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真的很抓马……
2026年了，有些人活的真的连1926年的人都不如。
看来，去革命化四十年的历史性遗毒真不是吹的，一个社会其思想思潮的潜移泛化真的是可以实现逆折与颠覆的。
不过三四十载而已，竟已倒退一百年不止。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那句话还真是应景呐：
一切已死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女拳已写的够多了，这几年得有小几万字了；今儿来批一个和女拳实属一体两面的东西：封建男拳。
1
从历史角度看，特别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无可辩驳的历史逻辑所揭示的脉络现实透视，女性在原始共产主义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其实是享有崇高地位的。
在那个生产资料公有的时代，血缘关系只能按照母系来确定，女性由于在采集和原始农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在氏族内部享有高耸的种族地位。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和农业的进步，财富（如牲畜、金属、奴隶）开始积累，并逐渐集中到男性手中，私有制开始萌芽。
私有制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取得了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使丈夫产生一种动机：要利用这个已经加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
为了实现这一点，则必须废除母权制，实行父系血统和父系继承权。
这一转变的完成，便是“母权制的被推翻”，恩格斯称之为：
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贞洁观”作为确保父系继承权的核心工具应运而生，充分融入「农业生产社会」。
在农业劳作的特定生产经营方式下，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成为可以被掌握先进生产力（也就是体力与力量）的男性私人占有和继承的财产时，确定无疑的“亲生父子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
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能够传给确凿无疑的亲生子女，男性就必须对女性的性行为进行绝对的控制。
因此，对女性的“贞洁”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单向的、服务于男性财产继承权的强制性规训。
它将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其生育能力与性能力、生育意向与性意向、生育意愿与性意愿，统统视为丈夫的「专属财产」。
女性唯一的功能，就是为这个家庭生产合法的继承人以及为这个家庭的主人（即丈夫）提供一系列服务。
要不要怀孕生孩子，要不要与丈夫发生性行为，这些女性均是没有话语权的，她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器官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支配权。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随着父权制和个体家庭的出现，妇女被奴役，变成淫欲的工具，单纯的生孩子的奴隶。
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同样揭示：
大多数男子都把妇女仅仅看作供他们使用和消遣的工具，将她们视为“具有平等权利的人”有悖于他们的偏见。妇女应当谦恭顺从，她们应该把自己关在家中，其他事情都交给“万物之灵长”的男子去办。
妇女们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和倾向，要听命于她们的现世命运之抻——父亲或丈夫的安排。她们越服从这种要求，越能得到“理智、贞淑、有德行”的称赞，哪管身体和道德痛苦重负的强制后果是否使她们走向毁灭。将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排除在外而谈论“人人平等”是十分荒唐的。
由此，对“贞洁”的极端强调，本质上是旧社会男权阶层为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对女性身体施加的一道封建主义的枷锁。
如是枷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核心要义就是要求女性对单一单元内的男性（首先是父亲，后为丈夫，夫死则为子）保持绝对的性忠诚与伦理服从。
直到21世纪的近年，类似于“扒灰”、“烧火”等封建礼教陋习居然仍旧存在于中华大地，堪称“生生不息”……
这种植根于父子伦理之间的陋习，本质上还是封建纲常对女性的物化以及以家族为伦理单元的性占有。
女性的身体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去人格化”的“处理”，进而沦为家族内部或是“向上孝敬”或是“同辈继承”的「物件」。
追溯史册，这一观念是在宋明理学兴起后日益严苛的，后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了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道德教条。
比如“贞洁牌坊”这个典型陋物，它不仅是对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女性的一种“表彰”，更是对全体女性的隐性规训与公开警告。
每一座牌坊的树立，都意味着一座精神枷锁的加固，一套女性行为规范的强化。
作为公共空间的显性存在，贞节牌坊可谓时刻提醒着所有女性：只有顺从封建道德规训，才能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可：反之，任何“逾越行为”都将招致严厉的舆论惩罚与道德谴责。
那些冰冷的石头建筑，正是将活生生的女性彻底物化为一块道德碑石的象征——它奖励的是女性以压抑人性、牺牲幸福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所“保守”的、服务于夫家财产和名誉的“贞洁”。
若从制度层面看，封建国家更是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了贞洁表彰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以来，贞洁表彰制度便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
