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0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列宁格勒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气温已低至零下十五度左右。
下午两点，基洛夫大街56号的公寓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随后居民陆续前来，发现原来是有人从楼上坠落。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坠楼者已经倒在血泊中，身体多处骨折，当场死亡。
经过鉴定，他是从公寓楼的高层窗户自行跳下的。
自杀者的名字叫做叶夫谢伊·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是列宁格勒“党教育之家”的一名簿记员。
尽管并非高级干部，但这个职位在当时苏共的体系里享有住房分配、餐食津贴和远高于列宁格勒平均工资的薪水。
根据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在自杀事件之后的调查记录，扎列茨基1900年初出生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地区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成为联共（布）党员，并在当地基层党组织工作。
1931年是扎列茨基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申请离开明斯克前往莫斯科定居，明斯克党组织因此将他从党员登记册中除名。
然而，扎列茨基却在中途做出了一个改变其命运的决定——他没有前往莫斯科，而是直接前往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被视为革命摇篮的城市，当时正处于基洛夫同志领导下的政治活跃期。
抵达列宁格勒后，扎列茨基直接前往斯莫尔尼区党委会，这里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核心机构之一。
并且，他又采取了一个冒险的行动：在个人登记卡上直接将原定目的地“莫斯科”改为“列宁格勒”，且成功在斯莫尔尼区党委会重新登记入党，并被分配到党教育之家担任簿记员。
作为簿记员，扎列茨基负责管理党组织的财务记录，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一定的党内机密。
然而，这个职位也让他处于严密的组织监督之下。
在日常工作中，他刻意塑造自己是“老共青团员”的形象，但问题是他并非老共青团成员——这，也是他向党组织隐瞒的第二个重要事实。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事件震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由此成为苏共历史的分水岭，也彻底改变了扎列茨基的命运轨迹。
是夜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同志，被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党员枪杀。
这一事件震动苏联，也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发动力度空前的大清洗。
在基洛夫遇刺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后，斯大林第一时间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一、当晚亲自前往列宁格勒，直接领导调查工作；
二、12月2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
对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的案件，侦查期限不得超过十天；被告上诉不得停止判决执行；死刑判决后立即执行。
三、大规模逮捕开始，尼古拉耶夫及其同谋者迅速被处决，基洛夫同志的三名警卫也蹊跷得在“车祸”中丧生……
四、掀起全国性的“揭发反革命分子”运动。
时间进入1935年，在基洛夫遇刺后的政治高压下，联共（布）中央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党员证件核查运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纯洁党的队伍、清除“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异己分子和欺骗分子”。
而对于像扎列茨基这样有重大“历史污点”的党员来说，这场核查无异于一场噩梦。
党员证件核查的程序极为严格：
每个党员必须提交详细的个人简历，包括所有工作经历、社会关系和政治活动；
党组织对每个党员的历史进行全面审查，特别是对1917年革命前后的经历、与“反革命分子”的任何联系进行调查；
鼓励党员之间相互揭发，对隐瞒历史、欺骗组织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党籍、流放甚至处决。
不难意会，扎列茨基在1931年隐瞒真实目的地、伪造党员登记信息的行为，以及谎称自己是老共青团员的事实，在这场核查运动中随时有可能被揭露。
那么一旦被发现，他将面临被开除党籍、失去工作和分配住房的严重后果。
整个1935年，扎列茨基都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从莫斯科来的人一批又一批进驻列宁格勒，这些“钦差大臣”通常神情严肃，一言不发，即使说话也是只言片语，公事公办，不苟言笑。
从州委市委再到基层组织，几乎每一天都在翻箱倒柜、核查、计算、问话、谈话、写保证书、签字……周而复始，完全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自1930年取消“犹太部”之后，苏共内部对于列宁时期遗留下的大批犹太裔干部逐步显露出一定的“政治不友好”倾向——列宁时期最后一届中央政治局（1923年4月选举产生）中，七人中有三人为犹太裔（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中犹太裔干部也多达十二人，占比2/3。
根据不少档案展示，斯大林本人对这一现象倍感不安。
就在1934年底的基洛夫案爆发不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相继被逮捕，早已引发党内民族情绪汹涌。
