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对父女】
2026年3月17日，美国兰德智库发布研究报告《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说，中国正面临着人口动荡，这可能会重塑其未来。自大跃进（1959～1961）饥荒以来，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萎缩。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人口正在加速下降。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从14亿（截至2026年）中失去2.5亿人——占美国2026年人口的四分之三。
真正的问题不仅限于人口数量减少，出生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中国人口正加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5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到2050年，中国每名65岁以上老年人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足2人，而美国预计仍保持超过2.5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一位老年人的比例。这一趋势或将颠覆中国经济增长能力，给养老金和医疗体系带来压力，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让老龄化挑战更为棘手的是，中国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通常，经历生育率下降的国家会收获人口红利——即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15岁以下儿童等被抚养人口较少，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人口红利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由于起步晚于日本和新加坡等邻国，且生育率下降速度快于其他国家，中国在退出人口红利期时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可用于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资源也更少。例如，美国和日本的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高于中国，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经济产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远高于中国，这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福祉，也有更多经济资源来供养老年人口。美国和日本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将给未来发展带来挑战。而印度的人口刚刚开始老龄化，目前既不算富裕，也未进入老龄化社会，或许仍有机会利用人口红利期的机遇窗口。
一、中国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及其后果
中国生育率下降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早于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妇女每人生了大约6个孩子。自1990年以来，总生育率一直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生育率。即使在中国结束独生子女政策并转向两胎和三胎政策后，生育率也在下降或停滞不前。
1、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1980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夫妻只能生育一名子女；违反该政策的家庭将被处以罚款及处罚；农村居民及其他特定人群可能符合豁免条件。
2016年实施的二孩政策规定，国家强制要求所有夫妇生育子女不得超过2个。
2021年宣布的三孩政策允许夫妇生育三个子女，并通过一系列支持性措施鼓励生育。
使中国政府本已严峻的挑战更加复杂的是，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选择压力较小、薪酬较低的职业，以远离国内竞争白热化的职场文化。在满足老年人照护需求的同时，如何提振年轻人的职业信心，寻找两全之策将考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程度。
对比2020年与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可清晰看到生育率变化如何导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攀升。当前中国老年人口比例正快速逼近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并将在约十年后超越美国。现阶段中国每名65岁以上老年人对应约5名劳动年龄人口，而到2050年，该比例将降至不足2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一位老人，65岁及以上人口可能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
2、人口趋势和国家安全
老年国家往往看到全球影响力以及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下降，但结果取决于国家的反应方式。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三种安全问题：
一是老龄化社会面临军事安全的担忧。
因为随着年轻人口减少，潜在兵源规模不断缩小，且军队必须在（可能处于萎缩期的）经济环境中与其他优先事项竞争资源。国家可通过技术革新、强化盟友关系及提升军队效率，部分缓解兵源不足问题。对中国而言，距离军事安全成为重大挑战尚有时日。人口趋势的主要影响体现在：
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持现有兵力规模寻找充足兵源是长期隐忧，但非燃眉之急；
⑵先进技术与机器人应用可部分弥补中国军队规模缩减的影响；
⑶深化与俄罗斯、伊朗的盟友关系，通过强化威慑信号也能缓解兵力规模带来的压力。
二是结构性安全也将带来挑战。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政府和经济将更难维持对老年人的供养。缴纳养老金计划的劳动者数量减少，意味着退休人员将获得更少的优厚福利。
政府的应对措施将决定其影响程度，且军事与社会项目的资金投入不必局限于零和博弈模式。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但具备适应能力。人口趋势对结构性安全的关键影响包括：
