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脚下这片土地上自然所留下来的每一缕太阳和每一个人所踩出的每一个脚印都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开始封关运作。在这个事实性的描述语句中我们会被语言本身的阅读所关注于两个重点词汇，一个是“自贸港”、一个是“封关”。而这两个词在一般的词义语境下会将我们的判断下意识的指向一个贸易流通频繁而经济繁荣的港口城市，诸如“香港”、“新加坡“等地方。然而我们在这种语境下会被无意识遮蔽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海南是一个省级行政区，对于这个省级行政区，其首先有一个整体的在中国整个地区之中的定位，其次在它其中有细致的不同区域的不同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划分，正如江苏省内的苏南苏北、安徽省内的皖南皖北皖中……故”海南“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看作一个类似于”香港“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独立经济概念。所以要想对海南自贸港进行一些判断我们需要重新先去梳理海南的外部角色和内部划分。
在中国，对于任意某一区域的政治作用判断和经济收支分析都离不开国家这一角色，在其现实性上国家它通过大规模性的发展战略铺路，根本性的财政制度实施，以及权威性的行政权力配置，主动去定义塑造改变区间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关系。这些都导致了在某种特定历史时期下国家整体针对某个特定政策的资源性倾斜，而非均衡的资源调配。那么在这种视角下，就可以对海南这座岛自建国以来的角色定位做出一个大致上的判断和研读。
在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建省之前，海南归于广东省管辖，在这一时期海南刚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经济生产结构由旧社会的封建农业生产迈步到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生产。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广东地方也先后多次派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知青来到海南在帮助当地开荒发展农业的同时维持戍边保卫海疆的功能。在这一时期，受制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海南更多扮演的是一个边疆备战领土，只能发展农业的这么一个牺牲身份。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十年进行，广东省在经济上大举前进，它与海南已经有了明确的不同功能上的差别，同时国际大环境改善，战备压力减小，在这种情况下海南在1988年4月13日建省与经济特区，开始对外开放的第一步。当然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劳动力要素、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融资能力等各个方面，海南与广东肯定是相差甚远。同时，海南作为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岛屿，有全年暖热，光热充足等条件，适宜发展旅游业。最终在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启动。而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受制于环境保护和历史因素（从无到有的困难）两方面，海南的工业发展并不在整体的规划内。最终在2024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0.5：18.9：60.6。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看作是封关前的一个基本已有的产业结构比例，仍然是一个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业旅游经济，作为整个中国的“度假胜地”存在。
而整体上在我们对海南做了一个大致的把握之后，我们就应该对海南做了一个大致的内部划分。而在海南这里，第一自然的能量大于第二自然的能量。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自然地理学界有这么一个论调，就是在海南进行“碳中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海南在自然规律上来看它每十年会有一次巨大的台风，从而导致在这十年内树木所固化的二氧化碳由于树木的倒塌而被土壤重新分解释放到空气中。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没有完全被人类社会所抵消掉，而这里又是一个以旅游业为基础的省份，所以自然因素在经济产业的划分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位置。
