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曾经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自动的机器体系的使用设想了一般智力的可能性，这正在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奇点来临”而成为现实。通过“一般智力”概念，马克思描述了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智力基于社会知识的历史积累所实现的通用性，而且还表现为一般智力通过将自身物化为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取得的自在的一般性。当下，人工智能已经现实地构成了一般智力的当代对象化形态。从一般智力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可以看到它对于人和物的基本存在方式及其世界观表现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予以充分正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面对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为我们审视人工智能的时代性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一般智力”概念所表征的智力或智能本身的一般化趋势，正在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奇点临近”而成为现实。人工智能作为一般智力的当代对象化形态，不仅实际地扬弃了一般智力的自然智能形式，而且潜在地创造了联结人的智能和物的智能的沟通桥梁，并由此构成了当下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透过“一般智力”的思想棱镜，可以为我们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提供一定启示。
一、“一般智力”问题的缘起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马克思在谈到劳动资料在“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最终发展成为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的过程时，曾经描述了一般智力通过将自身表现为机器（体系），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最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莫过于下面的经典段落：“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围绕这一段落以及其中提出的关键词——“一般智力”概念，国内外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解，无论是得是失，都需要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加以认真对待。然而，一方面，应当指出现有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语境。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动的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不仅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为劳动的资料，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也就是说，马克思试图研究的是作为固定资本的自动机器体系，而不是自动机器体系本身。所以，讨论一般智力问题，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语境，而将之窄化为纯粹的技术哲学问题。就此而言，正如国内部分学者所说，当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命名为“机器论片断”时，恰恰忽视了其中包含的社会关系维度。另一方面，即便仅就技术问题本身而言，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却也被现有讨论中的技术工具论立场所遮蔽了。以保罗·维尔诺的观点为例，他之所以会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一般智力’将自身表现为活劳动的方式”，是因为他认为完全等同于固定资本和“对象化在机器系统中的‘科学力量’”的“一般智力”是同活劳动相对立的。而在后福特制的条件下，“一般智力”作为不能被简化为固定资本的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它表现为多个活生生的主体的相互作用。换言之，真正的“‘一般智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道德倾向、心理和‘语言游戏’”，这些活动都实际地表现着人的主体性。事实上，不仅维尔诺对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存在一定的误解，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等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维尔诺所列举的一系列专属于人类的主体行为也正在被作为“物”的智能机器所复现。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进行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条件，进一步分析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
二、重思马克思对于一般智力的设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自动的机器体系的使用设想了一般智力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一般智力”概念刻画了智力或知识本身的一般化趋势。这一趋势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层面。
1、作为通用能力的一般智力
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的实质是知识。所以，一般智力来源于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的认识的对象化。然而，正如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往往在内容上等同于认识论，因而很难被严格地区分开，表现为知识的一般智力作为对象化的人类认识，同样没有因为将自身仅仅表现为对象化的形态（如维尔诺所说），而丧失了能动性，同人类认识或活动的原则相对立。一般智力本身就表现为自动化的过程，是“自行运转”的、自动的知识，它“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因此，尽管一般智力由于其对象化的性质而对于工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并进而造成了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但这并非意味着一般智力本身是无活力的，只是被动的或惰性的物质现象，它同样是“活的”、能动的，是“自为存在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一般智力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一般社会知识”，也就是由于其社会化的性质而具有一般性，即通用性。类似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即作为“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作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统一，智力本身同样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统一。前者表现为特殊形式的具体知识和技能，其应用于各种特定的专业场景，如一定的文艺知识、科学知识、工程知识等；而后者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它并非意指“劳动者个人的科学素养”，而是“更一般的思维态度”，“这就是语言能力、学习能力、记忆能力、抽象和联系能力以及自我反思的倾向”，即“思想能力本身”，其通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情景。然而，作为“智力一般”的一般智力所具有的通用性，并非来自康德所主张的人的认识能力的先验构造，而是根基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生活决定意识”，因为“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正是通过社会知识的历史积累，最为通用的一般智力形式才得以涌现。就此而言，“一般智力”和“劳动”一样，都“是现代的范畴”。
