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翟文是以借鉴“经合发组织国家”(OCED)的“UBI”的政策提出的中国主张。“UBI”是指“无条件向全体公民发放固定金额的政策，旨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应对技术性失业和经济不平等。”DS总结说：全球多国已开展试点，但争议集中在财政成本与劳动激励问题上。
查DS：2021—2023年期间，实行“UBI”的OECD中的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美元或欧元)水平皆为中国人均收入的数倍，其头部国家人均美元或欧元7-8万，全部OECD人均水平也在3.8-5万水平。总体实验的结论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受惠家庭参与者心理健康改善、生活满意度提升，但对就业率影响不显著；二是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分红机制，但未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由于政策支付主要源于税收，形成了长期的财政负担，并导致政策资金投入规模下降。翟文既然借鉴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这个政策实施的基本国情、政策效果作最基本的介绍，是理在其中的，但翟文后半段的方案介绍中相当粗疏，他人的前期研究成果也无介绍，给人留下根据不足的把柄。
第二，翟文引言第1段，提出了其政策的三个目标或从反面提出了其政策要针对的三个问题：“机会不平等”、“经济有待高质量发展”和“贫富差距较大”。第2-7段避开了对三个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直接提出了其政策实现的5大理由：(1)经济循环由外转内为主；(2)生育率低和老龄化严重形成低端劳动力过剩和高端劳动力不足；(3)中国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4)人工智能发展刺激了资本劳动对立和失业率上升与收入分配不均；(5)中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发债实行其政策无通胀之忧。
应用性经济文论，必须把提出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放在第一位，才能順理提出政策建议。轻视对问题及其原因的关联分析，将问题与政策根据并入文字最少的引言中以粗疏带过，给后面的方案可行性阐述布下了很多漏洞和争议。
第三，文章完全放弃了阐述经济循环由外转内方向变动与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因果关联，所谓有巨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能保证政府发债支付“起点收入”无通胀之忧，故在逻辑上如何能成立？方案中的所谓作为相对数的政府支出增长“幅度”等于绝对数的贸易“余额”，也令人费解。
第四，生育率低和高低端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不仅仅涉及不同产业劳动力收入结构差异问题，也涉及不同收入阶层生养子女成本结构、教育结构、医疗和养老结构不公平问题。一个以年龄结构按人头均等发放的“起点收入”，可能除了能增加点个人消费和心理满意外，并不能解决原本收入结构、受教育结构、医养结构、生养结构不平等的重大调整问题。而这都属于翟文要解决的机会不平等问题。
第五，翟文所提中国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严重低于发达经济体，这可以成为增加政府支出的理由，但翟文最应当回答的是，它与解决翟文要实现的三个目标之间有什么充分必要的因果关联？
第六，中国资、劳动对立与收入分配不公和失业率问题，是生产领域和所有制问题，而翟文的政府发债支付“起点收入”是流通领域的第二次、第三次收入再分配问题。为什么不从生产领域的第一次分配入手，让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节制资本所得来解决劳资收入分配不公呢？难道直接从第一次分配解决分配不公来为新技术发展“铺平道路”，不是比再分配的发债支付“起点收入”来的更简洁更能节约社会成本吗？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敢于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触碰所有制和节制资本问题。
第七，翟文的方案认为发债支付“起点收入”不会引起通胀，是以内循环为主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过去以外循环为主条件下所得巨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并以将它们全部都用以对付“起点收入”为前提的。这是一种幻觉。且不说，现在几乎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很重的土地财政和城投公司造成的大量非生产性开的政府债务要消化，更不用说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为预防自然灾害、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风险必须储备相当的外汇储备，当家的央行和财政部怎么可能将可支配收入全都押在一个“起点收入”发债方案上？翟文的幻觉是怎样产生的？他把自己当做国家的独子了。
2026年2月2日星期一，于武汉
【文/文政，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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