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新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尚红娟
摘要：美国青年尤其是千禧一代与Z世代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持续上升，倾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公共福利与社会正义理念。这一思潮主要是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学生债务加深、住房压力增大、零工经济普遍化、社会流动固化等结构性经济困境的驱动下形成的。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并非基于对其意识形态的系统性认同，而是一种回应经济压迫与制度性不公的实践性政治选择，体现出工具理性与选择性接受的特征。尽管该思潮在舆论场与社会动员层面迅速扩展，但受限于制度排斥、经济张力、文化抗拒等多重因素，仍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制度性变革。它对美国政治结构的现实影响较为有限，其未来走向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近20年来，美国青年的政治取向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的政策与理念。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代际政治观念的重构，也反映出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社会不平等加剧，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对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美国青年而言，社会主义逐渐被视为应对现存社会矛盾的一种替代性制度选择。
在此背景下，进步派政治家，如伯尼·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全民医保、免费大学、财富再分配等政策主张，将社会主义议题带入美国主流政治的视野，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的关注与支持。与此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中的年轻成员大幅增加，更多青年将社会主义理念与社会正义、种族平等、气候行动等议题结合起来，积极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绿色新政”等运动。在美国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思想，如今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中获得广泛认同。他们对资本主义结构的质疑日益加剧，进而开始寻求更重视财富再分配与社会福利的经济模式，这引发了关于经济困境如何影响美国青年政治观念的广泛讨论。
本文以18—30岁的美国青年为研究对象，基于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等机构的民调数据，结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青年选民对桑德斯与特朗普的支持情况等，依次从最新趋势、经济动因与有效影响三个维度，系统阐释当代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与演变，进而探讨其发展为制度性变革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一、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新特点
美国青年群体在意识形态取向上呈现出显著的向左转趋势，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其政治认同与政策诉求的重要参照。相较于上一代人，千禧一代与Z世代尤其推崇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模式,表现出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的质疑，以及对制度性改革的普遍期待。这一转向不仅重塑了美国的代际政治格局，也推动社会主义议题重新进入美国的主流舆论与选举动员中。
(一)社会主义意识的复苏
尽管马克思曾指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可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但美国始终未出现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对此，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提出“美国例外论”,认为根植于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反国家主义传统及制度结构与社会主义理念存在深层张力。然而，随着结构性问题的加剧，社会主义正重新成为美国公共政策讨论中的核心议题，并获得了自尤金·V.德布斯以来从未有过的公众支持。数据显示，70%的千禧一代与64%的Z世代表示愿意投票支持社会主义候选人，体现出青年一代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社会主义意识复苏的重要转折点。虽然该运动并非由社会主义者主导，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1%与99%”的口号揭示了财富不平等问题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弊病，促使制度批判进入美国的主流舆论场域。近七成千禧一代认为，美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不公平地偏袒富人。对结构性不公的强烈反应推动社会主义理念走出边缘化状态。在此基础上，桑德斯于2016年与2020年连续参与总统竞选，提出全民医保、上调最低工资、财富再分配等政策主张，显著提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能见度”。盖洛普调查显示，约65%的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在2016年爱荷华州的初选中，30岁以下选民对桑德斯的支持率达84%;2020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与内华达州，该比例仍分别高达50%和66%。