2、作为一般自在的一般智力
由于纯粹自在的智力本身是难以被直接把握的，而只能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来得到间接的表现，因此，就像价值本身在交换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交换价值（价值形式），一般智力也同样有它的表现形式，即作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这些“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作为“直接的生产力”，是能够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不是在自然界中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正是在对象化的机器体系中，人证明了自己的智力的存在。与之相关，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曾给“实践”概念下过一个定义：“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实践之所以被恩格斯定义为实验和工业，是因为正是在实验和工业中，人证明了自己的认识，即知识的力量：实验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予以对象化，从而再现了自然的过程；不仅如此，工业还能依照人的目的对自然的过程加以复现和改造，制造出新的产品。正是通过实验和工业，人实现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造成了自身知识力量的对象化。因此，自动的机器体系作为工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的结果。
因此，一般智力尽管来自人类的认识能力，但并非专属于人类，而是潜在地具有跨越人和物界限的一般性质。随着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机器取代人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体。换言之，“类的历史是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动转化为社会主体（一般智力）控制物质生活过程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就像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本身成了“自动的主体”，一般智力的诞生也标志着智力本身脱离人而实现了“主体化”，即表现为自动的机器体系。“技术发展中的划时代的变革表明，工具活动的活动范围内所包括的人的全部机体活动——首先是执行器官的活动，然后是感觉器官的活动、人的机体能量的产生，最后是控制器官（大脑）的活动——是怎样一步步地转移到劳动资料上的……最后，全部劳动过程将脱离开人并且只和劳动资料相联系。”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一般智力取得了自在性，好像表现为独立的“主体”。由此，马克思便通过“一般智力”概念标识了自动的机器体系所表征的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它使得“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
3、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所关注的并非一般智力本身，而是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应用。一般智力的诞生，即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发展过程。所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马克思并不是在阐释一个纯粹的技术哲学问题，而是将对于一般智力的考察视作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环节。
其一，从一般智力的形成史看，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资本必然趋势的实现，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这是因为，对必要劳动的否定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大剩余劳动的范围，因而能更大范围地攫取剩余价值。所以，根据资本增殖的必然趋势，由于“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从而造成自动的机器体系生产的自动化。
其二，从一般智力的发展现状看，自动的机器体系造成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就此而言，这不仅意味着科学技术将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而且还实际地造成了科学技术同人的对立，导致工人反对机器。
其三，从一般智力的未来前景看，马克思指出，尽管“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自动的机器体系本身就是“炸毁这个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它将扬弃自身的资本主义应用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具体而言，通过一般智力的繁荣，“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机器劳动完全取代了人类劳动，那么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价值并不会变得无法被计算，而是衡量价值的标准本身将得到改变，即人们的自由时间将会替代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对此，马克思预言，一般智力的发展会把人的社会必要劳动降低到“最低限度”，增加所有人的自由时间，劳动本身越来越失去其谋生性质，使得人的自由时间替代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价值的尺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总之，通过“一般智力”概念，马克思描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自动化机器体系的使用所表现出的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一方面，这种一般化趋势体现在一般智力作为“一般社会知识”基于历史积累所实现的通用性，它不仅适用于各种各样的专业场景，同时还广泛地通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具体情境，从而现实地表现为“智力一般”。另一方面，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还体现在一般智力通过将自身对象化为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取得的自在的一般性。尽管来自人的认识能力，但一般智力并非专属于人，而是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存在。由此，“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即“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三、人工智能：一般智力的当代对象化形态