清代继续沿用并强化这一制度，形成了完整的申报、审核、旌表程序。
据统计，仅清代被旌表的节妇烈女就达数十万人之多，而实际守节女性数量更是惊人。
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自然而然得将贞洁观念制度化、法律化，形成了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到今时今日仍难言消散。
举个例子，我之前一直说的，我对建立在南京市内的那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某些布景非常不满意——比如，外景那个被鬼子奸污而自杀并自白“除了死，还能如何！”的雕塑。
我或许可以理解当年场景里的受难情绪，但在今天绝不该作为宣传。
被鬼子欺侮、凌辱，应该做什么？是集体自杀吗？
不，应该擦干眼泪，加入共产党！加入八路军！拿起刀枪，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去杀光日本鬼子！而绝不可是失败主义情绪弥散的自我放弃。
一出出，一件件，一例例，均在有意无意诉说着至今仍阴魂不散的封建糟粕遗毒。
2
就经济基础角度而论，贞洁观无疑与封建土地制度、宗族制度紧密相连。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封建地主阶级和贵族作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必须将其阶级利益普遍化。
贞洁观，这个服务于其财产继承和家庭稳定的工具，就这样被精心包装成一种超越阶级的、具有普世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律令。
传统农业社会（前工业化时代的旧社会）中，宗族制度以男性血缘为纽带，强调男性继承权与财产权，女性只是家族财产传递的中介而非主体。
这种经济考量往往以道德名义被合法化与神圣化，对女性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精神奴役。
从幼年起的"女德"教育、三从四德的训诫，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测试，再到所谓“家族荣誉”的莫名捆绑，旧社会的女性被逐步塑造为自觉接受男性支配的“贤妻良母”——守节女性被树立为道德典范，“失节”女性则被妖魔化为不道德存在。
通过这套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网络，贞洁观完成了从一个服务于少数统治者私利的工具，向一个禁锢全体女性（包括被统治阶级的女性）的精神枷锁的转变。
最可悲的是，无数女性在日复一日的灌输下，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套压迫逻辑，将其视为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并自觉地用它来审判自己和其他女性……
这使得封建父权制的统治成本大大降低，其压迫也变得更加稳固和难以撼动。
道德二元对立最直观的“效果”，就是瞬间使女性内化了男权价值标准，逐步成为自我压迫的主体，始终无法挣脱出封建牢笼，无法参与进社会化的大生产、大解放、大自由。
直到，历史迎来了革命浪潮，迎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
1918年，《新青年》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系统批判了北洋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中关于表彰节烈妇女的规定，其浓墨点明：
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
鲁迅随后发表《我之节烈观》，更是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封建贞洁观的吃人本质，痛斥“节烈救国说”的无比荒谬，指出表彰节烈是“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的愚行。
鲁迅首先为“节烈”下了精准的定义，揭示其反人性本质：
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然后，又给出了直击核心的三个讽刺性追问：
鲁迅的第一个疑问：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什么都归咎于女子不节烈。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鲁迅的第二个疑问：节烈难么？答道，很难——
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
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鲁迅的第三个疑问：节烈苦么？答道，很苦——
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行，慷慨就死，或辗转就饿，毫不相干。
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鲁迅的第四个疑问：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
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
通过追溯节烈观的历史根源，鲁迅以极辛辣的笔触揭示了“吃人”本质的由来：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
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毋庸讳言，五四运动的大胆批判，一举打破了千百年来围绕贞洁问题的话语禁忌，开启了现代中国性别观念变革的序幕。
不过，五四时期的批判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这一批判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和劳动群众。
其次，批判往往停留在道德层面，未能触及封建贞洁观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
再次，部分批判仍带有男性中心的视角，将女性视为被动的拯救对象而非解放主体。
最后，缺乏组织化的实践力量，难以将思想启蒙转化为社会变革。
那么，能够真正解放被封建男权压迫、剥削、占有、奴役的“被贞洁”的女性的，是谁？
答案已然呼之欲出：当然是毛泽东，当然是拥有超越时代的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