而我们大致可以将海南省分为琼东、琼西以及琼中三个部分。琼东面向开阔的南海，长期受东南季风和台风侵袭，海洋动力作用强，海岸侵蚀与堆积过程活跃。从而因此形成了良好的沙滩与海水，沿着这些自然景点开发出了诸多风景区，以滨海旅游房地产、高端度假酒店和景区建设作为主要产业。而琼西则是位于北部湾盆地南缘，这里地质结构相对稳定，沉积作用显著。这里依托深水良港，比如说洋浦港，以石油、天然气开发和港口物流作为主要产业。琼中则是大面积的农业种植区，主要是产出经济作物，主要以橡胶和槟榔为主。
至此我们大致就已经对海南有了一个长度（从历史的时间顺序来讲）和一个宽度（从岛内部的各地区情况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这里我们尝试去重新定义出了一个更加现实的海南。
那么我们再重新回到海南自贸港这个概念中去，那么前半部分“海南”我们已经大致理清楚了，而后半部分“自贸港”我们要将其重新去放到这个语境中去看。在这里我们需要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当我们谈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发展”，甚至可以更扩大到“不管黑猫白猫”的“发展”。而“港”是一个商品交换的物流场地，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去讲，港口也不单单是港口本身，而还与其背后的铁路和港口经济贸易带以及铁路所连接的工业区所紧密相连。这里我们可以把2024年全国吞吐量前十的港口列在这里：1.宁波舟山港2.唐山港3.上海港4.青岛港5.广州港6.日照港7.苏州港（内河）8.天津港9.烟台港10.北部湾港。而显而易见的是，海南中的任何一个港口它背后所配套的地理优势、铁路运输、工业区的矩阵优势都与前九个港口没有任何优势点所在的。我们可以更直接地去说，由于海南的地理位置无法改变、环保政策无法改变（这里是一个塑料都必须使用可回收塑料的地方），铁路、公路运载量都受制于地理位置有一个上限，环保政策和地理位置又都受制了工业区的发展。在这里唯一能匹配的就是广西的北部湾港。
琼西也恰恰在北部湾盆地的东部，在这里也匹配了北部湾港原有的功能。这里我们可以补充说明北部湾在广西的地位。北部湾是一个进口港，它负责进口工业原材料，在进口后再在广西当地对进口来的原材料进行重工业的初步加工，最后通过广西的铁路系统运往西部支援建设。而这个问题就又回到了原点，无论是方便的铁路系统还是配套的重工业都是海南所不可能拥有的。这里我们对比于其他优势港口，海南这里最大优势可能仅仅剩下水果运输与人员流动，而这两者又不会是大型的牟利点。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海南自贸港本身作为港口这个功能的发展增长点就会被悬置起来存疑。
当然这里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即将地缘政治的因素考虑进去，将海南的定位重新放到“一带一路”的位置上去，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可以避开“一带一路”本身自带的投资和回款问题不谈，专注于地缘政治这方面。地缘政治中最容易把握的点就是地球本身长什么样子是静止不动的，从中东波斯湾开出来的运油船它要想将石油运送到需要用油的东亚去就一定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且在东南亚附近补给。其实也不仅仅只有运油船，所有“印度洋——太平洋”航线上的所有货船都是这样。而海南对比于新加坡没有其优势到近乎于完美的地理位置，也没有香港在旧的殖民体系下所留存下来的历史条件，要想在这种残酷的补给港口的市场竞争中获胜，恐怕就只有诉诸于中国在获取了东南亚霸权了吧，而东南亚霸权真的是现在的中国能够获取到的东西吗？我想即便是最极端的国家主义者都不会做出这种构想。
那么我们分析到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所有的条件都不适于使海南以一个“自贸港”中的“港”来发展的话，它的所有定位就又回到了经济特区这一范畴中去，其实实际上还是旧瓶换新酒，区别就是在于借助封关政策中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来给资本提供更多的便利，就像是原来所一直提到的各种经济特区一样，只不过是具体实施的政策不同罢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回到了经济特区的启动和发展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这里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外部资本注入作为发展的启动资本。而这里又会必然所触碰到一个重要且严重的问题，就是本地和外来两种势力的的矛盾。而这里在海南，却又是因为旅游经济而被转域到旅游区和生活区的划分，居住在生活区中的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大多都来源于旅游业及其配套产业，从而也导致了当地阶级矛盾在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域的不同及当地无产者对外来收入的依赖而变得遮蔽和隐晦起来。
这里其实最典型之一的例子就是海南炒房热。在改革开放之初，其实是在类似的历史背景下，海南参考深圳的经验（其实也是中国后来普遍推行的方式），通过土地买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可以被我们称作基建资本主义的手段来招揽资本、谋求发展。在建省之初的1988年，海南的商品房均价为1350元每平方米，而在1991年刚提出开始发展房地产建设海南时，是1400元每平方米。从1991 年开始，海南的房价在3年内涨了五倍，于1993年达到高峰7500 元每平方米，对标了上海在13年后2006年的水平。按照人民币的贬值计算，7500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年大约50000元人民币。