在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带动下，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迅速扩张，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具组织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力量。自2015年以来，其成员人数从8000人增长至超过9万人。其成员结构显著年轻化，平均年龄降至30岁左右。目前，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全美设有250多个分支机构，其中青年与学生部门超过百个,已成为美国传播社会主义主张的核心力量。2014年底，该组织将支持桑德斯参选确立为战略重心。这意味着，美国社会主义不再停留于理论表达，而是逐步转化为青年政治实践的重要方向。
总体来看，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到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美国青年始终处于社会主义传播与实践的前沿。2008年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弊端，促使美国青年群体寻求替代方案。不同于1968年学生运动的激进主义，美国“千禧年社会主义者”展现出更为持续的价值认同。研究表明，青年时期形成的政治倾向具有长期延续性，Z世代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认同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主义倾向的上升
当前，已约有一半的美国青年支持社会主义。多项主流民调与学术研究显示，千禧一代与Z世代正形成有别于前代的意识形态取向。2023年，福布斯—哈里斯民调指出，美国65%的千禧一代与55%的Z世代倾向于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盖洛普同期调查也显示，在美国近半数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该比例在过去10年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质疑亦日益加深。超过半数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结构性问题，并对之持负面评价。此外，《华盛顿邮报》和《联邦党人》发布的调查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青年不仅自我认同为社会主义者，甚至倾向于支持更为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与老一代美国人相比，当前美国青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上升，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同老一代发生显著分化。2016年，Reason-Rupe调查发现，在美国53%的18—29岁受访者支持社会主义，而在50岁以上群体中，该比例仅为25%。2020年，美国18—34岁青年中有45%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而老年群体中该比例则不足20%。2019年YouGov调查指出，在接受更激进的政治理念方面,千禧一代和Z世代中分别至少有超过1/3与1/4的人“有点赞同”共产主义，而婴儿潮一代中该比例仅为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青年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更为积极。约27%的千禧一代与30%的Z世代明确表示支持马克思主义，超过70%的美国青年没有将之视为极权主义思想。同时，约35%的千禧一代和31%的Z世代支持逐步废除资本主义体制，转向更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制度安排。尽管多数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但普遍将之等同于保障体面工资、全民医保、免费优质教育及社会公平。在这一认知结构下，社会主义不再被视为激进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回应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失灵、满足代际需求的现实制度构想。
(三)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塑
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更多体现为基于福利诉求与社会改革的实践性认同，而非对其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接受。在当前的美国语境中，社会主义通常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进步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通过民主机制推动社会平等与公共服务的扩展，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非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美国青年往往将之视为对当前的财富分配不公、企业游说盛行、医疗和教育体系失灵等不平等现象的解决方案。
美国青年群体普遍主张，在维持市场经济框架下，扩大政府在医疗、教育、收入保障等领域的公共职能，而非推动传统社会主义式的全面国有化。弗雷泽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美国人中，58%认同“社会主义即政府提供更多社会服务”的定义，远多于将社会主义界定为“国家控制经济”的人(47%)或将其理解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人(39%)。在具体政策上，美国青年最支持政府资助医疗保障(64%)、绿色新政(58%)和对富人征收财富税(57%)。
民主社会主义正成为对美国青年最具吸引力的政治理念，其核心在于以民主框架内的渐进式改革取代阶级斗争逻辑，更接近温和改良主义路径。哈佛大学的民调显示，仅9%的美国青年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58%的美国青年则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的轨道”。这反映出美国青年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广泛不满。已有研究指出，在美、加、澳、英等发达国家中，不同年龄群体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化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与增进公共福祉。千禧一代常常将社会主义简化为北欧模式，尤其偏好丹麦式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年龄较长的群体倾向于“为获胜者颁发奖杯”不同,美国青年普遍主张，“所有孩子都应该获得奖杯”,尤其是大学年龄段的群体。这一理念与桑德斯所倡导的“更慷慨的安全网”高度契合。
