。
根据四大行近两年的年报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据，以2022-2023年公开数据为参考区间，严格意义上的“劳务派遣”人员大约在 2万-3万人左右，占四大行近160万总员工的比例微乎其微。
但是，真实情况又如何呢？真实情况是，为了规避10%的红线，四大行在过去几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劳务派遣转业务外包”操作。也就是说，为了数字上合规，采用了更为恶劣的、对劳动者更加不利的“劳务外包”模式！
四大行并没有在年报中详细披露业务外包的具体人数，从法律上讲，这些人不是银行的员工。但据业内资深人力机构估算，四大行的“外包人员”总规模至少在 30万 - 50万人以上，尤其在基层网点，外包人员与正式员工的占比在某些地区能达到 1:1 甚至更高。
自2014年国家出台最严“派遣令”后，纯粹法律意义上的“劳务派遣”人员规模已经被大幅压缩。目前业界和学界比较公认的数字是在2000万至3000万人之间。但是，这个数据存在几个问题，一是近些年没有像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那样的调查数据，这只是合规的估算数据；二是大量的劳务派遣公司并没有资质，处于灰色地带；三是为了规避10%的红线，企业普遍采取了“假外包、真派遣”的策略。真实数据是涨了，还是跌了，广大打工人心里是有数的。
废除劳务派遣，必须打击更为恶劣的“假外包、真派遣”。
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居于上位者的道德品行如同风，居于下位者的道德品行如同草，风吹草伏，上行下效。要想解决劳务派遣问题，体制内单位必须率先垂范。如果连本应代表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内单位，都在大肆使用劳务派遣工来规避责任、压榨劳动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私营企业做得更好？如果体制内单位都不能做到同工同酬、尊重劳动者权益，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去监管私营企业？
因此，废除劳务派遣制，必须从体制内单位开始。这不是对体制内单位的苛求，而是对他们的基本要求；这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只有体制内单位率先清理整顿劳务派遣用工，率先实现同工同酬，才能为全社会树立榜样，才能推动整个劳务派遣制度的改革。否则，这个问题将永远无解。
政治高度：消费低迷与劳动者的困境
从政治高度来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低迷。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当大量劳动者收入微薄、前景黯淡时，他们如何有能力消费？如何有信心消费？
劳务派遣制度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降低和消费能力的萎缩。同工不同酬，意味着同样的劳动付出，却只能获得远低于正式员工的报酬。据腾讯新闻2025年报道，名义上享有“同工同酬”权利，但派遣工实际薪资普遍低于正式工30%以上。以银行派遣柜员为例，相同岗位月薪差额可达2000元，且几乎无晋升通道。新浪财经2026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名叫张磊的劳务派遣工说：“我最大的诉求，是同工同酬。”他成为劳务派遣工6年了，在单位做着与同岗位正式工相同的工作，却至今感觉自己是“职场二等公民”——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却不敢辞职。
劳务派遣工往往没有年终奖、没有绩效奖金、没有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也常常被压缩到最低标准。这意味着，一个劳务派遣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同等条件下的正式员工家庭。当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时，何谈消费？何谈内需？
与此同时，劳务派遣工的职业前景极其黯淡。他们被锁定在“临时工”的身份中，无论工作多么出色，都很难获得晋升机会，很难转为正式员工。这种“临工化”的趋势，让他们对未来充满焦虑。今天的工作能否保住？明年的合同能否续签？年龄大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下，谁敢消费？谁愿消费？他们只能把有限的收入紧紧攥在手里，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如果数千万劳务派遣工依然处于低收入、高焦虑的状态，他们如何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如果体制内单位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扩大劳务派遣用工规模，继续压低劳动者收入，我们如何期待消费的复苏？
这是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明白的道理，还需要多说吗？
看得见的手：是时候发挥作用了
废除劳务派遣制，请从体制内单位开始！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要求。
废除劳务派遣制，在现在有条件下，就要求体制内单位克服本位主义，不应只算自己的“小账”，应算经济发展的“大账”，不要只看眼前的“节省”，要看长远的“损失”。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位主义有天然的正当性。要求各单位自行去克服，显然是不现实的。
此时，就需要中央层面的“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了。
看得见的手，理应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此时最得要的举措，非“涨工资、降工时”莫属。废除劳务派遣制，正是“涨工资、降工时”的重要抓手。“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 周世虹委员的呼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看得见的手，理应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发挥重要作用。打工人苦劳务派遣久矣，纠正劳务派遣制的恶，加强劳动保护，防止资本过度剥削、保护弱势劳动者权益，是中央层面的“看得见的手”的题中应有之义。
看得见的手，理应在维护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劳动力市场资强劳弱，劳动者面对体制尤其弱势，一些地方的劳动仲裁单位甚直气壮地把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规定凌驾于劳动法规之上。面对这个难题，固然需要劳动者去奋力争取，也需要中央层面的“看得见的手”出面解决。
从二三十年来的实践来看，劳务派遣制被玩坏了，连带劳务外包也被玩坏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常态，数字上的合规游戏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是假矫枉。不彻底废除劳务派遣制，任何形式的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
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尊重劳动者、保护劳动者，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让我们共同努力，废除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回报。
废除劳务派遣制，请从体制内单位开始！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正义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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