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裹挟着民族、宗教、阶级多重矛盾的社会剧变。在这场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洪流中，伊朗左翼力量是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却在革命胜利后迅速沦为牺牲品，遭到右翼宗教势力的血腥镇压，最终彻底退出伊朗政治舞台，留下一段充满遗憾与反思的左翼悲歌。
萌芽与奠基：伊朗左翼运动的早期溯源
伊朗的共产主义与左翼运动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独特的历史起源，其产业工人阶层的诞生更是不同于大多数国家。19世纪50至80年代，沙俄快速完成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型。沙俄统治的外高加索巴库地区凭借石油产业迎来经济繁荣，劳动力缺口急剧扩大。为解决该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沙俄大规模吸纳周边国家移民，截至20世纪初，沙俄向伊朗移民发放了约120万个工作签证，还有数量更大庞大的非法移民，伊朗的产业工人群体由此形成。
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深入巴库开展革命活动，左翼思想也随之在伊朗劳工群体中传播，先后诞生伊朗社会民主党（1905年）、伊朗工人党（1905年）等数个早期左翼组织。但随着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的失败，这些左翼组织悉数被沙俄绞杀。1916年，伊朗移民在巴库地区重建左翼力量，成立正义党，继续坚持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
彼时的伊朗正深陷半殖民地深渊，卡扎尔王朝在英、俄殖民者的轮番入侵下摇摇欲坠。王室为缓解财政危机，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向英、俄殖民者出让经济、政治特权，彻底激化了民族矛盾，直接引爆1905年立宪革命。这场革命一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最终仍在英俄军队的联合绞杀下失败。地主家庭出身的革命志士米尔扎·库切克汗于1916年在吉兰省组建反帝游击队“森林军”，喊出民族独立与伊斯兰民主原则的口号，吸引了大批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的广泛参与，甚至获得开明商人与地主的资金支持。
挫折与分裂：十月革命影响下的首次社会主义尝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同一道惊雷，极大鼓舞了伊朗进步人士。巴库的正义党成员纷纷返回伊朗投身解放斗争，并于1920年6月改组成立伊朗共产党。伊共确立了阶级合作的斗争路线，主张联合本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地主与部落酋长支持，构建反对英帝国主义、封建王权与大地主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契合了当时伊朗的反帝国情。
苏俄政府的外交善意，进一步拉近了伊朗革命力量与苏维埃的距离。苏俄宣布“俄国军队立刻从伊朗撤出，让波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废除沙俄时期强加给伊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当时伊朗民间甚至流传出“北风吹向波斯大地，两颗心紧紧地碰撞”的诗句，尽显对苏维埃政权的好感。新生的苏俄政权还在自身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无偿为“森林军”提供物资与军火援助，推动库切克汗彻底倒向苏维埃阵营。
1920年，在伊共的支持下，库切克汗于吉兰地区建立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伊朗首次迎来社会主义政权的尝试。但好景不长，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迅速爆发：宗教信仰分歧、土地政策冲突，加之伊共部分领导层的左倾冒进与对库切克汗的排挤，彻底激化了双方矛盾。1921年9月，库切克汗设下“鸿门宴”，诛杀伊共核心领导层，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裂。
德黑兰的卡扎尔王朝趁机在英国殖民者扶持下反攻倒算，迅速覆灭了吉兰的苏维埃政权。伊共遭遇重创，激进派成员流亡苏联，温和派留在国内转入议会合法斗争。1931年，伊朗议会通过《反共产主义法》，正式宣布伊共为非法组织，并动用武力解散和取缔了伊共，伊共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以彻底失败告终。
对比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伊朗此次失败的根源清晰可见：其一，阶级基础薄弱，产业工人占总人口比例极低，社会主体仍是分散的农民，左翼缺乏稳固的工人阶级基础；其二，伊共领导阶层脱离群众，伊共核心成员多出身小资产阶级，既未深耕工人运动，也未扎实扎根农村争取农民支持，反而在土改中出台地主征税的错误政策，加重农民负担，彻底失去农民支持；其三，斗争策略教条僵化，盲目照搬苏俄革命经验，提出超越国情的激进主张，未能真正团结民族主义力量，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蛰伏与再起：二战后伊朗左翼的短暂复苏
1941年8月，英、苏联合出兵伊朗，推翻亲纳粹的国王礼萨·汗，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同年10月，伊朗左翼力量重组，成立伊朗人民党，其核心成员来自被称为“五十三人”的上层知识分子群体，其中部分曾加入已被取缔的伊共。
伊朗人民党成立后发展迅猛，凭借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在知识分子与城市工人中收获大量支持者，到1948年党员规模已突破20万，成为伊朗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随着巴列维王朝彻底倒向美国，1949年2月，亲美当局以“颠覆政权”为由，宣布伊朗人民党非法，左翼再次遭遇打压。
1951年，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上台，推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政策：设立失业补偿金、解放佃农、推动石油资源国有化，收回被美英垄断的石油权益。伊朗人民党借此恢复公开活动，但双方的合作注定短暂：摩萨台将石油国有化作为核心目标，搁置工人权益与土地改革，引发工会与人民党不满；同时，为迎合美国杜鲁门政府“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摩萨台对人民党持敌视态度，1952年甚至下令劳工部停止注册工会，彻底割裂了与左翼的合作。