恰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挥毫墨就的那一句：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3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启了时年26岁的他对封建礼教的持续批判。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并主编的刊物，虽然存续时间很短，仅出版四期便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但其影响深远。
在这份刊物的创刊号上，毛泽东专门提及女性问题：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
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
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
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根据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彼时意气风发、满腔风雷的毛泽东还曾控诉：
一个女学校办事人，不让学生外出，使学生独深闭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像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
同年11月，长沙女子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中割喉自尽，毛泽东在十二天内连续发表九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与婚姻制度：
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
赵五贞之死，不是个人悲剧，而是万恶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社会可以使赵女士死，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
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发布，首次以党的名义明确提出：
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
这一主张虽然简短，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将性别平等纳入政治议程。
更重要的是，这一主张隐含着对封建法律制度的根本否定——在封建法律体系中，女性不可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而封建贞洁观正是这一不平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次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议明确指出：
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
这一论断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有机结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框架。
决议还提出：
要打破旧社会礼教习俗束缚。
次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进一步深化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决议案提出：
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
这直接挑战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核心——以贞洁为标准的女性道德规范。
离婚自由，这意味着寡妇再嫁的权利被确立，从而对所谓“从一而终”的贞洁教条做出了公开的正面否定。
这个过程中，我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警予同志功不可没，她指出：
农村妇女受封建礼教压迫最深，贞洁观念对她们的束缚也最严酷。寡妇改嫁在农村被视为大逆不道，童养媳、望郎媳等陋习盛行，女性从出生起就被限定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毫无自主权利。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动农民运动，在反封建斗争中同时进行妇女解放。
包括蔡和森1924在《社会进化史》中分析家庭制度演变所指出的：
封建父权家庭与贞洁观是私有制的产物，“守节”是对女性的性垄断与精神奴役，应建立以“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新家庭取代封建家庭。
三年后的1927年，前文提及的、日后被证明载入史册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34岁的毛泽东正式发表。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也是毛泽东对封建制度压迫妇女问题的系统论述。
在此篇著作中，毛泽东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四条绳索”理论，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民妇女）身上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压迫体系的基本结构，也为批判封建贞洁观提供了理论框架：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毛泽东这一宛若划破长空的论述，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四种权力中，政权是政治层面的压迫，族权是血缘宗族层面的压迫，神权是精神信仰层面的压迫，而夫权则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压迫。
对于旧社会女性而言，这四种权力同时作用构成了多层次的剥削网络，贞洁观念正是在这一网络中发挥作用的——政权通过法律确立贞洁表彰制度，族权通过宗族规范要求女性守节，神权通过宗教迷信宣扬贞洁是女性美德，夫权则直接控制女性的身体和婚姻。
在夫权制度下，女性的贞洁被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女性自身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婚前要保持童贞，婚后要对丈夫绝对忠诚，丈夫死后则要为夫守节、终身不嫁……