如果说马克思所面对的主要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自动化机器体系，因而他对于一般智力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征的话，那么当下作为智能化机器体系的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使得一般智力的前景变得愈发现实。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深度求索”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内容生成、推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开启了通用人工智能深度探索的新篇章。人工智能不仅以其通用化的发展承诺标识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和要实现的目标，即作为“奇点”的通用人工智能，达到超越人类智能通用性的临界点，而且还以智能化的形式超越了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发展阶段，表现出“自主”的行为，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表征着一般智力的一般化趋势。可以说，人工智能已经现实地构成了一般智力的当代对象化形态。从一般智力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的当下发展，可以看到它对于人和物的存在方式及其世界观表现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予以充分正视。
1、经典世界观：人和物的二分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一词最早出现在达特茅斯会议的会前提案《关于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的建议》中，其命名者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先驱——约翰·麦卡锡。他指出，人工智能的假设在于“智能的学习或其他任何特征的所有方面，原则上都可以精确描述，以致可被机器模拟”。麦卡锡的本意是用“人工智能”这个新概念强调一种不同于人的自然智能的一般化智能形式，但正如部分学者所指出的，在“人工智能”的命名中，“人工”与“智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逻辑矛盾。这种状况的形成显著地受到了“人工智能”概念命名中“人工”一词的影响。“人工”与“技术”的发源词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二者均表示区别于自然的、人的制造活动，故而兼有不真实的或虚拟的含义。换言之，人工智能作为“人工的自然事物”，其名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概念的自身矛盾实际上根源于一种严格区分人和物的传统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严格地区分了自然事物和人工事物。正是因为真实存在一个不同于物而专属于人的世界领域，人才得以通过实践，运用技术手段，将原本不属于物的人的性质投射到物之上，进而造成非自然的人工事物的诞生。所以，当我们提到一个事物是“人工”的，其前提首先在于对人和物的区分。实际上，这一区分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在《物理学》中严格地区分了“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和“不是自然构成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其原因和根据就内在于自身之中；而不是自然构成的事物，则是和自己存在的根源相互外在的，是由于一个在自身之外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外在的“变化的冲动力”就是人的技艺，因而这些人工事物便具体表现为“技术制品”，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发展，人的劳动能力或技术本身经历了一个逐渐对象化的过程，从而不仅取得了作为机器（体系）的独立存在形式，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表现为技术的“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由此，在人类实践的作用下，现代的自然已经成为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集合体。原初自然是指自在的自然，它作为“感性的外部世界”，构成了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物质前提。人化自然则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中介和对象的自然：“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换言之，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体现着投射于其之上的人的性质，它表明自然事物对于人的生命的全面敞开，是可以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和运用的。从存在方式来看，原初自然和人化自然只是潜在地作为人的劳动的结果，因而仍然属于自然事物的范畴。与之相对，人工自然则完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表现为人工事物。随着人的劳动能力的历史发展，起初仅仅作为个别的技术制品而存在的人工事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于乃至宰制人的“庞大之物”，即大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机器体系。由此，劳动者和机器的斗争便具体地表征着人和物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就此而言，尽管使用“人道主义”一词来评价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立场或许失之偏颇，但是这一评价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是因为，即便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人和物的区分同样是一种基础性的世界观。概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之所以是“异化”性质的，其原因正是在于人与物的地位的颠倒。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者同“他自己的活动”的关系就被马克思称作人的“自我异化”，而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关系则属于“物的异化”。再如，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马克思在谈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异化现象时，同样是以人和物的区分为基础，即“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人和物的这一对立正是出现在“人工智能”命名中的矛盾。在传统的世界观中，“智能”的现象被认为是专属于人的，而“人工”则是用来形容物的属性。“人工性”概念所折射出的人和物的真实差异，便构成了一种传统的世界观。
2、人工智能对经典世界观的挑战