美国青年通过社交媒体推动社会主义理念的传播，形成高度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舆论动员模式。推特、Reddit等平台已成为美国青年表达政治观点的重要空间,使社会主义议题脱离传统政党路径，获得更广泛的数字化传播。这一传播生态既降低了参与门槛，也强化了去组织化的表达方式，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理念在美国青年中的影响力。
美国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呈现出明显的模糊性。美国媒体强调，“千禧一代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美国青年支持的是一种抽象且不实际的社会主义”。《纽约时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将社会主义明确定义为“政府拥有生产资料并经营企业”,那么仅有16%的千禧一代能够准确回答出这一定义，而在30岁以上群体中有30%的人能够准确做出回答。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当社会主义被具体描述为“政府掌控如亚马逊、脸书等企业”时，千禧一代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比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高出10%,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支持率更是比对政府干预型经济的支持率高出32%。这表明，尽管美国青年倾向于支持福利国家，但对国家干预仍持谨慎态度。
与多数民众一样，美国青年群体普遍警惕“大政府”。盖洛普长期民调显示，自2002年以来，认为“政府权力过大”的人所占比例始终超过65%,仅8%的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小”。2020年，即使千禧一代中有69%的人愿意支持“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总统候选人，但只有32%的人真正支持“政府管理经济”,仍有64%的人偏好自由市场经济。这表明，美国青年虽认同社会平等目标，却普遍反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结构，更偏向于在现有体制内推动渐进式改革。
二、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原因
(一)经济不平等加剧
托马斯·皮凯蒂认为，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加剧了不平等，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正当性。这成为美国青年支持社会主义政策主张的重要动因。美国青年支持社会主义，既源于自身的现实处境，也反映了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资本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系统性反思。当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超过30.9%的财富，而处于下层的50%的人口仅占有2.6%的财富。这促使美国青年越来越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维系种族与阶层压迫的制度性结构。
经济不平等已成为困扰美国青年的核心问题。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基尼系数已达0.434,为七国集团国家中最高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2018年达到52%;1989年至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与排在其后的20%的家庭的财富差距从114倍扩大至248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数百万美国人在疫情期间失业，甚至难以获得足够的食物，而美国722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在2020年1月至2025年4月期间增长了约1.2万亿美元。“增长惠及少数、风险由多数承担”的分配现实，加剧了美国青年对制度正义与分配公正的质疑。
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尽管技术进步显著，美国青年仍普遍面临工资增长停滞与就业不稳定问题，难以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跃升。这一困境推动其关注再分配机制与制度保障。芝加哥大学NORC研究中心2022年的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美国青年中，57%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制度“主要服务于富人”,52%的人支持实施财富税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这显示出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在美国青年中得到广泛接受。弗雷泽研究所的民调亦显示，在18—24岁的美国青年中，有45%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经济模式，而千禧一代与Z世代中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60%与57%,较2019年有显著上升。由此可见，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方案持高度开放的态度，体现出认同倾向。