从一而终的贞洁要求，本质上是将女性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否定女性的人格独立和身体自主。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领导发起下，新风渐起——湖南衡山、湘乡等地农民协会带领妇女“拆土地庙、烧菩萨、毁寡妇贞节牌坊”，将象征女性屈辱的贞洁牌坊砸毁，农民协会还明确规定：
妇女有参政权，可以参加乡民会议。
这直接打破“女子不能进祠堂”的旧“族规”。
同时农民协会还废除包办婚姻，支持寡妇再嫁，批判“守节”是“封建余毒”。湘乡、湘潭等地出现“结婚不坐花轿、新娘步行到新郎家”的新风尚，妇女“剪发放足”成为革命象征。
衡山白果女子们更是“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这引得毛泽东高度赞扬：
孙中山革命四十年没有做到的事，你们几个月就做到了！
4
还记得前文有述的，那个我关于南京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例子吗？
我为什么对那个场馆布景、宣传如此愤怒？
因为，它不仅仅辱没了女性的社会价值，更有意无意的淡化并曲解了我党在国族关键历史进程中的先进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空前平衡。
也就是那一句震动天地的：
妇女能顶半边天。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有过一个论断：
孔子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在于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
那么到了工业化时代，旧的社会生产方式、旧的家庭伦理逻辑、旧的两性价值判断，必然是要遭到割弃的。
1965年5月，毛主席亲自评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恩格斯亦有一个经典的评断：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在共产党的领导区，不论是江西苏区还是陕北延安，女性可以参加工业、农业的劳动，可以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
中国妇女历史上第一次挣脱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前面分析过的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后，大批的“妇女扫盲班”拔地而起，同时伴随着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间被雷霆取缔。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在民国时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劳动地位、家庭地位、社会地位。
毛主席有这样一句话：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这句话深刻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妇女观，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恰如年轻的他曾高喊：
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明确指出：
我们的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列宁这句话为我们理解革命伦理提供了一把钥匙：无产阶级革命要颠覆的，不仅是旧的生产关系和国家机器，更包括一整套为剥削制度服务的旧道德、旧观念、旧文化。
恰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阐述的“道德的阶级性”：
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
从这个角度看，对封建贞洁观的斗争，就绝非一个次要的、边缘的“妇女问题”，而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关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生产关系的和谐水准，以及生产道德的先进与否。
站在2026年的今天，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远未结束。
尽管以“贞节牌坊”为代表的赤裸裸的封建贞洁观看似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它的幽灵并未散去。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依旧残存的封建专制文化隐隐游荡之下，它以更加隐蔽和多样化的形式顽固地存在着——网络上对女性穿着、言行、婚恋选择而进行的的“荡妇羞辱”，现实中动辄堂而皇之脱口而出的“处女情结”，以及将女性价值与婚姻家庭深度捆绑的种种论调，无一不是贞洁观的变种和回响。
它们的核心逻辑依然是将女性物化，用一套外在于女性主体的、服务于男性利益的标准来规训和审判女性。
但吊诡的是，以我个人的观察，热衷如此「旧文化」的诸多网民，现实中并非所谓“统治阶级”，却依旧沉迷于“性别大战”这等分化群众的“驭民术”中，乐此不疲无法自拔。
甚至，不惜捡起贞洁观这等封建糟粕作为论战武器……
喜好乃至沉醉于做「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这是互联网上永远充斥着黄谣、以及所谓“得不到就毁掉”价值观的根本缘由。
对封建权力的渴望、倾心、仰慕，与“性羞辱”总能殊途同归。
因为自古以来，“性”就是为封建权力所支配的重要资源，以至于在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孔儒秩序之中，每一级、每一层、每一户的“单元内统治者”都会有自己对于“性”的占有欲。
衍生出的，便是如今法治社会下因群体性的“性压抑”，而催生的层出不穷的黄谣生产线、“处女情结”、“得不到就毁掉”、“既然得不到，不如污名化之”……
内理而究，这实在是灵魂深处割除不尽的封建向往，堪称集体狂热。
1958年9月，毛主席的发声如今闻之依然振聋发聩：
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
封建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土地所有制或君主专制制度，更是一套深植于社会肌理的人际依附关系、等级观念与剥削逻辑。
在当代，特别是在拥有漫长保守化思潮与儒家纲常“禁欲主义”传统的东亚社会，封建主义的幽灵从未消散，反而在资本逻辑与旧有意识形态的共谋下，获得了新的伪装与载体。