如果说“人工智能”的概念争论体现了一种对于人和物进行严格区分的经典世界观，那么人工智能的当下发展则很好地回应了麦卡锡的命名初衷，这也就是马克思通过“一般智力”概念所设想的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它表明严格区分人和物的边界的传统世界观正在被打破。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发展表明，智力本身完全有可能实现一般化，表现为一般智力，而不再仅仅归属于人，被人类的自然智能所垄断。按照马克思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经典解说，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类存在物，这“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就是他的普遍而自由的劳动能力。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人可以将整个自然界作为实践的对象，由此体现了自己的劳动能力的通用性；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作为对象，从而确立起独立的主体性。二者是相互映现的，即人的类本质是普遍的，人才有可能自由地面对自己的对象；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人才有可能将普遍的存在作为对象。由于人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智力或知识的物化过程，因此，“普遍而自由”的类本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指向人的对象化活动，而且标识着人的自然智能的一般化性质，即一般智力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表现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类特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所在。然而，基于大数据训练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正在通过不同的技术路径，构建超越专用智能系统的一般认知框架，逐步实现对人的自然智能的“普遍而自由”特征的模拟与超越。换言之，原本被视为专属于人的一般智力，正在突破人类自然智能的生物载体限制，被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以不同物质载体和运行机制重新实现，使得智力本身现实地展现出一般化的发展趋向。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原本透过“人工的”这一限定语所折射出的人工智能仅仅作为物的存在方式也正在被消解。这尤其体现在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人机交互的各领域所展现出的颠覆性的泛化能力和自主交互能力，在形成全新的人机关系的同时，也对主体性概念本身产生了很大影响。人工智能是否已经构成了不同于人的全新主体形式？从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研究现状看，这仍然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否认同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本身都是客观的，其具体地表征着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不仅“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而且人工智能同样可以像现实的人一样进行思考和“生产”，从而具有“表现自己的生命”的形式。在原则上，人类的自然智能和机器的人工智能所共有的一般智力或一般智能的形式应当成为当下我们思考二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总之，智力本身的一般化趋势表明，原本专属于人的智能现象现在也可以为物所占有，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作为潜在的不同于人的主体而存在。人与物的世界观边界正在开始变得模糊，这对于严格区分人和物的传统世界观构成了挑战。
3、具身性与经典世界观的未来
虽然人工智能作为一般智力的最新发展已经开始挑战严格区分人和物的传统世界观，然而传统的世界观仍然难以被完全克服。
一方面，就这种世界观本身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具身性维度所代表的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不可还原的真实差异，构成了实现一般智力的重要挑战。对于一些新唯物主义者而言，身体或是重新建立人和物联系的重要视角；而在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进程中，身体所代表的具身性维度可能正在成为重大阻碍。尽管有观点认为要求人工智能完全还原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全部人类智能形式是完全不必要的。例如，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曾作出“具身智能”和“非具身智能”的区别，他认为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造就与人类机体一模一样的材料，而只需要通过机器模拟人类的智力本身。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赫伯特·西蒙也认为可以“在无需详述外部或内部环境细节的前提下，精准把握（人工）系统的本质特征与行为模式”。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却表明，具身智能强调智能实体与其物理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之一。由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对于人类智能的仿真便离不开对于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本身的还原。也就是说，身体所代表的具身性维度构成了人类智能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模仿人类智能正是人工智能早期发展至今的重要策略。缺失了具身性维度，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之间便或许只是“类而不同”的关系。
除了来自科学观点的争论，不能忽视一般智力的具身性维度的另一原因则在于世界观本身的层面。这是因为，身体的在场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得以可能的前提。从现象学的观点看，身体“本身也拥有一个可供人格自由活动的周在（Umwelt），也就是说，在这个周在范围内，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驾驭其中所有的事物。人的一切具体的自然权利完全源自这样一种基本事实”。作为人的自然权利，财产权所规定的正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它之所以是可能的，是由于人的身体的存在，物才能进入人的周在；基于身体的场域，“人格”便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存在的范围内占有物。就此而言，“从本质上规定物的不是物是什么，而是这样的事实：物确凿无疑地归属于某人而非其他人”。这是一种古老的单向占有关系：人可以占有物，而物不能占有人。并且，即便在离开周围存在之后，这一关系也能通过法的形式被规定，构成人对物的财产权。因此，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发展既改变了智力本身的属人性质，同时也正在消解人工智能作为物的存在方式，使之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主体”，从而在双重的意义上挑战了严格区分人和物的传统世界观，但传统世界观仍然可以通过人的身体的在场抵抗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
