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2026年初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披露的最新材料为基础，系统分析当前中欧、中美、欧美三组关键双边关系的演变态势。研究发现，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欧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跨大西洋联盟从“默认共识”走向“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呈现“有惊无险”的波动特征，在激烈博弈中实现阶段性稳定；中欧关系则依托政策连续性与共同责任担当，开启携手合作的第二个五十年新征程。这三组关系的同步调整与差异化演变，折射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零和博弈与合作共赢两条道路的较量，也为理解未来国际格局演变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一、引言
2026年初，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行。会前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以“正遭摧毁”为主题，指出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破坏性冲击。这一主题选择本身，便是对当前国际局势困境的深刻注脚。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欧、中美、欧美三组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相关各方的利益，更决定着未来国际秩序的底色。
本文依托慕安会期间披露的最新官方表态与专家分析，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当前欧美关系危机的性质与深度如何？中美关系在经历剧烈震荡后能否实现可持续稳定？中欧关系在“第二个五十年”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通过这三组关系的比较分析，本文力图勾勒当前国际秩序重构的基本轮廓。
二、欧美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信任危机与战略自主的觉醒
（一）从“默认盟友”到“问题关系”
本届慕安会最引人注目的议题，莫过于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状态。德国总理默茨在演讲中坦言，世界再次步入“以权力和大国政治为特征的时代”，跨大西洋关系“不再是理所当然”。这一表述背后，是欧洲对美国政策连续性的深刻疑虑。
参会德国学者克劳斯·拉雷斯指出，当前的美国政府已变成“主张美国优先的政府”，对欧洲盟友的兴趣显著减少。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过去一年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抛开”欧洲单独斡旋、强压北约欧洲成员提升防务开支、对欧盟商品发起关税战，乃至威胁“收购”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一系列“组合拳”令欧洲国家深感不安。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所感叹：“世界政治正在破裂，跨大西洋关系也在破裂。”
（二）危机的多重维度
欧美关系的困境并非单一议题的分歧，而是涉及安全、经济、价值观的多重维度。
在安全领域，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受到空前质疑。特朗普政府明确要求欧洲国家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5%，但同时却表示有意“接管”北约成员国丹麦的格陵兰岛。对欧洲人而言，“美国入侵北约国家领土”的设想完全不可想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联盟的信任基础。
在经济领域，关税战投下的阴影挥之不去。尽管欧美已草拟协议对大部分进入美国的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欧洲方面始终担忧协议能否得到遵守，白宫“是否会下周就改变主意”。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便是信任缺失的直接体现。
在价值观层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慕安会上公开批评欧洲国家“违背与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已在欧洲引发广泛反感。2026年美国代表团“降级”出席，国务卿鲁比奥虽试图用“永远是欧洲之子”之类言辞稳定盟友情绪，但其论述中隐含的种族主义色彩反而加剧了欧洲的警觉。
（三）欧洲的应对：战略自主从理念走向现实
面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变化，欧洲的反应经历了从“惶恐”到“清醒”的转变。英国《卫报》评论称，在特朗普时代，“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缺乏安全感”。但更重要的是，欧洲日益认识到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评论文章犀利指出，欧洲的诸多困境“都是咎由自取”——长期依赖美国作为最终安全保障者，赋予了华盛顿对欧洲战略决策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如今，推动战略自主已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口号，而是现实生存的需要。《欧洲时报》的警告更为直白：如果欧洲继续以卑微姿态讨好美国，“最终结局只能是‘在菜单上’”。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也在积极拓展其他合作伙伴。慕安会报告提到，欧盟同南方共同市场、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的自贸谈判升温，表明欧洲正在全球南方寻找新的合作空间。这种多元化的战略布局，既是应对美国离心倾向的避险之举，也反映了多极化世界的客观趋势。
三、中美关系：有惊无险的波动与难得的稳定窗口
（一）从关税战到元首外交：2025年的戏剧性转折
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堪称“有惊无险”的典型案例。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系统梳理了这段历程：特朗普上台伊始便对中国发起猛烈关税战，双方一度宣布对对方商品征收高达145%和125%的关税，经贸关系似乎走向中断。然而，疾风骤雨之后峰回路转，双方决定就关税问题开展谈判，先后进行五轮磋商，并达成暂缓实行大部分关税的协议。
2025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达成特朗普2026年4月访华的意向。这一会晤为两国关系稳定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改善中美关系打开了想象空间。正如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所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总体动态稳定”。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特点
分析当前中美关系，需要准确把握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独特之处。贾庆国将其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聚焦关税，试图通过关税杠杆推动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让步；二是重利轻义，较少从价值观角度处理对华关系，更多强调利益交换；三是刻意回避台湾、新疆、西藏等敏感问题；四是公开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意愿，甚至提出“G2”概念。
这些特点从根本上挑战了华盛顿长期形成的对华强硬共识。但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做法并未遭到共和党内的公开抵制——这主要得益于他在党内高达70%的支持率，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同党议员的政治命运。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
（三）稳定的基础与潜在的风险
当前中美关系的稳定建立在多重基础之上。经贸层面，尽管关税战导致双边贸易有所下降，但两国经济联系依然紧密——中国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高层交往层面，双方已计划2026年实现元首互访，并可能在G20、APEC等多边场合多次会晤。民间交往层面，中美直航航班增至每周100班，美国民调显示53%的民众支持对华合作，这是2019年以来的首次。