就像如果回到这次事件的初始起点——那则公交车广告标语，你就会发现其中的荒谬：婚前的早恋、同居、怀孕全都是不被允许的，但婚后的不生不育乃至堕胎又更是十恶不赦的——于是，一种勒令人们全心全意服务于「秩序」的指令性宣传，就此清晰的产生了：婚前禁欲主义，婚后狂生主义；婚前恨不得你是个苦行僧、和尚、尼姑、修女，婚后巴不得你天天在家纵欲、每年来一胎……
试问：这合乎人道、人性、人伦吗？
关于性别大战的实质，很多话我已经在之前关于高铁卫生巾事件的评论文章以及2015年管虎/冯小刚的“老登电影”《老炮儿》的文章里说的够多了，在此不必多言了。
我真诚的劝诫那些“封建主义卫道士”们一句：不要抛弃自己所属的阶级、而去给封建统治阶层做鼓吹手，这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质性的阶级利益。
就像我过去在批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俗语时说过的，“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那么，你凭什么认为在这么一个“一物降一物”的等级森严的格局中，你不会遭遇剥削、凌驾、羞辱、踩踏？
阶级，永远是人的第一性。
而不是性别、种族、民族、肤色、年岁……
跋
当年延安时期，适逢国民党在“国统区”掀起“尊孔读经”运动，毛主席对此不屑一顾：
他们（国民党）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从理论透析，通过“家国同构”的逻辑，封建主义（尤其是孔儒思想）往往会将家庭内部的血缘亲情伦理推演至国家政治层面——在国家中，君权至上；在家庭中，父权至上；在婚姻中，夫权至上。
这种推导，首先消解了政治关系的公共契约性质，将其转化为不可更改的天然伦理义务。
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曾指出：
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而封建意识形态反其道而行之，将国家意志神圣化为家庭的天条。
其次，通过“礼教”的制度化，将社会分层固化。
“礼”的本质是“别”，即区分贵贱尊卑。
等级制度是不允许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的，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
那么，当这种思想深植人心，任何反抗等级制的尝试都会被视为“犯上作乱”，遭遇强大的文化阻力。
1920年1月，李大钊发布在《新青年》第七卷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有过一段直切肌理的剖析：
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
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
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
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
纲常伦理的核心要求，历来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绝对服从与义务履行，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无不是之父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落后俗谚，正是其极端表现。
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满纸“仁义道德”的历史，实则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它“吃”的是被压迫者的个性、尊严与生命。
而从现实功利维度审视，节欲、寡欲乃至存理灭欲的修身要求，从个体层面抑制了人的生命活力、创造欲望与变革冲动——毫无异议，一个安分守己、清心寡欲、专注于自身道德修持的民众群体，最符合封建统治维持现状的需要。
这种规训有效地将民众的精力从社会变革的方向，引导至向内的心性修炼与个人道德完善上，从而在深层维系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恩格斯就曾批判过早期工人运动中“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指出其根源在于现实斗争条件的不成熟。
而儒家的节欲思想，就是统治阶级主动提倡、用于麻痹和驯化被统治阶级的绝佳意识形态工具。
在深受儒家纲常影响的东亚社会，家庭也从来不仅是消费单位，更是封建伦理的训练场。
所谓“父慈子孝”、“夫唱妇随”、“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等纲常名教，表面上是温情脉脉的温室图景，实则是通过压抑个体独立性、强化人身依附来维持「家庭」这一基本经济单位的秩序稳定。
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语：
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变成了从属的关系。
这也是时下在面对“贞洁”这一议题时，那些封建卫道士们擅长质疑的：
有本事你以后让你女儿也不要‘贞洁’！
作为一个刚逾而立之年、尚未成为父亲的人，我不妨在此畅想一番，并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以后真的会拥有一个女儿，那么在性教育、特别是关于她的性行为层面，我想我大概会给她提出三点建议：
一、严格做好一切卫生与安全措施，这是最重要的；
二、不要违法，法律对“聚众淫乱”是有清晰惩处条文的；
三、不要在情感层面伤害任何人，不爱了就第一时间直言，和平分手，切莫欺骗、隐瞒、出轨。可以一生之中与很多很多人相爱，这一生可以去拥有很多很多段体验完全不同的爱情，但永远切勿脚踏两只船。
只要满足这三点，我不会对我的女儿其恋爱、婚姻以及性生活做出任何干预、唠叨、废话。
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
哪怕我是她的父亲，我对她的人生也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
这就是“我之节烈观”。
也恰是毛主席1919年11月25日在《女子自立问题》中所述的：
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
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它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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