另一方面，除了一般智力的具身性维度，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也进一步助长了人和物相对立的世界观。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本身固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人类同其他自然也是相互外化的，自然的人化也是仅仅就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言，从而“有机”与“无机”的差别便构成了人与物的物质界限。由此，身体才得以作为人占有物的周在范围，造成人占有物的财产权利。进一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私有财产作为“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便具体地表征着自然界同人的异化关系。换言之，人和物相互对立的世界观正是在观念上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的诞生作为物的领域的最新发展，从属于固定资本的发展过程。
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人和物的实际对立及其世界观也取得了它的最新表现。就像19世纪初工人反对机器的卢德运动一样，当下同样出现了各种有关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劳动、即将造成劳动者大规模失业的言论。究其原因，同19世纪的自动的机器体系一样，人工智能的诞生同样并非“纯粹”的科学进步，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必然趋势的结果。人工智能作为固定资本的最新发展，正在“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从而不仅不会“自动”地造成人的解放，反而会在短期内造成人的劳动条件的进一步恶化。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物，从属于固定资本的最新发展，而同劳动的原则相对立。这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即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结果；同工人对立的并非机器本身，而是资本对机器的占有。不仅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人对物的占有形式有赖于人和物的区分，并且这种世界观所表征的现实世界的结构同样为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外化提供了现实的前提。
反过来，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人和物相互对立的世界观也取得了最为极端的可能性，那就是人的劳动对于作为物的资本的实际从属。对此，马克思指出，不仅从属于资本并非最适合自动的机器体系的生产关系，而且随着“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而造成的“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以及在质的方面“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换言之，“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将会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而解体，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的解放创造条件。由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扬弃人和物的抽象对立的世界观，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价值的尺度本身也不再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进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概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所缩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没有被转化为人的自由时间，反而会延长相对剩余价值时间，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将越来越失去其“谋生”性质，“达到人的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由性与人的生存生活意义上的必然性的统一”，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造成的“剩余”劳动时间将成为真正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从技术发展的现状看，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最有可能的近期发展趋势是二者仍然会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差别：人工智能将会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智能，反过来，人类智能也将在某些领域（如具身性的维度）保持着长久但非永恒的优势。尽管从一般事物的反应特性到人类智能的形成存在一系列的环节和界限，但在世界观的领域中，随着人工智能在某些行为或“生命”活动领域实现对人类智能的几乎完全的复刻乃至超越，自在的一般智力也将取得它的世界观表现，从而对严格区分人和物的传统世界观构成挑战。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本质的前提在于人自身能够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这使得人类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就像“中文屋”思想实验所指出的以“图灵测试”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观点的错误性，人工智能所表现出来的“智能行为”，未必就等同于它实际地具有一般智力。就此而言，对于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不同于人的另一主体的讨论或许仍然为时尚早，但从主客体相互生成的内在关系的角度看，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毕竟已经创造出了与人具有主体互动性的社会存在，因而当下考察一般智力问题便离不开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交互性质。借由不同智能形式的交互，一般智力不仅取得了现实的表现，更具体地表征着人机之间的“主体间性”：人工智能既是人类认知延伸的工具，更是与人类存在相互影响、共同进化的“共生”关系。因此，无论是否承认一般智力的自在存在，我们都需要以不同于严格区分人和物的传统世界观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走向人机共生、人机共赢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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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润坤：《ChatGPT中的“一般情感”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2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注释从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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