这种房价的飞速上涨的原因当然要归结于在发展房地产和基建的旗帜下所引领出的投机浪潮。在房地产行业中，房价肯定会与土地的收购价格作为其中的成本价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投机浪潮中，资本按照其生产周期和金融杠杆开发出了一套 “抵押土地—获取贷款—购买新地”的迭代式土地购买套路，同时也出现了仅凭设计图纸（即“楼花”）就能进行预售回笼资金的情况。非常讽刺的是，在后面大兴房地产开发和土木建设的后30年间，中国这片土地上依然是采取着类似甚至于完全相同的套路，直到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使得杠杆无以维持，最终在整个大地上吹破了房地产的泡沫。同时，也像后来的历史一样，海南这场改革开放初的泡沫“燃料”几乎全部来自金融体系。当时存在两个关键的“70%”现象：进入海南的资金总量中，约70%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这些房地产资金中，又有约70%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与信托的信贷。在30年后今天回望，我们发现也恰恰如我们常谈的那样——想必人们也确实从历史中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教训。
而在这五年内的海南，工业用地出让单价从每亩15万元急速攀升至600万元。房地产业一跃成为地方经济的绝对主导，其交易额一度占据海口市GDP的83%和三亚市GDP的74%。在投机的巅峰期，这个人口仅约650万的岛屿上竟云集了超过两万家房地产公司，相当于每300位居民就对应着一家开发商，这究竟是一种多么疯狂的投机行动驱力下才能得到这种结果。
由于土地价格持续飙升，投机收益远超实体开发，导致大量地块在多次转手后依然荒草丛生，从未动工。一块土地在“击鼓传花”中可能被倒手十几次，更有甚者，投机交易有时不再依赖实体土地，而是围绕一纸“土地批文”本身展开炒作，仅凭获得审批的文件即可被多次转手牟利。而在这其中，社会的真实财富和普通百姓的收入并未增长。蛋糕既没有被做大，分配蛋糕的方式也没有改善，反而是通过炒作蛋糕的包装袋和礼盒让这些投机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天底下从来都没有什么新鲜事。
正如和今天大规模的房地产危机所爆发产生出来的结果一样，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很快产生了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导致了社会资本的严重错配，挤占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积累了巨大的长期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同时助推了通货膨胀，抬升了社会生产和民众的生活成本。此外，各地为争夺投资而“多头批地、竞相压价”，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大量流失。更为严峻的是，这场主要在内部空转的投机游戏，将巨大的风险最终都沉淀在了国内银行体系之中，严重威胁金融稳定。在此环境下，需要长期投入和经营的实体产业被彻底边缘化，区域经济完全建立在虚幻的投机需求之上，缺乏坚实的产业基础。这个苦果，海南消化了30年仍然无法完全消化，当时的海南确实处在高新发展的前沿，大量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实业，如我们熟知的天涯论坛和当时被人们所称道的海南马自达，都随着房地产的泡沫破裂而走向没落与消失。在今天的海南地图上，仍能看到这些企业所留下来的规划痕迹，诉说着那些起步便胎死腹中的事实。
而随后的1993年，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严禁银行向房企发放新贷款、大幅提高利率以紧缩银根等，最终切断投机链条的资金来源。然而泡沫破裂后的景象仍然是触目惊心。海南房地产市场在强力调控下发生断崖式崩溃，房价一夜之间暴跌超过85%，部分热门区域房价从每平方米近万元跌至不足千元。据估算，高达约200亿的资金在短期内急速外逃，岛内金融体系流动性骤然枯竭。行业生态随之全面瓦解，岛上约两万家房地产企业中，超过1.5万家申请破产，超过3000家开发商选择撤离，留下了遍布全岛的“烂尾楼”奇观。据统计，全岛共遗留下超过600栋烂尾楼，涉及规划建筑面积超1600万平方米，以及约1.8万公顷的闲置土地，和大量未完工的工程诉说着这座岛屿的伤痕。
为处置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遗留问题，海南进入了长达十余年艰难而复杂的善后清理期，实质今日，这场危机的种种遗留仍然不在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海南这片土地。作为这场危机中一个阶段性的后果，更深层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被引发了。大量房地产贷款成为呆账坏账，最终集中爆发于地方金融机构。1998年6月，因严重资不抵债、无法应对挤兑潮，成立仅不到三年的海南发展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并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其债权债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破产的省级商业银行。
