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现代观念的失败
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着前现代的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这就表明着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运转着，但是与现在的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模式完全是不相符的，极其容易在某些对抗中被冲击。
彩礼制度就是如此。作为儒家宗法观念最后的中流砥柱，彩礼制度亦不是古典社会的，更不是现代社会的，它披着前现代秩序的外衣，满足着封建观念的臆想，但内在却是资本主义的精血和市民社会的骨髓。现代中国的彩礼制度既不是古代把女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卖身契，也不是某种正规的商品交易，而是苟连着封建性的出卖某种权利的贸易。权利贸易是极度常见的——无论在古典社会亦或是现代社会。
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自由权连带着土地的使用权被地主所掠夺，只不过这种掠夺的方式极其野蛮，他不是通过地主给予，而是通过农民给予地主的剩余来衡量。资本家则通过固定的工资剥夺工人固定的劳动时间，剥夺了工人在这种时间段内为自己劳动的权利。
现代彩礼制度，就封建婚姻制度来说，它是进步又不进步的，它宣告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灭亡，但又宣告了它的新生——就像辛亥革命宣告了封建皇帝的末路，又通知了地主阶级抵达狂欢的天国。现代彩礼制度是封建秩序派们的遮羞布，他们通过这个早已不是腐烂幽灵的新布进行爱欲幻想，希冀旧日的氤氲。
因为现代彩礼制度，相对于封建婚姻制度，它变成了某种共有资产，是投资亦是权利商品的赎买，它的规则是资本主义式的，但由于封建主义的形式，这使得彩礼制度矛盾又别扭，就像一个百年僵尸，既无法归入幽冥，又无法融入人间。女性在其中从族权、父权、夫权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这某种程度上是封建制度的溃烂，但也是作为女性群体更彻底的异化——朝着商品拜物教的自我认同中极速奔走。
因此，目前的那个案件——自然，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无论是广西北海的还是山西大同的，他们其实都宣告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前现代观念的彻底失败。封建家族们所期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旧社会的颠倒错乱中早就已经被人民欢快地驳倒，他们死抓着“彩礼制度”——【这个穿着死人衣服的新生儿】——的稻草，高呼着前现代传宗接代的期盼，但是在原子化社会的接连轰击中不得不陷入缄默。
这时候，由于案件的判决和发生，女性的地位又一次地变化，——由私有财产变为市场上的商品，又变为“人”——某种意义上的人，女性从被消费的商品——即使消费的是她的部分权利，性关系权——变为了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甚至进行商品欺骗的“人”，这时候，女性从商品变为了交易者，她对自己的权利有了可控权，但同时她也被界定为了诈骗犯——但是“诈骗犯”的定义还是人，而不是商品或是私有财产。这在哲学上或许还是某种程度的进步。
案件的双方是可悲的，他们是彼此的受害者，更是彼此的加害者。他们都是奴隶——不外如是，各自的家族把他们放进囚笼里进行配种——一群血腥的观众高呼着让交配进行下去吧！——他们是囚笼里的野兽，在众目睽睽下裸露得一干二净。这次案件必然是彩礼制度的裂痕，这种裂痕在思想上更是前现代观念的轰鸣——破碎的轰鸣，也是哀叹——彩礼制度下，商品贸易的哀叹——男性们，不自觉的消费者——他们必然大大降低购买欲望，女性们——她们虽然为“人”了，但必然走向猜疑的牢笼。就如同案件的双方，男方从淫秽的囚笼走向现实的牢笼，女方从欲望的囚笼走向舆论的囚笼。
二.司法制度——公信力的再一次下降&派系矛盾的自证
如果说在哲学观念上，两次案件还有某种意义上的进步，对于司法制度来说，则是严重的倒退。案件变为了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必然引发争议，但是解决争议办法永远是畅所欲言，而不是把每个人的嘴中塞入白布。从“彭宇”案开始，到“货拉拉”事件、再到“王佳佳”事件、“胖猫”事件等等，民众对于司法制度的信任是逐级递减的，司法的公信力变得疲软。这种疲软恰恰是威权司法制度的利益自证。
目前所有的案件宣判，恰恰是利维坦式的逻辑自证——这个自证不是清白的自证，而是利益的自证。法律制度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而统治者的目的同样是维护社会秩序，二者目的是同样的，但由于统治者的认知错化，导致各种皆笑非啼的结果。
