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左”人士在美伊战争中，一边倒地支持哈梅内伊政权、正如他们在俄乌战争中一边倒地支持普京政权那样，并且攻击我们“反对美以侵略，决不支持神权，声援人民斗争”和“唯有将反帝斗争升华为无产阶级主导的人民革命，才能终结“战争—贫困—压迫”的循环”的立场是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我们认为，不应以穆斯林国家“不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为借口支持伊朗神权统治，对于神权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关系，需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阶级分析的框架下审视——神权政体本质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权集团专政，其压迫性与剥削性决定马列主义者绝不能因其“反美”表象而妥协支持。
众所周知，伊朗政教合一体制的核心支柱是宗教基金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形成的垄断资本集团。宗教基金会（如伊玛目霍梅尼命令执行总部）控制全国20%-40%经济命脉，IRGC则垄断石油出口、基建和进口渠道，构成不受法律约束的“国中之国”。这种结构背离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本质是宗教权贵与军事寡头结合的寄生性剥削体系。神权集团通过多重汇率制（官汇与黑市汇率差达10倍）、免税特权及资源垄断进行超额榨取。普通民众承受40%以上通胀率与货币贬值84%的生存压力，而权贵将资产转移海外避险，导致“石油收入7000亿美元时代民众实际收入反降60%”的荒诞现实。这种赤裸的阶级对立，印证了马克思“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的论断。
对于“伊朗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不成熟”的现实也需要辩证分析。一方面，巴列维时期催生的工人阶级因去工业化沦为失业群体，未能形成独立政治力量。IRGC对工会的镇压（如2018年哈法兹罢工事件）更瓦解了阶级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白色革命”后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贫民窟无产者，其反抗被宗教势力收编为“被领导的盲动力量”，无法承担革命主体使命，而军队（IRGC）作为唯一有组织暴力集团，其“下克上”政变可能导向军政府（如土耳其模式），但中层军官诉求限于利益再分配而非制度革命，本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赃。正如列宁指出：“军队是旧制度最顽固的堡垒”，其反动性决定无法孕育新生产关系。
马列主义者反对神权统治的正义斗争的正确路径是，支持民众抗争的阶级立场，声援伊朗民众反饥饿、反特权的斗争（如2022年“头巾革命”），同时揭露神权集团将矛盾转嫁西方制裁的谎言——经济崩溃主因是权贵资本抽血（占GDP 50%以上的非生产性集团），而非外部封锁。美西方扶持的买办政权（如巴列维模式）与神权统治本质是剥削形式的差异选择。前者依附国际资本出卖主权，后者以宗教专制维持封建式掠夺。支持民众自主探索第三条道路，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题中之义。1979年革命揭示的深刻警示在于：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众运动若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必然被资产阶级（巴扎商人）与神权势力篡夺果实。
当前伊朗的出路在于：
短期：支持工人委员会、学生组织等基层民主力量，打破IRGC对社会的暴力控制；长期：培育跨阶层的进步联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重建“不代表任何特权集团”的政治核心。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神权统治的倒台不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唯一路径，但人民觉醒终将埋葬一切剥削压迫制度——这恰是历史唯物主义赋予我们的信念，也是左翼对当前伊朗局势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态度，而不是像“民左”那样顽固地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打着反美旗号为神权统治张目，沦为阻碍人民革命的反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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