种族层面的不平等进一步增强了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识。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约为19万美元，而拉丁裔和非洲裔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仅为3.6万美元与2.4万美元。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在25岁以下的美国青年中，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仅为2.3万美元，远低于白人同龄人的3.5万美元。这种自童年起即存在的制度化的不平等，通过教育、就业、住房、健康保障等路径发生着代际延续,不仅限制了美国非白人青年的发展机会，也加深了其对制度不正义的不满。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显示，在18—29岁的美国青年中，65%的人认为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37%的人主张重建大多数机构和法律体系。这体现了他们的结构性批判意识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政治期待。在此背景下，财富再分配、累进税制、扩展公共服务等政策，因其在制度层面回应了结构性不平等问题，获得了美国青年更多的认同与响应。总体来看，代际跃升停滞、种族不平等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负面效应共同触发了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构性质疑，推动其日益支持以财富再分配为核心的制度性变革。
对经济困境的焦虑与对制度性不公的批判，促使美国青年寻求有效的政治表达与解决方案。以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政治力量，通过其政策议程与竞选话语，回应了青年的经济诉求。2020年总统选举中，桑德斯提出了更具“种族意识”的进步主义路线，将经济正义、种族正义与社会正义整合为一体化的竞选框架，构建起横跨族裔与代际的多元进步联盟，尤其在非白人青年中获得了显著支持。在此语境中，资本主义被视为逐利与不公正的象征,社会主义则因强调资源分配公平与公共福祉而受到青睐。以累进税制等政策为代表的、强调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方案，由此成为赢得美国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支点。
(二)零工经济普遍化
零工经济、就业不足和不稳定劳动市场的出现，推动了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支持，其中的普遍基本收入和全民就业保障政策最受他们关注。当前，美国劳动力结构发生显著转变，非传统就业形态日益普及，年轻人走出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大量从事的是临时工作、兼职工作与短期合同工作。据统计，零工经济目前约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36%,与过去几代人相比，如今的美国青年更可能从事零工或短期合同工作。Bankrate2018年的调查显示，约四成美国人拥有第二职业，51%的千禧一代从事副业。对美国青年而言，这类工作意味着工资低、福利少与就业不稳定。在此就业条件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难以实现长期经济稳定和社会流动。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4月至7月，青年失业人数增加了75.2万人，达230万人，其中约3/4正在寻找全职工作。2025年1月，美国16—24岁的青年人的失业率升至9.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这一情况在低收入社区更为严重。即便完成大学教育，美国青年的就业质量仍难以得到保障。斯特拉达未来工作研究所与劳动力市场分析公司BurningGlass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52%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后仍就业不足，毕业10年后仍有45%未能进入需要学士学位的岗位。美国教育系统承诺，教育会给人提供上升通道。现在许多美国青年开始质疑这一点，认为市场已难以兑现保证社会流动的承诺。这一困境并非短期性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来持续的经济衰退，使初入劳动力市场的美国青年在工资方面长期遭受损失。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指出，1990年至2022年间，在18—24岁的美国青年中，无收入者的比例从20%升至逾33%。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强化了美国青年对制度保障缺失的普遍认知。
与此同时，技术变革加深了美国青年对劳动力市场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感。自动化、人工智能与产业外包导致传统行业的岗位大量流失，零售业、制造业等曾经吸纳青年就业的部门显著萎缩。布鲁金斯学会预测，到2030年，美国将有25%的岗位可能因自动化而消失。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仅2019年至2022年，美国劳动力市场已发生860万次职业转换，2023年约30%的工作任务已实现自动化，预计还将带来1200万次职业转换的压力。虽然零工可能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切入点，但它往往使美国青年更容易经历贫困和经济不稳定，不能有效积累财富，投资未来发展。由此，美国青年面临的不仅是暂时性失业，更是职业安全与发展潜力的长期系统性受限。就业不稳定的现实亦带来更深层的心理与社会影响。在缺乏医疗保险、退休计划与工会保障的工作中，劳动者面临的财务压力与心理风险显著上升，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对现行劳动体制的信任，转而寻求更具安全性的制度替代方案。
面对就业不足、工资增长停滞等结构性困境，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的个人责任叙事，转而支持实施普遍基本收入、就业保障等制度性方案。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引发的失业风险，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劳动结构的批判。社会主义政策中强调的工人保护、集体谈判权与收入保障，契合了美国青年对工作的稳定性与公平性的双重需求。在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作保障计划被视为实现制度安全感与经济可预期性的关键机制。
(三)学生债务加重