“不能违背妇女意愿”，这是共和国的底层逻辑之一，但是这个底层逻辑已经被异化为了——维护女性特权主义的利益，满足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一切需求。但这绝对是不自觉地维护，是整个体制下无意识地维护，说到底，这种维护反而是大男子主义的体现，而不是进步主义潮流的体现。而且，体制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权利，而非其他者的权益，看似维护其他者的权益，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稳定，对于女性特权主义的帮助是这样，对于其他阶级的帮助亦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整个体制他并非铁板一块——法国大革命中有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派、巴贝夫派；第一国际有马克思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美帝国主义有共和党与民主党；苏联有工人反对派、布哈林派、托季联盟，以及后来的第聂伯帮。每个政权他们因为客观的、难免的、主观的宗派主义和结社，必然分为好几个政治派系，我们的中央和地方就是统一的吗？并不是的，地方与地方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必然存在分歧，存在利益纠葛，那他们的政策就会不一样。
部分女性特权主义者进入了体制，那么体制的部分，就会代表她们的意志，而她们的意志不威胁到上层的利益，那么体制的核心利益阶层就会放任她们的所作所为，这是一方面的因素。
另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各个集团代表的利益不一样，在威权体制的各个集团里，有关心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关心扶贫安全的，有关心经济发展的，有关心生育率的，有关心养老保险的……他们的负责的工作不一样，任务就不尽相同，任务不同，利益则迥异，这两次案件发生，有人高呼：“政府这是自掘坟墓，难道不要生育率和人口增长了吗？”其实大错特错，体制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而非单纯的人口增长，而且只有负责这一块工作的官员们关心，其他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而这种案件就算导致了人口出生下降，不影响人口结构，官员们则不会重视相应的问题。
他们要维护的自身利益和社会秩序稳定，而非其他的种种，只不过在他们局限的认知下，维护女性权益，是社会治安稳定的象征和条件；而得罪男性，在他们的认知下，是理所应当的，并不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基础，这才是根因。体制根本没有偏袒双方的性别特权主义，而是根据社会秩序怎么稳定，怎么进行行动，只不过深受官僚主义熏陶的部分人，他们脱离群众太久了，没有与群众联系，自然会产生判断错误。
按照这个逻辑下来，法院之所以进行那样的判决，本质是维护进行一审的官员的利益，如果判处不当，不然，他们则都要被问责。秩序党人无所谓于男女哪个性别的权利需要保护，稳定才是他们的目的。自然，有些人会提出这些案件的判决是为了维护彩礼制度，但恰恰相反，这些案件的判决危害了彩礼制度。商品贸易有买家和卖家，这些案件的判决保护了卖家——女方一家的利益，降低了买家——也就是作为消费者的男性的利益，等同于降低部分男性的购买欲望。这其实有助于彩礼制度破裂的，至于效果多少，倒是不得而知。
三.进步主义的滥觞——女性特权主义的发展，男性特权主义的暗影
进步主义的潮流，在全世界生根发芽，他是人类自由觉醒的标志，是为了打倒前现代的所有产物——阶级、经济模式、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机器……而产生的自由主义、左翼文化、社会主义潮流，他们是资产阶级左派、小资产阶级、劳动者们一起参与、创作、发扬的思想体系，在那个封建的时代，它们确实打破了封建制度和父权制度的禁锢，一定程度地解放了妇女和弱势群体，进步主义是冲击宗教僧侣和封建王公的锁链，但锁链终究既束缚他人，又束缚自我。
资产阶级虽然追求女性解放，但是他们只是想女性投入到工作生产中，成为被剥削的劳动力的一员，并不想女性的劳动者加入到无产阶级的盟军当中去，于是，资产阶级刻意把运动歪曲了，部分的机会主义者一同配合着资产阶级的行动，里应外合——一大批不追求打倒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女性特权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她们追求的是在新兴的父权制度体系下如何成为新的父权制体系统治者或者如何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追求群体的解放。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是分不开的。
但是资产阶级同样被这股运动反噬，身份政治的混乱甚至让部分的保守的资产阶级和秩序派反感，在美国，这种性别矛盾就显得尤为明显，而在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性别叙事产生的矛盾已经爆发多次，最近日本甚至产生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多起凶杀案。可以说，剥削阶级刻意挑起的性别对立，产生了部分程度的失控。
而在我们中国，女性特权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挂钩，还与资本主义化的封建上层建筑挂钩，在江西，大批的彩礼制度形成的女性特权主义和四川、湖南等地的自由主义女性特权主义运动以及福建、广东等地的因为宗族而应激性的女性特权主义运动是不一样的，江西的女性特权主义不过是封建宗族的傀儡，她们的存在既可怜又可恨，她们不过是前现代僵尸的提线木偶，梦呓地阐述着自己的自由，但所谓的自由与叛逆不过是封建宗族所制造的幻梦。