同样是招商引资，同样是经济特区，同样是改革开放，然而海南却和深圳所呈现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来自大陆的投机者们就像一阵台风，刮过了这座中国最南端的小岛，给海南本地留下的却是一地狼藉。
在炒房的热潮褪去之后，海南开始定下了发展“国际旅游岛”的战略目标，外来资本自然是被又一次地牵进其中。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曾写进中国政法大学教材的海南“棋子湾旅游开发纠纷案”。
棋子湾，是位于海南岛西海岸的一片原始海湾，以“万亩沙漠落海南”的奇景闻名。在21世纪初的海南旅游业开发招商热潮当中，本地商人陈琼帮等人响应号召，成立昌江棋子湾琼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怀着建设家乡的愿景，与昌化镇政府签订了开发协议，投入数百万元进行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然而，仅仅两年后，政府便以一纸《通知》和《会议纪要》，单方面终止了协议，理由是该协议本身在法律层面存在瑕疵（如乡镇政府无土地出让权）。由此，一场被法律界称为经典案例的“民告官”马拉松式诉讼正式开启，上百场官司从基层法院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随着时间推移，棋子湾的规划蓝图不断升级，矛盾也从简单的政企契约纠纷，演化为更为复杂的外来资本与当地利益之间的深层冲突。恰恰在此时，更大的外来资本开始登场。2014年，计划总投资高达120亿元的“世界名牌旅游购物度假村”项目高调奠基，规划包含18洞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奢侈品牌酒店及欧洲风情小镇，宣称要打造“地标性旅游胜地”。这一项目与政府后期引进的其他大型旅游地产项目一起，将棋子湾推向了“高端化”、“国际化”的快车道。然而，这种以高尔夫、豪华酒店为符号的“迪士尼”化的开发模式，就像巴塞罗那如今的海边一样，与早期以琼昌公司为代表的本地投资者所进行的相对低密度的生态旅游开发构想已截然不同。
在这个过程中，以琼昌公司为代表的早期投资者，虽然完成了部分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但其开发模式、资本体量与政府后期追求的“招大引强”目标不匹配，在规划调整中被边缘化。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型度假村项目虽然承诺了巨额投资和税收，但其封闭式、高消费的运营模式，已经将当地的普通居民和本地就业排除在资本的新发展蓝图之外。在这种开发模式之下，当地的普通居民只能被迫被排斥到无产者这一生存处境之下，自然风景旅游资源这一生产资料已经被外来的资本随着城市规划的步伐所牢牢掌控。这正如当时一些基层观察所指出的，资本和政府共同规划的蓝图，“把农民撇在了一边”。
而最终，棋子湾的困局，以琼昌公司长达19年的诉讼、从索赔40亿元到最终寻求9000万元补偿的妥协姿态；广大当地居民被排斥在资本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收益之外，画上了一个充满疲惫感的逗号。
时至今日，这种外来和本地之间的矛盾仍然深存于海南的土地之下。2025年底，海胶集团加钗分公司在琼中县清理村民槟榔树，这一行为引发了广大村民的普遍不满。大量的琼中村民来到位于加钗农场的海胶集团的办公处前进行集体示威抗议。最终以在村民行动了诸如掀翻汽车等一些暴力行动后被警察清场作结。在这场不大但却既具有代表性的阶级斗争中，清晰揭露了作为外来资本与本地村民之间难以调和的对于作为农业生产核心的土地物理空间控制权的矛盾。
对于海胶集团来说，逻辑是清晰且刚性的资产阶级法理逻辑。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从控股股东海垦集团手中租赁了海南岛超过300万亩的土地，平均每亩年租金仅约60元，租期长达30年并可续期。公司手握政府认可的“红线图”，对特定地块拥有合法使用权。当发现村民“长期非法占用”土地种植槟榔后，打着维护国有资产安全的正当旗号，暴力地在未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强制采取对于这些“非法”种植的槟榔的清理行动。
然而，在村民的认知，也是在土地使用的具体现实中，事实是完全与资本那一套描绘出来的所完全不同的。土地绝不仅仅是资本眼中（当然对于村民来说也更加是）的生产要素，也更是祖辈耕作、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当橡胶价格波动或槟榔行情高涨时，在国有农场周边或历史遗留的模糊地带上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槟榔，成为许多家庭改善生计最直接的选择。我们前文提到过广东省对于海南帮扶的生产建设兵团。对于一个兵团来说，一个兵团就是一座农场，一座农场就是一群人自己的家。在广东于行政上结束对于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援助后，在事实上已经很多的兵团子弟与当地村民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并再没离开。而这些国有农场正是他们和村民所联手开垦出来的地方。