在美国，学生贷款是仅次于住房抵押贷款的第二大消费性负债，占全国消费者债务总额的9%。据“教育数据倡议”的最新统计，目前美国累计未偿学生贷款总额高达1.766万亿美元，约4360万人持有联邦学生债务，占成年人口的17%。其中，千禧一代的平均债务达3.7万美元，是X世代同龄时期的近两倍，严重制约其财富积累、购房能力与退休储蓄计划。
学费上涨是学生债务加重的主要因素。根据2023年的统计，自1998年以来，美国大学学费增长188%,目前平均每年达3.64万美元，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是1963年的23倍。与此同时，学费高、违约率高、毕业率低的营利性高校数量激增,进一步推高美国青年的债务风险。由于非洲裔学生更可能就读于此类院校，因而他们更容易陷入违约状态。这就加剧了教育不公平与经济不平等的叠加效应。
贷款的高利率与长期偿债压力是造成学生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因素。2023年12月，联邦学生贷款年利率为5.50%至8.05%,私人贷款年利率甚至高达17%,平均还款周期为20年，部分专业可达45年。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约1/3的学生贷款可能永远无法偿清。贷款负担导致大量美国青年陷入债务循环，削弱了其就业选择权、储蓄能力与职业投资意愿。超过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已经失控。相关民调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因贷款压力，不得不作出多种权衡性选择：18%选择留在不满意的工作岗位，17%从事第二份工作，另有17%转向收入更高的私营部门，33%则放弃继续深造。由此可见，贷款负担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财务层面，更深刻改变了他们的教育决策与职业路径。因此，这种学生债务危机也被美国青年视为制度性失败的体现。
面对教育融资制度的结构性失灵，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转向支持北欧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主张政府资助免费教育、实施债务取消政策以及普及公平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千禧一代与Z世代看来，教育成本危机是资本主义将利润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缩影。他们不再将学生债务视为个体责任，而是指认其为系统性问题，同时倾向认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公共政策能够更好地解决学生债务危机、提升教育的可及性。
(四)住房负担加重
美国住房成本的持续上升，已成为美国青年产生代际焦虑与结构性不满的重要原因。根据全美低收入住房联盟2023年的数据，低收入家庭、年轻租户与边缘化群体面临的可负担住房短缺问题正日益严峻。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显示，2023年18—29岁青年的住房拥有率仅为43%,显著低于前几代人的同期水平。与此同时，住房租金的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就业密集型城市的情况尤其如此。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青年实现经济独立与空间流动的可能性，促使其倾向支持控制住房租金、扩大公共住房供给、提供住房补贴等干预性政策。
住房负担问题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进入住房市场后愈发严重。2009年至2019年，千禧一代中租房家庭增加了620万户，达到1620万户的峰值。全美约有1100万租户被认定为“租金负担过重”(住房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30%),大城市中超过50%的收入用于租房的现象普遍存在。美国青年尤其受到“绅士化”城市改造、高端住宅开发与短租平台(如Airbnb)推高房价的多重影响。被驱逐风险在30岁以下群体中尤为突出，约150万美国青年每年面临住房不稳定或无家可归的状况。无法购买住房，加上高昂的租金，迫使许多美国年轻人长期处于财务不稳定状态。
住房支出的不对称增长也带来了长期经济影响。2022年全美房价中位数达41.4万美元，较2020年上涨24%,远高于同期工资增长水平。与此同时，住房供给严重滞后，低收入和边缘化的美国青年群体(包括少数族裔与LGBTQ+群体)所承受的住房成本压力尤为突出。超过60%的年轻租户表示，短期内无望购房。美国国家财务教育基金会2020年的调查显示，近八成千禧一代对自身财务状况感到焦虑，而住房成本是最主要的负担之一。
结构性住房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增加了美国青年对现行住房市场机制的失望，并推动其转向支持以社会主义政策为导向的住房制度变革。租金管制作为社会主义住房政策的核心机制，主张限制租金涨幅，以保障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住房负担能力。将住房视为社会权利而非市场商品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多美国青年的认同。建设公共住房、提供租金补贴等，被视为政府应承担的基本责任。这一政策诉求不仅反映了美国青年对现状的不满，也体现出他们在社会制度结构层面对代际公平、制度保障与经济稳定性的期待，由此构成其政治倾向左移的重要基础。
(五)社会流动固化
皮特里姆·索罗金将社会流动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动，即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经济状况或权力层级之间的上升或下降。社会流动的程度受社会制度、教育机会、经济结构等因素影响。在美国，青年群体正面临显著的阶层固化困境，家庭背景、教育差距与结构性不平等严重限制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已不再可能实现，6%的受访者甚至认为美国梦从未存在过。美国青年对“只要努力便能成功”的信念日益动摇。作为美国的核心意识形态，“美国梦”强调，无论出身如何，个体皆可通过努力在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然而，现实中的不平等正在削弱这一信念的基础与代际共识。