1953年，因为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美英资本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巴列维王朝彻底掌控政权。伊朗人民党随之遭到大规模清洗，大批成员被捕、流亡，左翼力量再次跌入谷底。此后，巴列维政权与外国石油公司达成妥协，美国资本掌控伊朗石油最大份额，同时全力扶持王室军队与秘密警察“萨瓦克”，构建高压独裁统治。
巅峰与陨落：伊朗的“四·一二”时刻
接连的失败让伊朗新一代左翼彻底放弃议会和平斗争的幻想，20世纪60-70年代，受毛主义、格瓦拉主义影响，伊朗左翼转向城市游击战，以激进武装斗争反抗巴列维王朝的独裁统治，成为反帝、反王权运动的急先锋。
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左翼组织展现出极强的动员能力，成为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核心主力军。城市街头的抗议游行中，左翼游击队员与青年学生冲锋在前，与宗教势力领导的民众运动形成强大合力。通过学习毛选，左翼积累了相对成熟的游击斗争组织经验、高效的动员能力与激进的反帝话语体系，甚至连霍梅尼都借用了左翼批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口号。在革命决战阶段，正是左翼游击队率先闯入警察局、军事基地，分发武器，联合起义士官浴血奋战，击溃巴列维帝国卫队，为王朝覆灭奠定了基础。
巴列维倒台后的数月，是伊朗左翼影响力的巅峰时刻：受毛主义、格瓦拉主义影响的费达依游击队在全国设立150余个办事处，单次集会可吸引50万民众参与，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与政治潜力；兼具民族主义倾向的人民圣战者组织（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更是遍及全国，成为左翼阵营的重要力量。
然而，左翼与霍梅尼领导的宗教势力，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的盟友：左翼的目标是建立人人平等的世俗共和国，而宗教势力的诉求是构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仅在经济层面做有限改良。两者的政治纲领、社会理想存在根本性冲突，合作只是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巴列维王朝的临时共识。
伊斯兰革命胜利仅7天，霍梅尼便授意组建伊斯兰共和党，该党宣称包容所有伊斯兰政治流派，吸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中亲近伊斯兰的人士，注册党员迅速突破700万，一跃成为伊朗第一大党。霍梅尼集团凭借严密的宗教网络、高度集中的领导核心与煽动性的民粹口号，快速接管国家政权，相继建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权力机构，确立以什叶派教义为核心的神权统治体系。
随着神权政权逐步稳固，霍梅尼集团开始对昔日盟友展开系统性清算，伊朗左翼迎来至暗时刻，堪称伊朗版的“四·一二”政变。1981年6月，霍梅尼罢免世俗左翼代表、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双方彻底决裂，宗教政权随即对民族主义者、人民圣战者及各类左翼组织展开残酷镇压。借着两伊战争的全民动员氛围，所有反对神权统治的左翼声音，都被扣上“叛国通敌”的帽子遭到清洗。到1983年，伊朗境内有组织的左翼力量基本被消灭，彻底退出伊朗政治舞台。
左翼的革命果实被晚了六十年才投身运动的霍梅尼彻底窃取，史书根本不会记录他们的贡献与牺牲。
悲剧根源：伊朗左翼失败的深层反思
伊朗左翼的最终覆灭，并非单纯的力量对比悬殊，而是自身战略认知与路线选择的多重失误所致。
1、早期伊朗共产党盲目复刻苏俄革命模式，提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激进主张，既得罪封建地主、部落势力，也未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二战后的伊朗人民党寄希望于议会合法斗争，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惨遭抛弃；伊斯兰革命时期，左翼更是犯下致命错误——为推翻巴列维王朝，无条件与宗教势力结盟，却忽视了双方在政治目标、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左翼既没有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掌控革命主导权，也没有提前布局防范宗教势力的反扑，反而将组织动员经验、反帝话语体系拱手相让，沦为霍梅尼集团夺权的“工具人”。面对宗教势力的步步紧逼，左翼既无妥协的余地，也无反抗的实力，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破裂与清算只是时间问题。
2、占伊朗社会主体的农民群体，始终被左翼边缘化：无论是早期伊朗共产党的土改失误，还是伊斯兰革命时期的左翼团体，均未广泛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反而将斗争重心局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和游击武装，彻底失去了最庞大的群众根基。更致命的是，伊朗左翼领导层多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自带脱离底层的先天缺陷。他们既不懂农民的生存诉求，也未能真正扎根工人群体，导致革命纲领始终悬浮于“反帝反独裁”的表层，无法转化为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从而无法帮助他们去对抗宗教精神鸦片的裹挟。
3、伊朗左翼片面将巴列维王朝的亲美依附性、买办资本剥削作为唯一斗争靶点，却刻意回避两大核心问题：一是霍梅尼依托的什叶派教士阶层、巴扎商人阶层，本身就是巴列维时期壮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属于剥削阶级范畴，并非反帝革命的可靠盟友；二是盲目夸大“反帝民族解放”的共性，淡化社会主义与宗教神权的本质冲突，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纲领，转而拼凑妥协性的“全民团结”方案。反观霍梅尼集团，精准拿捏了民众对贫富分化、独裁统治的不满，既借用左翼“反帝、国有化、社会公正”的民粹口号拉拢群众，又以宗教教义为纽带凝聚底层共识，用简单直白的“伊斯兰解决方案”，替代了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等左翼晦涩的理论体系。左翼失去意识形态话语权，自然无法争取中间阶层，更无法抵御宗教势力的舆论围剿。
4、伊朗左翼从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与严密的组织体系，长期处于派系林立、内耗不断的状态。从早期的社会民主党、正义党，到后来的伊朗共产党、人民党、费达依游击队、人民圣战者组织，左翼派系众多、思想混杂，彼此互不统属、甚至相互攻讦。这种松散的组织形态，导致革命关键时刻无法统一行动、凝聚力量：革命胜利后，左翼未能迅速接管政权、建立基层治理体系，反而陷入内部路线争论；面对宗教政权的镇压，各派系各自为战、缺乏协同，最终被逐个击破。与此同时，霍梅尼集团凭借严密的宗教网络、集权的领导核心、高效的动员机制，快速掌控国家机器，形成碾压性的组织优势。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