而问题又恰恰在这儿。中国的彩礼制度，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这样的制度给了中国的女性特权主义者追求经济权利的自由权，尽管这种自由权是靠异化女性自身存在的。无论是靠诈骗还是说其他的什么方式，这样的制度无疑构成了中国女性特权主义者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逻辑，那么借由婚姻形成的诈骗，乃至诬告强奸，就会形成相应的规模——因为有利可图，尽管这种“有利可图”是把肉身进行出卖，或是不出卖肉身的诈骗（典型的案例，如2021年开始的王某、王某、李某的三人诈骗团伙）。不过，这正说明了我国的进步主义是附庸着旧世界的残渣的，秩序党人们在保护女性在彩礼制度的权益时，同时在重申着古典时代的存在权和“应”存在权。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对中国的进步主义思潮换一个替代词——伪进步主义，或者说——不那么“进步”的进步主义。
真正完全显著的进步主义必然对于男女性都是极其平等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就是英国，当然，仅仅是从司法上面来说。在英国，绝大部分（98%）的强奸诬告案都会在警察部门的审讯中被发现。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报告，在216起强奸诬告中，只有6起导致了逮捕，其中只有2起案件的嫌疑犯被指控，最后无人被判有罪。警察和司法部门在实践中对性同意原则的判定需要主观意见和客观证据结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强迫情形的指控根本不会逮捕被控告者。恰恰相反，在印度，很多家庭用诬告强奸的方式来迫使对方迎娶自己的女儿，这样既不用支付嫁妆，又能把女儿嫁给更高种姓或社会阶层的男人。在性观念更保守的地区，与伴侣发生关系的女性更有可能在被其他人发现后指控男方强奸。在青少年早恋得不到认可的地区，被发现早恋的情侣中，女方经常会诬告男方性侵，以避免遭到父母的责罚。这是十分有趣的情况，这说明更加完善的进步主义和更加完善的司法制度必然促进更加平等的情况，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方面来说，英国在某些方面来说，进步主义也造就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另一个极端的情况，则是在我国落后地区的农村，大规模的前现代状态在这些农村原始、野蛮地生长着，进步主义从未光顾过这儿，大量的封建残余和陈规旧俗还在这里，大量的人口贩卖也秘密地在部分的农村进行，这是一个跟城市截然相反的状态，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们把运动带入异端的时候，农村却迫切地朝着反方向前行。农村恰恰是非常需要进步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地方，因为它既是生产着女权运动的对立因素，也是女性特权主义者标榜自身存在的一个凭依。
中国女性特权主义的运动不过是资产阶级和部分封建残余借她们之手对底层男性进行的压迫，同时，也是对她们自己的压迫，她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存在加重了她们的窘境，她们的行为无法打破父权制，只是造就一个更为牢固，更加坚不可摧的父权制，只要她们利用彩礼制度充当自己的经济基础的时间持续着，她们自我剥削、自我压迫的时间就持续着，真正的解放并不是特权，而是平权，是消灭彩礼制度，实现自由婚姻。
同时，女性特权主义的行为铸就着她们的阴暗面——男性特权主义的形成，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形成的原本的男性特权主义作为基础，同时被女性特权主义者的作为所逼到男性特权主义的男性亦越多，总体上，男性特权主义者的数量必然上升，这种上升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报复性的，男性特权主义者一旦被逼迫为性别叙事下的法西斯主义者（自然，中国的矛盾还完全没有达到这一步），那么，女性的地位就会如同彼时在德国的犹太人，那么，所谓的潘多拉魔盒就真正被打开了，而这种趋势在日本似乎有些征兆了。
四.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破局？我们既不希望一部分底层男性受限于封建残余的思想，一部分底层男性被女性特权主义逼迫为新兴纳粹，一部分女性被资产阶级异化，一部分始终被剥削压榨。有以下策略可以参考，自然，这不是我们能够实行的，只是一种思路参考：
1.废除彩礼与嫁妆制度，实行自由婚姻制
2.在农村普及女性主义运动，对于封建宗族和封建残余进行必然性地重点打击
3.把“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反女性主义”运动的概念普及，把它们视为运动的异端，普及真正应该做的无产阶级平权运动
4.在法律上，强奸罪上男方也因被承认为受害者，而不是单以猥亵罪论处
5.在法律保障男性与女性同时的权益（在婚姻、就业、财产分割），而不是单方面的偏袒一个性别，尊重人民群众的舆论
【文/格潹，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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