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持续停滞，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出身低收入家庭的个体越来越难以实现代际跃升。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人，在30岁时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高达90%,而对于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这一概率已降至50%。在财富金字塔中处于底层20%的群体能够进入顶层20%的比例不足10%;即便出身中等收入家庭，其进入顶层20%的概率也仅约为20%。财富高度集中与劳动收入停滞交织，构建出一个社会流动受到结构性限制的阶层体系。共享经济的扩张与非传统就业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青年的就业不稳定性，削弱了其实现经济独立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社会流动性的困境不仅加剧阶级固化与贫困的代际延续，也动摇了美国青年对“美国梦”的核心理念的信心。在收入差距拉大、就业不稳定、教育和住房成本攀升的多重压力下，美国青年实现经济独立与向上流动的路径愈发受限。在美国，“努力就能成功”的信条正在失去现实支撑，机会受限的社会结构催生了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抵触情绪与系统性不满。
三、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有限影响
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失衡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持续上升，成为政治舆论中的重要变量。然而，这一思潮更多表现为美国青年对某些特定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的支持，而非将社会主义视作可以全盘接受的政治意识。福利平权、经济正义等议题吸引大量美国青年参与政治讨论，但其政治实践能力受限于制度壁垒、文化惯性与认知分化，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政治变革力量。
(一)美国青年社会主义倾向的趋利性
美国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度不断上升，但就其本质而言，这并非源于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而是一种受工具理性引导、在政策导向层面形成的趋利态度。千禧一代与Z世代更倾向于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对现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的理论框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多集中于全民医保、免费大学、绿色新政等福利政策方面，旨在通过改良现有经济体系以改善自己不利的经济地位。
这种“选择性社会主义”体现为对经济再分配与社会保障的期待，同时明显回避高税收和国家干预。这反映出美国青年的理想诉求与现实利益之间存在张力。2024年美国大选数据显示，尽管整体上看美国青年中支持进步政策者较多，但特朗普在18—29岁美国男性中的支持率高达56%,在Z世代选民中获得了6%的支持率。这表明，美国青年选民在政策选择上呈现出实用主义倾向，处于分裂态势。
相比制度替代，美国青年更关注短期经济利益、就业机会与财富积累路径。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去监管、重振制造业等民粹主义经济主张，吸引了部分追求经济独立、对建制派改革失望的青年。皮尤研究中心指出，Z世代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并非如预期般那样一致。一方面，他们对收入增长停滞与不平等感到焦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日益质疑政府实施大规模干预政策的实际效果，部分人甚至认为，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更具现实可行性，能够提供更多机会与更好的未来。
(二)美国两党的政治垄断导致的排斥性
美国长期实行两党制，民主党与共和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严重压缩了第三党派和独立候选人的发展空间，也制约了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青年中走向制度化的路径。加之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传统，这使美国青年的社会主义改革诉求难以突破既有的体制壁垒，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
虽然民主党在部分议题上接纳了进步政策，但其整体立场依然偏向温和，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党始终坚守自由市场理念，反对政府干预，并长期将社会主义描述为激进的、违背美国精神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党派对立中，特朗普进一步强化其反社会主义立场，借助全民医保、免费大学等议题，将社会主义与专制政体相类比，提出“滑坡论”,强调社会主义将侵蚀自由市场、破坏创业精神，并使个体过度依赖国家。
同时，美国的单一选区制构成第三党发展的制度性壁垒，使主张社会主义理念的候选人难以在全国选举中取得突破。尽管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美国青年中的影响力提升，但在选举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主党的平台来推动改革。对建制派力量的依附性以及党派间的策略摇摆，限制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性及其在制度外的发展空间，难以孕育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力量。由此可见，尽管社会主义在思想层面获得部分美国青年的认同，但其组织化与制度化仍受到现有体制的严重排斥，面临发展瓶颈。
(三)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性
