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统治集团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维持反美立场，但另一方面却在不断扩大市场化与对外依赖。当前反帝斗争必须置于首要位置，但这一斗争只有在群众广泛动员、无产阶级保持政治独立并持续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前提下，才能防止被统治集团所利用或扭曲。
文 | 巴亦巴
古巴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与左翼运动中始终具有特殊地位。一方面，它曾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姿态成为拉丁美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反抗的象征；另一方面，其政治路线、社会结构与发展方向，又不断引发关于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复辟的争论。因此，从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出发，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古巴的历史与现实作出系统而清醒的判断。因此，从马列毛主义立场出发，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支持”或“反对”的道德判断上。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保卫古巴”或“反对古修”，而在于科学分析古巴革命的阶级性质、国家政权的阶级归属，以及不同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确立我们的立场。
一、1959年古巴革命的性质
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旧政权，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需要明确的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195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和劳尔在丛林藏身处。
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七·二六运动”，这一组织并非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以卡斯特罗集团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激进力量联盟。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虽有参与，但实际上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领导。
当时古巴原有的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甚至一度对武装斗争持保留态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革命的胜利并非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而是多阶级联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翻旧政权的结果。革命纲领在初期也主要集中于民族独立、反独裁与社会改革，而非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这场革命的性质，应界定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推翻旧政权并不等于建立了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关键问题在于新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二、“社会主义转向”的被动性与依附性
进一步考察革命胜利初期的对外政策，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政权的阶级属性。革命胜利初期，古巴新政权并没有立即将美国视为必须彻底斗争的对象，而是首先尝试与其建立某种合作关系。1959年卡斯特罗访问美国，与政界和商界接触，试图争取承认与支持；在国内政策上，也并未立刻进行全面国有化，而是采取较为温和的改革措施。这种做法表明，当时的领导集团仍然希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争取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而不是立即走向与之彻底对立的道路。
卡斯特罗1959年访美与尼克松会谈
然而，随着土地改革触动美国资本利益，美国迅速采取敌对政策，包括经济封锁、贸易限制以及政治施压。古巴在这种压力下逐渐失去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最终转而依附于苏联。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滑稽的一幕：卡斯特罗在美国对美国人说“我们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而面对苏联代表团，他又说“其实，我早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卡斯特罗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送行
从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古巴所谓的“社会主义”转向并不是源于其长期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在现实压力下作出的战略选择。换言之，古巴并不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而反对美国，而是在与美国关系破裂之后，才转向投靠苏联并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历史顺序具有决定性意义。它表明，古巴的“社会主义化”并不是革命内在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国际格局中被动形成的路径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共产党并非在革命中形成，而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才逐步建立。
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像古巴这种缺乏稳定阶级基础的政权，往往在不同力量之间摆动，其立场取决于力量对比，而非固定原则。
三、古巴共产党的成立过程
古巴共产党的建党过程具有明显的非列宁主义特征，这进一步说明了问题。1960年代初，古巴通过整合“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等组织，先后建立“革命统一组织”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直到1965年才正式成立古巴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是国家权力在先，政党构建在后；是路线先被确立，组织随后加以适应。这样的建党路径，与列宁主义政党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形成的过程有根本区别。也就是说，卡斯特罗集团在投靠苏联决心走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才决定建立一个共产党。卡斯特罗的逻辑是：既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共产党。
由此形成的“古巴共产党”，并不具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更接近国家机器的政治延伸。它缺乏独立的阶级基础与群众监督机制，很容易与官僚体系相融合。这一特征，也为后来修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四、古巴统治阶级的演变
在从美国的半殖民地沦为苏联的半殖民地后，古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但这种体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要明白，国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剥削阶级也可以建立国有制，但这种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剥削阶级作为一整个阶级对企业的占有，而非全体劳动者公有。判断一个国家的国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键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由谁实际控制？是否受群众监督？
而古巴在经济上虽然实行国有化，但资源配置实际上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政治上群众缺乏实质性的参与与监督。这种社会制度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1978年，时任古巴总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时任副总统的弟弟劳尔
