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以来，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呼声非常高涨，许多两会代表和有识之士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李稻葵教授的意见格外亮眼，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李教授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不是简单的发福利，更多是对历史欠账的一种偿还。他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桶金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通过交公粮、交农业税、承受工农剪刀差价格损失等方式贡献的。为解决资金问题，李稻葵提出了具体的筹资路径：国有企业股权划转、土地增值收益调节、烟草税部分专项拨入以及中央发行农民养老金特别国债来托底。
李教授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刻不容缓，容不得从长计议。对于李教授的忧国忧民之心，笔者十分赞赏，但是对于过分将农民养老金的历史欠债责任归咎于国有企业，笔者有一些不同意见，特此与他商榷。
一、农民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的贡献不构成国家与农民的欠债关系
农民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全体国民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共识。他们通过缴纳公粮、参与水利建设、提供工业化原始积累等方式，为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发展实践，对农村和农民进行了持续性的反馈与回馈，形成了双向的贡献与支持关系，而非单向的“无偿剥削”。
首先，国家通过招工与户籍转换，为大量农民子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历史性机遇。在计划经济时期，工矿企业招工、参军提干等是农民子弟实现阶层跃升的主要渠道。数百万农村青年通过招工进入国营工厂，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城镇户口及相应的福利保障，其家庭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得到根本性改善。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国家将工业化成果部分转化为对农民家庭的直接回馈。
其次，国家动员全国力量兴建的农田水利、交通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从治理淮河、修建红旗渠到遍布全国的水库与灌溉系统，这些工程虽然在当时依靠农民的劳力投入，但其形成的资产长期服务于农业增产与农村发展，为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粮食安全奠定了工程基础。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时期，国家都通过持续的政策调整与资源倾斜，系统性地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包括取消农业税、建立覆盖数亿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种粮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推进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等。特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年满60岁的农民普遍能够领取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保障革命。
农民的历史贡献已深深镌刻在国家发展的基石上，而国家也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与发展成果，对农村和农民进行了多维度、长周期的反馈与支持。将这一复杂的历史互动关系简化为“无偿剥削”的历史债务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视了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筹城乡发展、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的持续探索与实践。农民与国家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共同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发展历程。
二、当前农民养老金短缺是私营企业社保历史欠债导致
过去几十年，农民工社保缺缴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民养老保障的顽疾，而某些私企在这一问题上的“原罪”是不容忽视的。全国农民工总量超3亿，但社保“应保未保、保而不全、断缴频繁、转移不畅”是普遍现象。建筑业作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领域，社保覆盖尤为薄弱。
私企的“原罪”首先体现在为降低成本而规避法定义务。许多私企不为农民工缴纳社保，或只缴部分险种。部分企业以“农民工流动性大”为由拒缴，甚至与员工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无效协议。在建筑行业，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不清，企业不愿承担社保费用。劳务派遣等用工形式也常被用来规避劳动关系，使农民工社保权益落空。
社保缺缴直接导致农民养老金发放困难。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仅163元，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约200余元，而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达3498元，差距超过12倍。农民工因社保断缴、缴费年限不足，退休后主要依赖财政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极低。
更深层看，私企的“原罪”还在于利用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农民工文化水平有限、法律知识不足，维权能力弱，企业便借此逃避责任。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保，但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使得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当然，农民工社保问题也有历史与制度原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009年才试点，比城镇职工制度晚了近20年。农民曾通过交公粮、出义务工为国家积累工业化资本，但这些贡献未被折算为社保缴费年限。当前，农民养老金主要依赖财政补贴，个人账户因缴费低而积累微薄。
解决这一问题，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严格执法，加大对企业不缴社保的处罚力度，将社保缴纳纳入企业信用评价；另一方面要完善制度，推进社保全国统筹，让社保“跟着人走”，同时探索“双低”参保模式，降低农民工参保门槛。唯有如此，才能弥补历史欠账，让农民工老有所养。
三、“苛责”国企不仅忽视了国企已承担的巨大补缺责任，更可能引发国有资产流失（或私有化）风险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长期以来在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稳定器”作用。然而，当前社会舆论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倾向，将养老金支付压力简单归咎于国有企业，这种“苛责”不仅忽视了国企已承担的巨大补缺责任，更可能引发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并客观上纵容部分私营企业继续逃避法定的社保缴纳义务。
1、国有企业已为养老金缺口承担了巨大补缺责任，这是不争的事实。
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通过多种渠道为养老金体系“输血”。根据相关政策，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已成为制度性安排。2025年起实施的超额利润差异化划转方案规定，央企超过考核目标值的利润需按阶梯比例（15%-22%）划转至社保基金，其中60%直接用于补充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以中石油为例，2025年上半年划转资金达217亿元，相当于为全国退休人员人均增发18元养老金。这种机制实质上是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直接转化为养老保障资源，体现了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
此外，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国家正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对因单位原因导致的社保断缴进行补缴。2026年新政明确，只要是单位原因导致的断缴，个人只需缴纳8%的部分，单位应承担的16%由国有资本划转的社保基金垫付。这些措施表明，国有企业及其资产已成为弥补养老金历史缺口的重要资金来源。
2、过度“苛责”国有企业，极易滑向国有资产流失甚至私有化的危险边缘。
