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惯常的说法，中国还很穷，经济还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为时太早，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等经济发展了，再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确指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形态更替原理，但是马克思也同时指出这种决定不是机械的决定，而是辩证的决定，也即在整个宏观历史进程中这个原理的成立是绝对的，但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它的成立又是相对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绝不是亦步亦趋、机械死板的，而是辩证的、灵活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虽然生产力是主导，但是生产关系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对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正剧的主角。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是由“人”创造和组成的；固然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生产力，组成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认为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人”毫无自觉性或主观能动性，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样的话，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就会毫无把握的力量，所谓人类的发展史就变成了不能被人理解的神秘主义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人类历史才是一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流动画面，而不是掀不起任何波澜的一潭死水。关于“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能动作用的事例比比皆是，这里就来举一个例子。19世纪中期，日本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国家实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在日本发动的“黑船事件”深深刺激了日本的神经，并且当时日本的一些爱国志士目睹了顽固保守的清政府沦为了西方列强案板上的鱼肉，为了使日本免于和清政府同样的命运，日本的维新志士在日本国内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我革命。终于，倒幕派经过艰险的斗争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全国上下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文明开化”的维新运动。运动的结果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得以确立，日本避免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成为唯一一个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能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亚洲强国。试想一下，起初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但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恐怕也未必及得上当时的大清国，如果按照那些“唯生产力决定论者”的看法，日本是否应该先补封建商品经济这一课，等生产发展了，再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呢？如果这样的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不会发生了，其命运必然是和当时大部分东方国家的命运相似，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正是日本人的不拘泥于历史陈规，不服天命，敢于革新的精神，才使得日本跳出了其他东方国家的命运定律，走出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成为了殖民时代东方世界的一枝奇秀。
如今中国的情况固然与当年的日本不尽相同，但是当年日本志士应对危机的行事方式对我们却不无借鉴之处。如果中国拘泥于“唯生产力决定论”的教条、错误的套子，否认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精神，被动消极地应对历史的发展，相信所谓的“西方神话”，依靠资本，背弃人民，忘记“初心”，不相信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群众的热情泼冷水，违反人民的意愿补所谓“资本主义功课”，走资本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前途绝不会是乐观的，取得的一些发展成果也很可能会毁于不可预知的灾难。
其实，对于当年的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国内也有一种所谓“补资本主义功课”的论调，针对这种论调，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列宁对死板、机械、迂腐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苏汉诺夫们的严厉反击，放任“资本主义补课论”在革命阵营内部流毒，苏俄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要平添许多曲折，甚至胎死腹中也未可知。
历史早已证明，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教条，相反，不顾东方，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死板、机械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拿所谓的“资本主义补课论”作为依据，背弃人民，走上发展资本的邪路而不自知，反而自我标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才是教条，这才是背叛，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正如毛主席所言，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那些逆历史规律而动的势力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文/雨凡，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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