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古巴进入所谓“特殊时期”，古巴政府迅速调整政策，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和私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集团逐渐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并在对外合作中表现出明显的买办化倾向。劳动力重新商品化，社会分化加剧，这些都表明古巴已经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因此，在笔者看来，古巴独立初期，尚且还算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也有同志认为卡斯特罗集团一开始就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今天的古巴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半殖民地国家，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五、主要矛盾的复杂性与两面性
对古巴统治阶级和社会性质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外部因素。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的封锁和打压，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性质。这种封锁不仅限制了古巴的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压迫，仍然是一个基本立场。
1960年，一辆汽车的保险杠上写着：“古巴可以，美国佬不行。我们会赢。”
我们不能将反帝立场与对现政权的支持简单等同起来。如果把古巴政府等同于社会主义，就会忽视其内部的阶级压迫与修正主义路线；而如果因批评其体制而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则又会否定其反帝历史与现实处境。这两种立场本质上都是片面的。
当前的古巴统治集团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维持反美立场，但另一方面却在不断扩大市场化与对外依赖。根据阶级分析的一般规律，这种中间路线在阶级斗争中不可持续，要么走向彻底对抗，要么走向妥协投降。由于其阶级本性，在外部压力加大时，古巴统治阶级存在通过让步维持自身利益的现实可能。
六、马列毛主义者对古巴问题的立场
从马列毛主义出发，我们首先应当坚持一个更为严格的区分：古巴人民与古巴统治阶级并不是同一主体。前者是帝国主义压迫与国内剥削的承受者，后者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统治集团。真正需要保卫的是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权利，而需要反对的则是统治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阶级统治。
古巴的历史经验向我们再次说明，没有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革命难以完成其历史任务；没有群众监督，国家机器必然走向官僚化；没有继续革命，资本主义关系会以新的形式恢复。古巴今天的局面，并不是革命过程中偶然地一次偏离，而是在其革命起点和发展路径中逐步形成的必然结果。
“保卫古巴还是反对古修”这一问题，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立场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把握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策略的问题。
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当帝国主义压迫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应当突出反帝斗争，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外来压迫；而当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方面时，则必须把斗争锋芒指向修正主义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关系。
那么，古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目前，在美帝国主义头子唐纳德·特朗普对古巴的封锁显著升级的条件下，古巴全国面临着食品、能源、医疗方面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威胁古巴国内所有阶级的，在一段时间内决定社会的基本运行条件，这一矛盾是全局性和决定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古巴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帝国主义与古巴民族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马列毛主义所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在“支持”或“反对”之间作出抽象选择，而是必须采取一种有原则的、阶级立场鲜明的辩证策略。
在主要的方面，我们应当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与压迫，支持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正当权利。这种支持，根本上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而不是对任何统治集团的无条件背书。对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加紧封锁的行径，必须明确地加以揭露和反对。
另一方面，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危机的承担者是人民，而危机的应对方式则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如果不触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和官僚化统治，那么反帝斗争就有可能被引向维护既有统治秩序，而不是走向群众的真正解放。因此，在反帝的同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政治独立性，坚持对统治集团的批判与监督，反对借“民族危机”之名压制群众、转嫁危机的做法。
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来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寄希望于蒋介石集团“自觉抗日”，而是通过一整套力量对比与政治策略，在联合中斗争，在斗争中促使其抗日。这一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方面。
第一，以群众动员构成根本压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早已证明，不是蒋介石统治集团“良心发现”去抗日，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的广泛动员与抗战实践，构成了不可逆转的社会压力，迫使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抗日。对应到目前的古巴来说，只有当人民群众在反帝问题上形成实际行动能力（政治表达、组织化程度、社会动员），统治集团才可能被迫采取更坚决的对外立场。否则统治集团更可能在封锁压力下妥协，或把危机内部化、转嫁给群众。
第二，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策略不是简单对立，而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同蒋介石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对国民党反动性的清醒认识与斗争。也就是说，反帝并不等于放弃阶级斗争。这对当前的古巴来说，就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封锁问题上，可以形成广泛共同立场，但不能因此放弃对古巴修正主义集团的警惕与斗争。否则就会使得反帝斗争这一权利被统治集团垄断，而群众只能沦为被动承受者，任由统治阶级调遣。
第三，保持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抗战时期一个决定性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把自己融入国民党体系，而是坚持独立的组织、路线与武装力量。因为，谁掌握独立的政治力量，谁就能决定斗争的方向。古巴统治阶级的本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无法坚定地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古巴1959年的革命本身也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独立的群众力量，那么“反帝”很容易被转化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
总的来说，在古巴问题上，我们不能把“促使统治集团反帝”理解为道德劝说问题，而必须理解为一个通过群众动员与阶级斗争改变力量对比，从而在客观上迫使其采取反帝立场的问题。
在当前主要矛盾指向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反帝斗争必须被置于首要位置；但这一斗争只有在群众广泛动员、无产阶级保持政治独立并持续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前提下，才能防止被统治集团所利用或扭曲。历史经验表明，真正能够迫使统治集团采取反帝立场的，不是劝说，而是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归根结底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觉醒、组织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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