当前部分舆论将国企视为养老金压力的“替罪羊”，主张通过更激进的资产处置来缓解支付压力，这种思路极其危险。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三令五申，必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历史上，个别地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曾出现“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等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例。若因养老金压力而放松对国有资产的监管，甚至推动变相私有化，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其流失不仅损害国家经济基础，更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一些观点将国企市场化改革曲解为私有化，忽视了“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真正的改革方向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效率，而非削弱公有制主体地位。倘若在“弥补养老金”的名义下大开国有资产变卖之门，最终受损的是全民的长期福祉。
3、片面聚焦国企，将助长部分私企继续在用工社保方面的不负责任行为。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大量私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在社保缴纳上存在严重的“逃费”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为员工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然而在实践中，私企不为员工建立社保账户、不足额缴纳、签订“自愿放弃社保”无效协议等情况屡见不鲜。这些行为直接侵蚀了养老金体系的缴费基础，是造成基金收支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将舆论矛头过度指向已承担补缺责任的国企，反而会转移对私企违法用工行为的监督压力。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社保征收机构有权责令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甚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法重点应放在督促所有企业公平履行法定义务上，而非让守规的国企为违规的私企“背锅”。否则，就会形成“老实人吃亏、投机者得利”的逆向激励，鼓励更多私企继续逃避社保责任，进一步恶化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养老金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思维和公平导向。我们应当客观承认国有企业通过利润划转、资产充实等方式已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警惕任何可能引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短视主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严格执法、全覆盖征缴，让所有类型的企业公平承担社保责任，并继续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制度改革。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可持续、更公平的养老保障体系，真正维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晚年尊严。
四、发达地区的责任和义务
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工从欠发达地区流向沿海城市，用青春浇筑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奇迹。然而，当他们年老返乡，却面临社保和养老金欠缺的困境。当前全国农民月均养老金不足300元，与城镇职工3500元的平均水平相差悬殊。这一差距背后，是区域发展与社保权益的深刻错配：农民工为输入地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其养老责任却更多地由输出地和中央财政承担。笔者认为，让发达地区承担部分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的养老责任，不仅是公平的体现，更是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完善的必然要求。
首先，农民工的贡献与收益严重不匹配。他们为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提供了廉价而关键的劳动力，直接推动了当地GDP增长与财政积累。然而，由于社保转移接续的制度缺陷，农民工跨省流动时，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单位缴费的20%）往往被截留在参保地，无法随个人转移。这导致“劳务输入地积累社保基金，劳务输出地承担养老责任”的逆向调节，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公。
其次，单纯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并非长久之计。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达1.25万亿元，这体现了国家的兜底责任，但未能从根本上理顺区域间的责任关系。发达地区凭借农民工的劳动获得了超额发展红利，理应在其养老保障上承担更多义务。这符合“谁受益、谁补偿”的公平原则，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因此，必须改革现行制度。其一，应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与跨省转移接续机制，探索将企业缴纳的统筹基金按一定比例随农民工转移，或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权益记录系统。其二，可借鉴已有建议，建立区域间的养老金调剂机制，由劳动力净流入的发达省份向净流出省份进行横向转移支付，补偿其养老负担。其三，在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倾斜的同时，明确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责任，形成“中央保基本、区域调均衡、地方补差距”的多层次责任体系。
总之，让发达地区为农民工养老承担部分责任，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对历史贡献的认可，是对发展成果共享的践行。只有打破社保权益与区域贡献脱节的困局，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网，才能真正回报那些为中国现代化付出青春的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公平保障的有机统一。
五、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才是妥善解决农民养老的治本之道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问题已从“家庭忧事”演变为“国之大者”。各界提出的方案中，李稻葵教授主张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可视为对农村现实困难的必要补偿。然而，从长远和根本上看，唯有激活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能构建起可持续、有尊严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
单纯的财政转移支付，虽能救急，却难治本。它本质上是一种“输血”，其可持续性受制于财政状况与分配政策。而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则能为乡村“造血”，将土地、生态、文化等资源转化为持续收益。通过提取集体收益设立养老基金、建设养老设施、提供就近就业岗位，集体经济能从根源上解决养老的资金与服务供给问题，其内生性与稳定性是外部补贴难以比拟的。
河北白沙村、山东代村等“明星村”的成功实践，早已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在这些村庄，村集体经济的雄厚实力直接转化为村民（尤其是老人）的高福利：从米面油免费配送到医疗养老全包，从舒适老年公寓到按月发放优待金。这不仅是物质保障，更让农民共享了集体发展的成果，找回了作为集体一员的尊严与归属感。它构建了一种“发展为了成员、福祉依靠集体”的社区养老模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供养。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全国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单一的现状。但这恰恰说明，政策发力点应聚焦于如何赋能集体经济，而非因噎废食。这需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畅通资源变资产的渠道；需要人才与资金下乡，培育特色产业；更需要完善法规，明确集体收益用于养老的比例与监管机制。
综上所述，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李稻葵教授所提出的“输血”方案，是履行国家责任、应对当下之急的正义之举；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则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唯有将外部补偿与内部造血相结合，以集体经济的壮大来承载和巩固养老保障，亿万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来源：“蓝田书院经典传颂”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