为何一纸“红线图”何以就能否定世代相传和自己开垦出来的土地使用事实?这种外来资本的强取豪夺对于村民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海胶提出的每亩数十元的租金，与槟榔亩产可能带来的数万元收入相比，既在经济上让村民们难以接受，也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外来资本凭借其制度性暴力去强力推行资本规则，而本地村民则以身体和作物进行着最原始的抵抗，这一事实无疑凸显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合法”与“合理”之间的深刻鸿沟。
如果说这两者是在生产之中可见的冲突，那么最深层次、也最稳固的矛盾，则嵌入在整个槟榔产业的资本分配格局之中。海南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槟榔原果产地，贡献了全国99%的槟榔鲜果，但其本地产业却在价值分配中却处于明显弱势。
槟榔产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海南种植、湖南加工”的二元格局。海南承担了种植和初加工（烘干）环节，这是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部分。而利润最丰厚的深加工、品牌运营和销售网络，则高度集中在湖南的几家巨头企业手中，如“和成天下”所属的口味王集团。数据显示，在槟榔全产业链总产值中，海南仅约占四分之一，而湖南则占四分之三。大资本的定价权对本地形成了强大的利润挤压。以2022年的情况为例，中间商以每斤22元的高价从农户手中收购鲜果，经加工成干果后，成本已接近每斤100元，但下游品牌巨头的收购价仅开至85元，导致中间商“出货就亏钱”。这种价格倒挂的压力，必然会通过中间商向上游传导，最终影响收购价和种植户收益。更值得注意的是，大资本的触角正直接伸向海南。像“和成天下”这样的品牌，其关联公司已在海南设立，这表面上是对本地产业的“投资”，实质往往是为了更直接、更低成本地控制优质原料，并利用海南的政策和土地资源，其利润最终仍将流向外部的集团中心。
而对于海南本地来说，无论是种植户还是初加工厂，在这个由外部资本主导的体系中，议价能力微弱。他们被动承受着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上游品牌采购标准的变化，甚至要面对走私槟榔（如来自越南、缅甸的廉价青果）对本地市场的冲击。当行业面临公共卫生舆论危机或政策调控时（如广告禁令），首当其冲、承受库存压力和价值缩水风险的，也往往是这些本地环节。资本在这里完成了其最精妙的布局，它在攫取了产业核心价值的同时，将最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留在了海南本地。
在我们了解了海南土壤下的外来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之后，让我们将视角重新拉回到自贸港政策上来。我们在上文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与一水之隔、拥有完整轻工业体系、完善的铁路网络和较为庞大的劳动力资源的广东广西相比，还是与全国那些吞吐量惊人的大型港口相比，海南在传统的工业与大宗物流枢纽竞争中，并没有多少先天性的优势可言。它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功能的规划中，还是仍然扮演着“度假胜地”这个服务性角色。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再去看自贸港规划中那些被重点提及的领域——教育、医疗、数据、金融和高端消费，就能理解它们为什么会被推向前台。这几乎可以说是在海南现有的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和地理限制下，所能找到的最现实、也几乎是仅有的几条可能走得通的路。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怎么依赖海南所短缺的重型工业、廉价劳动力或庞大的内陆铁路网，而是更依赖政策开放、制度创新等方面，就像当年一穷二白毫无所依的深圳一样，在这里历史又一次重新踏上了类似的循环。
教育、医疗、数据、金融、高端消费这五个方向，确实是海南基于自身条件所能抓住的最现实的“发展可能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海南在无法走传统工业化道路之后，一次集中的“服务业突围”。但这次突围的每一个箭头，一方面都不能避免掉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外来和本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些产业都指向了一种潜在的“悬浮”状态。它们可以很先进、很国际化，但也容易与海南本地的社会实际、产业基础和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的日常需求和生活相脱节。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发展最顺利的情况下，不考虑可能的失败或者是政策的重新变动的情况下这些依靠特殊政策成长起来的“飞地”，这些领域的繁荣，也很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岛内狂欢”，最终难以支撑起一个可持续、有韧性且能让全体广大无产阶级共享发展成果的海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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