而到了1935年11月26日这天，扎列茨基所在的“党教育之家”突然被搜查，所有文件、账目被收走，这加剧了本就对“自身污点”心惊胆战了一整年、又因为犹太裔出身而日渐危感的扎列茨基对时局的恐惧。
每一分，每一秒，他几乎都在盘算，是不是下一个就是自己……
四天后的12月20日上午十点，扎列茨基像往常一样前往党教育之家上班，但他的情绪异常低落，与同事几乎没有交流。
中午时分，扎列茨基提前离开工作岗位，返回位于基洛夫大街56号的公寓。
这座公寓楼是当时列宁格勒的高档住宅之一，主要居住着党和政府的中低级官员。
回到家中后，他独自待在房间里，写下了给斯莫尔尼区党委会书记卡西莫夫同志的遗书——这封遗书后来也成为格别乌调查的重要证据：
致斯莫尔尼区党委会书记卡西莫夫同志：
我写下这封信，是为了向您坦白我向党组织隐瞒的罪行。在1931年，我从明斯克来到列宁格勒时，在个人登记卡上把原定目的地"莫斯科"改成了"列宁格勒"，从而在斯莫尔尼区党委会重新登记入党。我还谎称自己是老共青团员，尽管我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没有在党员证件核查中提及这些事实，因为我害怕被开除出党和剥夺住房。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亡。
我犯了错误，但我一直过着诚实、无可指责的生活，就像一个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应该做的那样。
当然，以自杀结束生命是很可笑的。在我们的国家，自杀是罕见的现象。我与党没有任何政治分歧，您和我对我的死亡都有责任。
叶夫谢伊·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
1935年12月20日
墨毕，纵身一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扎列茨基自杀事件立即引起了列宁格勒格别乌的高度重视，格别乌迅速成立了由第十二部门（特别政治部门）行动专员领导的调查小组，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至当月月底，格别乌向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政治处处长莫尔恰诺夫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正式认定扎列茨基的死亡为“畏罪自杀”。
事实上，当时在档案中有过更改记录的党员并不在少数，尽管时值苏共“第四次清党”末尾与大清洗前夜因而许多人被审查，但就中低层党员而论，只要核实没有发表过反对斯大林主义与苏共中央领导的言论，通常并不会给予严酷待遇。
采用如此方式逃避组织核查，扎列茨基的人生结局实在是悲剧。
这一出跳楼案的广泛传播，给苏共党内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许多原本较为温和的审查干部开始极端化作业，同时许多原本愿意以正确态度正面对待组织调查的基层党员愈发流露出对抗情绪……
恶性循环，覆水难收。
恩格斯曾经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尖锐地指出：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因为缺乏集中和权威。
这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没有一个以严格纪律为纽带的集中统一的组织，无产阶级即便夺取了政权也注定难以巩固。
从这个角度论，以死避审，其本质属实为一种政治投机。
在组织并未对受审者加以非正当待遇之际，特别是仅仅停留在问询阶段之时，便迫不及待的单方面、暴力性地以死终止组织审查程序，这无异于向组织宣告：“我要用我的死亡来剥夺你们的审查权”——这其实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终极表现，与列宁曾强调的“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背道而驰，从根本上动摇了党“集中统一”的组织原则。
更不用说，一个干部的死亡有可能直接导致案件调查可能陷入僵局（尤其在案件侦查前期阶段），使得一些重大违纪违法事实永远无法查清，一些涉案的同伙则可能因此得以逃脱惩罚——那么，这种妄图“死无对证”的企图，毫无疑问是对党实事求是原则的恶意攻击，是对组织查明真相、清除腐败分子事业的严重破坏。
究其内核，仍是将个人利益（或其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党的整体利益之上，不惜以毁灭证据链为代价来阻碍组织工作的正常进行，乃至以“背锅”姿态“捍卫”其余同伙的既得利益。
党的纪律之所以具有威慑力，便在于其奖惩分明、执行到底的严肃性。而以死逃避审查，就在现实层面制造了一种“一死百了”的假象，企图以此逃脱党纪国法的最终裁决和惩处。
如是行为在党内和社会上必然会产生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它向其他有问题的干部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与其接受审查、面对惩罚，不如一死了之。
这自然会助长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削弱纪律的威慑力和教育功能。
马克思在批判《珀歇论自杀》一文时，曾将自杀归因于“社会弊病：
自杀，不过是逃避纠纷的最后一招。
对于一个革命者，一名党员干部而言，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党、属于阶级、属于人民。他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的生命是党的事业的践行落足点——所以，不论生还是死，都必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特别是政治诉求的宣誓性。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演讲 《为人民服务》（纪念战士张思德）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昨天是列宁一百五十六周年诞辰，回想导师晚年身患重病，无法继续为党工作时，曾流露出效法拉法格夫妇自杀以不拖累组织的念头——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显然是“不能为党服务毋宁死”的集体主义考量，是为了党的利益。
反之，涉罪官员以死逃责，则是“不能保全自己毋宁死”的个人主义算计，甚至带有“死我一个，保全一堆”的政治投机钻营。
二者在动机和伦理性质上，彼死与此亡，有着云泥之别。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