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某些人高喊“实践是验检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一面给资本主义涂脂抹粉，一面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吐唾沫。
几十年过去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反复证明，终于揭晓了一个答案：世界上最能经得起是检验检的真理是：社会主义人帮人，资本主义人吃人！
今天的中国舆论界，基本上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往自己脸上贴“公知”的标签儿了，因为现在贴上这个标签，会“顶风臭八百里”。而几十年前，谁要是被贴上“公知”的标签儿，都会觉得自己祖上坟头冒出了青烟。
中国有秋后算账的说法，既然真理都已经被证明出来了，那么当初那些往舆论场上扔“全面私有化”这个毒气弹的公知是不是也该出来给大家个说法呢？
即使是不承认错误，是否也得把当今人民痛心疾首的“贪污腐败、文化堕落、人性扭曲”的责任承担起来呢？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问题提出来不算过分吧？
退一千步说，不管你弄的是不是真理，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总之，只要能让经济大发展，社会更进步更公平，人民更富足更幸福，百姓都会支持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制度和政策的好坏，不能从眼下百姓的态度中得到验证。眼下给一粒芝麻，就想从百姓的兴高采烈中来验证自己的正确性是不靠谱的，因为未来他们可能失去一个大西瓜！
八九十年代，农民种了将近二十年的土地，发现自己不仅不能致富，反而在经济上更加捉襟见肘，于是农民工群体应运而生。但紧接着，农民工背井离乡，抛妻弃子，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社会问题又出现了。
农民工打工虽然挣了一些钱，但他们漂泊在外，根本没有任何归属感，他们受尽了白眼和经济上的盘剥。农民工讨债，曾一度成为社会热点。
土地分给百姓自主经营了，乡村干部啥事都不需要做了，乡镇干部啥事也没有了，甚至县一级干部也无事可做了，因为公有制经济早已消亡，工厂企业都是个人经营的，不需要干部操心了。
俗话说“无事生非”，无事可做，一定得找点事做。社会上的能人办工厂搞企业，挣得盆满钵满，乡村干部也不甘示弱，他们经常下乡，吃拿卡要，把自己也弄得满嘴流油。
一个退休老干部说，九十年代是干部的“黄金时代”，没有任何责任，什么事都不需要干，只要能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就算是自己的。
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小说《促织》，讲的是一个乡村小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让人看到，上面的不经意的一点癖好，就会把千百万百姓弄得家破人亡。
我们这里，九十年代是黄河水自流灌溉，但每亩土地要收取40多元的灌溉费，据说是要交给主管黄河管理的部门的，这些费用每年都附加到公粮上收缴。
结果后来黄河不放水了，不让农民灌溉。农民去找相关部门理论，人家一脸委屈：你们浇地多少年，一分钱都不交！根源最终找到了，这些钱每年百姓都交，只是被乡村两级干部私自独吞了。
一位老兄说，九十年代前后当干部，一年四季，基本不在家里吃饭，几乎每顿饭都有人请。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年，单位发的猪肉、牛肉、羊肉和其它副食品，都得开车去拉，根本吃不完，大部分都放到商店卖掉了。
说到文化堕落，百姓更是一肚子气。过去农闲时节，虽然是给集体干活儿，但总算是正经事。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园还是家里，打麻将成风。赌博，在旧社会是最被正经人家讨嫌的事情，但走到哪儿都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音。
父母拼了一条老命供孩子上学，但孩子毕业上班了，还要榨取父母最后一点血，给儿女买房子，筹集彩礼。过去几乎没有光棍汉，现在一个小村子都得有几十个光棍汉。
过去“只有剩男没有剩女”，现在不仅有男光棍，还有很多女光棍。有的人家，有几个女儿，都上了大学，虽然在经济上能自立，但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往往因为某些片面追求而成了父母心里的一块心病。
过去，在乡村人们热情帮助，谁家有红白喜事，没有人不帮忙的。他们不管能不能吃上好烦，一声招呼，大家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得非常圆满。现在，请人帮忙，不仅丰盛的酒宴得备上，还得讲好价钱，否则不会伸手相帮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手里有钱了，但心变得更穷了，这样的生活谁能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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