然而，风险同样不容忽视。王毅外长在慕安会上明确指出，中美关系面临两种前景：一种是美国客观理性认知中国，双方相向而行；另一种是继续遏制打压中国，甚至踩踏台湾问题的红线，导致两国陷入对抗。贾庆国进一步分析了多重挑战：政府内部反华势力的掣肘、国会推动涉华法案的压力、官僚机构执行层面的对抗举措，以及美国盟友出于自身利益制造事端的可能。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冲击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四、中欧关系：五十年新起点上的机遇与挑战
（一）战略定位的再确认
2026年是中国农历马年，也是中欧关系开启携手合作第二个五十年的开局之年。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大使在欧洲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在新的起点上，中欧关系迎来新的机遇”。这一判断基于三重考量：中国政策的稳定连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以及双方共同的责任担当。
文章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这一表述既是对中欧关系重要性的重申，也是对“伙伴还是对手”这一根本问题的明确回答。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双方“秉持建交初心、深化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意义。
（二）经贸合作：规模与韧性
经贸合作始终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据中方统计，2025年中欧贸易额达到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5.4%。在全球贸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这一成绩尤为难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2个城市，成为连接两大市场的动脉。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十五五”规划围绕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空间作出系统部署，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海南自贸港实现全岛封关运作，正是这一开放进程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已向25个欧盟成员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人员往来的便利化为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然，中欧经贸合作规模大、领域广，难免出现分歧摩擦。年初中欧电动汽车案磋商取得重要进展，表明双方有能力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正如蔡润大使所言，关键是要“落实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
（三）共同责任与全球治理
中欧关系的意义不仅限于双边层面。作为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的重要倡导者与实践者，双方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方面肩负着共同责任。“十五五”规划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部署，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些理念与欧洲对有效多边主义的追求存在广阔对话空间。
在具体合作领域，中欧可以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欧方“全球门户”计划有效对接。慕安会期间，不少欧洲企业界、学界人士关注中国在量子计算、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展，希望加强对华科技合作。这表明，尽管存在竞争与分歧，合作共赢仍是双方的主流期待。
五、三边互动的比较与启示
将中欧、中美、欧美三组关系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若干值得关注的模式与趋势。
其一，美国因素仍是关键变量，但其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是跨大西洋联盟的领袖、中美关系的塑造者。如今，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既疏远了传统盟友，也促使对手重新评估对美策略。欧美关系的危机与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稳定，在时间上高度同步，这绝非偶然——当美国同时向盟友和对手施压时，反而可能促使二者寻找共同语言。
其二，欧洲的战略处境具有特殊复杂性。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中国的重要伙伴，欧洲在三边互动中处于“夹层位置”。一方面，跨大西洋关系的松动迫使欧洲寻求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对华关系又不能简单等同于对美关系的衍生品。如何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维护自身利益，考验欧洲的战略智慧。
其三，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较量日益清晰。欧美分歧的深层根源，在于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解。慕安会报告指出，美国“退群”否定联合国体系、加征关税破坏全球贸易规则，增加了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明确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完善全球治理。欧洲虽然在具体议题上时有不同立场，但在维护多边主义这一根本方向上与中国存在共识。
其四，经济相互依存仍是关系的稳定器，但其作用机制更加复杂。中美贸易在关税战中仍保持相当规模，中欧贸易逆势增长5.4%，即便在欧美关系紧张之际，双方仍在寻求达成贸易协议。这表明，脱钩断链的成本高昂、难以持续。但同时，经济关系也被赋予更多的安全考量，技术竞争、供应链安全等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加深。
六、结论
站在2026年初回望，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的重构过程中。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正遭摧毁”为主题，精准捕捉了这一历史时刻的焦虑与不安。然而，“摧毁”之后如何“重建”，才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欧美关系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信任修复需要长期努力，欧洲战略自主的觉醒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格局。中美关系在剧烈震荡后实现阶段性稳定，但能否将这一窗口期转化为可持续的和平共处框架，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与决心。中欧关系开启第二个五十年新征程，政策连续性、共同责任担当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这三组关系的同步调整，折射出一个根本性的事实：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秩序正在瓦解，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国面临的选择日益清晰：是固守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还是拥抱合作共赢的新愿景？王毅外长在慕安会上的发问值得深思：“中美关系面临两种情景”，选择哪一条道路，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对于中国而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开放、深化与包括欧洲在内各方的合作，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务实选择，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正如蔡润大使所言，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秉持建交初心，深化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在马年新春之际，这或许正是面对变局应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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