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娃谈了谈小聪明和大智慧的区别，转念一想，哎嘿！分田单干和农业合作化两条路线的斗争似乎也是这么个逻辑，于是便有了今天这篇文章。）
世间事物，往往有表里两面。浅见者只见其表，欢呼雀跃，以为得计；远见者能察其里，观大势而谋全局。在新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上，分田单干与合作化之争，就如同一面明镜，照见了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区别。我们应该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意识形态的斗争、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短期与长远的战略抉择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这一历史课题，方能明白为何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坚决反对分田单干，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首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根本原理出发。新中国诞生于一片废墟之上，生产力极其落后，尤其是农村，千百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虽被推翻，但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分散、脆弱、技术停滞。这种经济基础，好比一盘散沙，能承载起社会主义的大厦吗？显然不能。小农经济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是它的必然产物。少数条件好的农户随着分田单干会迅速上升为富农、雇工剥削者，而多数贫苦农民则将重新陷入破产的境地——后来的历史也确实如此发展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只会滋长个人发财的欲望，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要求格格不入，必然产生尖锐矛盾。而要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这个旧基础。农业合作化，正是将分散的、私有的小生产，逐步改造为集体的、公有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只有将土地、主要农具等生产资料从个人占有变为集体所有，才能在农村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为计划经济的实施、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基础。分田单干，本质上是维护甚至倒退到个体私有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这就是只看眼前利益的“小聪明”，更是开历史倒车，是将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重新抛入盲目竞争的、弱肉强食的旧轨道上去。看似给了农民“自由”，实则是给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自由，给了多数农民重新失去土地的自由，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成为农民工的自由。此等“小聪明”，实乃只顾眼前一己之私、不顾国家民族长远大计的短视之举。
其次，从意识形态领域看，分田单干与合作化，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分田单干，强化的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私有观念。它将人的思想禁锢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狭小天地里，助长的是自私性、保守性，削弱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觉悟。在这样的土壤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难以生根发芽。而农业合作化，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要求农民跳出小家庭的圈子，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学会在集体中劳动、生活、管理。这个过程，固然有斗争、有曲折，但正是在斗争中，农民的觉悟才能提高，才能逐步摆脱千百年来私有制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一致性，认识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朴素真理。合作化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奉献精神的新式农民。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毛主席曾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合作化正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思想的伟大学校。分田单干，看似“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实则是迁就甚至巩固了农民的落后意识，放弃了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责任。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投降主义，是“大智慧”所不取的。
再者，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审视。我们从不否认，也应当始终关心农民的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的目的，正是要使全体人民，包括广大农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利益？是让每个农民单打独斗，在市场的风浪中独自漂泊，最终难免多数人倾覆，少数人发财，造成新的阶级分化？还是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采用新技术，兴修水利，进行多种经营，从而提高抗风险能力和生产力，在集体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个人生活的稳步改善？明智的答案当然是后者。合作化初期，或许会遇到管理经验不足、分配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可能暂时影响了一些劳动能力强农户的眼前收入。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实践中依靠群众不断调整解决。但合作化的方向，保证了大多数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它避免了农村重新出现剥削和严重不平等，使所有社员都能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如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集体保障萌芽。更重要的是，集体化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必需的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积累。没有农业的集体化支持，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又能制造拖拉机、化肥、电力来武装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最终从根本上提高所有农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国家利益之中，通过集体和国家的发展来保障和提升个人利益的路径，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而分田单干，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个人发家，结果往往是个体利益的脆弱和不可持续，最终损害的还是绝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
（注：数据显示，在集体化时期，粮食总产量保持持续增长，1979年相对1949年增加了近2倍，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约19959千公顷增长至1979年的45003千公顷，增长了2.25倍，为农业稳产打下基础。而分田单干后的二十年间，粮食产量无论是总产量、人均产量、亩产量，增长速度相对于前三十年，相对于1966年至1976年并没有显著增加，甚至可能由于灌溉面积的缩小，单干导致的抗灾能力的下降等多方面原因，增速略有降低。（新中国前三十年真的是“大低谷”吗？（1）——建国后五十年部分农业数据分析））
最后，从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权衡。分田单干，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比如在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急需恢复生产的时期，或许能起到一些刺激个体积极性的作用，呈现出短期的、表面的生产增长。这种“效果”很容易迷惑人，被一些貌似“聪明”者看作“灵丹妙药”。然而，这不过是小农经济回光返照式的“小聪明”。它解决不了农业的根本出路问题——如何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如何抵御大的自然灾害？如何为工业化提供持续稳定的支持？如何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这些关乎农业长远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分田单干无能为力。它只会将农业生产重新拉回到靠天吃饭、技术停滞、规模狭小的老路上去。而农业合作化，虽然在初期可能因为经验不足、组织管理有待探索而显得“麻烦”，甚至遭遇一些挫折，但它是朝向农业社会化、现代化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它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如前三十年修建的八万多座水库，其中绝大部分大型水库都是改革开放前修建的），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它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主义的阵地，是未来发展的依托。这种为了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而克服短期困难、进行艰苦探索的抉择，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前三十年合作化奠定的集体经济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和初步的工业体系，后来的国家发展也只能是空谈。君不见当年分田单干的带头先锋小岗村是何时又是如何脱贫的呢？这就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是否定之否定。
（注：统计表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已在很大范围实现农业机械化，机电灌溉面积在1975年已超过有效灌溉面积的50%，机耕面积比重在1979年达到42.4%的峰值。大中型拖拉机生产能力在1966-1976年间累计新增90580台，约占1950-1995年总产能的52%。而分田单干实施后，农业机械化进程显著受阻：1979年，大中型拖拉机产量达到历史高峰，但包产到户后迅速断崖式下降，1981年产量甚至低于英国、联邦德国和印度。大中型拖拉机实际保有量在1981-1987年间停滞不前，1988年后不升反降，直至2000年才恢复到80年代初水平。机耕面积比重在1979年达到42.4%的峰值后，在1983年已降至低于1976年的水平，直至1988年才重新回升至1979年水平。机动水稻插秧机保有量在1979年达到顶峰后断崖式下降，1987年仅为1979年的12.6%，至2000年仍未恢复1976年水平。这些数据直观反映了分田单干对农业生产力提升的负面冲击。）（改开前的70年代中期已大范围实现农业机械化——新中国前三十年真的是“大低谷”吗？（2））
总而言之，反对分田单干，坚持农业合作化，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毛主席当年基于对中国社会矛盾深刻洞察、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自觉把握的正确选择。两种路线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确立，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巩固，关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福祉，关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局。这其中的区别，不是具体方法上的差异，而是道路、方向上的根本不同；其考验的不是细枝末节上的“聪明”，而是战略远见上的“智慧”。今天，我们要走向共同富裕、要避免两极分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不能不重新去审视曾经的历史，去厘清是非对错。
正如邓小平晚年曾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以前他一度以为，只要把“饼”做大，就可以最终让十二亿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时，晚年的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也未必一定受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王绍光）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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