美国青年在支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在认知上也面临着理念诉求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国家财政能力与社会保障需求之间难以协调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突出。对于背负学生债务、面临经济不安全的美国青年而言，福利型社会主义所要承担的财政负担与税收成本正成为影响其政策接受度的关键变量。部分美国青年在支持全民医保、免费大学等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家债务上升以及高福利开支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问题，因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审慎的态度。美国青年在政策立场上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策普遍持积极认同的态度，而工薪阶层的青年则更看重就业与收入保障，对深层制度改革的可行性存有疑虑。布鲁金斯学会2024年的报告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话语在美国的高校和高学历青年中较为流行，但其政治动员未能有效触及美国农村地区以及非大学生青年群体，影响范围仍然有限。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吸引部分青年选民，尤其是保守派青年，关键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原则的坚守、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强调以及对“进步主义主张”的排斥。他通过反社会主义立场与民粹主义话语的结合，构建出一种针对建制政治的反叙事逻辑，与部分对现有体制失望的年轻人形成共鸣。尽管其经济政策体现出典型的保守主义特征，如减税、放松监管、鼓励私营部门发展等，但在政治传播中，这些政策被包装为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修正，承诺通过市场机制带来实现经济增长与阶层跃升的机会。这一策略成功吸引了那些更信任市场机制而非政府干预的美国青年选民，尤其是初入职场者。他们普遍将特朗普的经济主张视为一种更具“机会创造”潜力的现实路径。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承诺，为自己成功塑造起“体制外人士”的形象，以争取那些被建制派忽视的左翼青年。他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对全球化的批判以及对国内就业问题的强调，挑战了长期主导美国政策的自由主义共识，使其成为部分寻求打破既有体制的青年选民眼中的“替代性”选项。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以来，美国18—27岁青年，尤其是其中的白人男性出现明显右转趋势，并日益成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这一代年轻人正经历意识形态重组，更倾向于支持非传统的政治候选人，强调现实利益，主张突破既有的政治格局，这就为民粹主义方案在美国青年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
(四)个人主义文化的抗拒性
文化结构是制约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因素。个人主义作为美国青年国家认同中的核心理念，深刻影响其政治态度，弱化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度。个人主义强调自我奋斗、市场优先与政府干预最小化，与社会主义倡导的集体责任和再分配存在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在美国主流政治话语与媒体叙事中，社会主义常被刻意地与专制、极权等负面政治体制相联系。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布斯》等媒体常将桑德斯的政策类比为威权体制，以强化“社会主义威胁自由”的公共想象。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青年群体在接受社会主义时的矛盾认知与抵触心理。
追求个人成功的文化信念在美国保守派青年与乡村青年中仍具有深远影响。许多美国青年认为，这一信念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制度性改革逻辑存在根本冲突。特朗普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不仅体现在经济政策层面，还延伸至对进步文化议题的抵制。围绕种族平等、性别权益、LGBTQ+权利等议题兴起的社会正义运动，在部分美国青年中引发了对个人自由受限的担忧。“政治正确”与“觉醒文化”成为文化争议的焦点，特朗普对此的公开批判不仅赢得了部分美国青年的支持，从而强化了其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形象，也构成对社会主义文化诉求的重要反制力量。
结语
美国青年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经济困境。对美国千禧一代与Z世代而言，资本主义未能提供公平的机会，也难以缓解其现实压力。由此，在美国曾长期遭到排斥的社会主义理念在青年中重新获得支持，并被视为对偏向少数富人利益的经济体制的一种替代方案。
然而，这一思潮的出现在本质上并非源于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而是体现了他们围绕财富再分配、社会保障、教育与医疗公平等议题，在政策导向层面提出的实践诉求。尽管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两党主导的美国政治格局，但整体上看其政治影响仍受限于制度性障碍，包括两党垄断的选举机制、资本对政策制定的深层影响以及第三党政治空间的持续压缩，这些均使社会主义目前在美国难以走向制度化并进入主流政治议程。
与此同时，美国青年群体内部的政治分化日益明显。一方面，部分进步青年致力于推动结构性改革，试图将社会主义理念嵌入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美国青年因对建制派感到失望，转而在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与社会主义政策之间摇摆，甚至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经济主张。2024年选举中，特朗普在年轻白人男性中的支持率上升，表明现实利益考量正在重塑美国青年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政治态度正趋于多元化与碎片化。
总体来看，美国青年中的社会主义思潮能否由边缘化诉求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力量，仍取决于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空间，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在美国现有制度框架内争取更大合法性与实践基础的能力，其未来走向不仅将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也可能重塑全球青年群体的意识形态认同格局。
注释略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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