⑴政府财政将承受更大压力；
⑵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成本将会上升；
⑶对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将是负面的；
⑷在经济放缓背景下，高青年失业率及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下降将持续构成挑战；
⑸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有所减弱。
三是政权安全是中国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通常，对于许多老龄化社会来说，政权安全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因为这些社会往往是和平和民主的。老龄化社会可能不愿意或无法冒着战争中伤亡的风险，其政府可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以进行补偿，从而加强区域联系。然而，中国面临着之前详述的结构性安全挑战，这可能会随后威胁到政权的安全。人口趋势对政权安全的一些关键影响包括：
⑴中国政府面临着双重挑战，即管理老年人口的需求，同时确保年轻公民的福祉。
⑵如果中国政府未能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其执政公信力与公众支持度或将受损。
二、中国政府可能选择的应对策略
中国有几个选择需要考虑解决其人口问题。
1、实施生育政策并增加移民。
虽然提高生育率看似是直截了当的补救措施，但历史证明这并不足够。在1950年后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的75个超200万以上人口国家中，目前仅有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的总和生育率高于2.1。即便是激进的鼓励生育政策，或许也只能影响生育时间节点，而无法改变生育数量。
由于在中国养育子女的成本位居全球前列，中国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新型扶持措施。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了13项针对性干预措施，涵盖生育支持、育儿服务以及住房、就业和教育等领域。除经济补助外，中国政府还致力于转变社会对家庭规模的固有观念，例如将武汉一座长期描绘独生子女家庭的雕塑新增两名儿童成员。
【三个孩子家庭的公共雕塑，中国武汉】
大规模移民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其人口过多，移民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该国的移民政策具有限制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离开中国的人比移居中国的人多，自2000年以来，每年离开中国的净移民人数在10万人到70万人之间波动。虽然大规模移民不太可能，但该国未来可能会允许更多国际工人从事某些工作，如家庭佣工（如来自菲律宾）和护理人员。
2、解决城乡鸿沟，帮助维持经济增长。
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杠杆是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搬到城市。更高的城市化有望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基础设施发展、规模经济、创新和创业精神，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的城市化率约为65%，落后于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留下了巨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夜间光卫星图像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或者至少远远高于联合国人口司2025年的估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比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要老得多，这使得实现收益更难。
此外，中国的户籍制度（hukou）限制了国内迁移自由。户籍制度自1958年实施以来，将民众的就业机会、医疗保障、住房分配及学校入学资格与其户籍所在地挂钩。这一分配机制具有继承性，即使移民迁徙，也会使其被排除在公共服务和财产所有权之外，从而加剧社会分化。北京2025政策调整中暗示的放松该体系措施，无论城市化趋势如何，都可能释放经济及其他效益。
3、利用技术来满足军事和结构安全需求。
年轻人口的萎缩可能会削弱军事能力，但这一结果并非不可避免。现代战争不仅依靠人力和兵力规模，还依靠技术优势。技术和机器人系统可以取代一些人力需求，可能更便宜。
此外，考虑到目前的失业趋势以及在自动化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从长远来看，扩大劳动力可能不那么重要。相反，在新兴技术投资的支持下，更小、更高技能的劳动力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促进经济增长。
4、提高退休年龄。
到2025年，中国是世界上最低的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到2040年，中国正在慢慢将男性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女性提高到58岁。虽然此举不受欢迎，但它可以遏制提供养老金的成本不断增加，并通过扩大工作年龄人口来减轻工作年龄人口的负担。然而，有意义的养老金改革将需要超越调整退休年龄的全面方法，包括重新评估福利公式、缴款率和资格要求。这样的变化也可能不受欢迎，降低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三、结论
中国面临着一项独特的挑战：其社会正在快速老龄化，但尚未变得富有。大多数国家是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才出现老龄化，但中国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它更早地面临这些问题。中国如何处理其人口危机，不仅将塑造其自身的未来，也将影响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中国的政策选择——从鼓励家庭多生孩子到利用新技术——也将为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提供借鉴。随着中国劳动力规模的萎缩和财政压力的增大，其影响将波及全球，改变全球安全环境、经济关系和国际联盟。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兰德智库网站，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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