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传记
1922年
２9岁的毛泽东
润之罢工胜利，开慧产子平安
1922 年 9月，湖北。
安源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之际，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形势在全国各地工友的支持下也越来越好。
9 月 22 日，京汉铁路长辛店、郑州、信阳和陇海路洛阳等地工人，又纷纷致电粤汉路局，声明如不答复工人的要求，即实行总同盟罢工。
9 月 27 日，京汉、粤汉铁路工人联名致电吴佩孚，要求在 48 小时内圆满答复罢工要求，否则即举行两路全体罢工。北洋军阀政府惟恐罢工风潮波及全国，不得不作出让步。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命令他们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迅速平息工潮。
9 月 28 日，王世育被迫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 8 项条件，释放了被捕的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坚持了 19 天的大罢工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9 月 29 日，毛泽东乘势领导长沙缝纫行业 600 余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大罢工。
10 月上旬，毛泽东指导长沙制笔行业工人成立了工会，派毛泽民担任制笔行业工会秘书。不久，毛泽民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 300 多名制笔业工人开始了罢工。
10 月 5 日，毛泽东召集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发动工人开始罢工。此前，泥木工会为要求提高工友的工价，曾在全城散发传单，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的条件。
长沙县署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厢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散发传单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出巡官警察四处监督工人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了精光，换上了工会印刷的宣传品，并同那些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警察和军队是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工具。但他们也只是少数人，庞大数量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就有了巨大的力量，也有了胜利的可能。团结取决于工人的认知和觉悟。思想不改变，就不可能有行动，更不会有命运的转变。旧军队和旧警察同样是穷苦人出身，但他们不为穷苦人卖命，还为反动派当狗反咬人民，这就是认知的不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泥木工会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 6 项具体措施：
1、10 月 6 日宣布全体泥木工人罢工；
2、推定罢工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
3、通电全国，要求伸张公道；
4、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说明罢工真相；
5、组织工人向省议会请愿；
6、非到圆满结果绝不终止。
会议还推举任树德、杨福涛等人为请愿谈判代表。毛泽东还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应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系，争取社会各界声援。
组织纠察员队伍，是工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反动派的暴力。通电全国、散发传单，目的是防止反动派屏蔽信息，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加入到声援和支持的队伍中来。向省议会请愿，体现了毛泽东争取社会上层人士支持的策略。上层人士有着更多的权力和能量，把上层人士当中同情底层穷苦人的那些人拉过来，是很有必要的，一是分化敌人，二是团结友人。
10 月 6 日晨，泥木工会领导全城 6000 多名泥木工人开始罢工，发布了由任树德、杨福涛等人署名的罢工宣言和请求各界援助的快邮代电。这一天，杨福涛和毛泽东一起走在泥木工人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一个吹哨子，一个喊口号。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颇为壮观。据当时报纸记载：“泥木工人口号一声喊，长沙县署瓦都起飞。”
中国有很多庸人的“智慧”在流传，比如“枪打出头鸟”，所以就得了一个聪明的结论：认怂保平安。这其实正是反动派的高压迫害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毛泽东带头游行示威，不怕当被打的出头鸟，正因为有这样一群甘愿为群众利益流血牺牲的人物，才有了几十年后新中国的成立。
泥木工人罢工后，长沙城一切修建工程，包括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全部都停了工，工地上空无一人。工会纠察队员手持“坚持罢工”的布旗，在城里各处巡逻，维持罢工秩序，通告全城泥木工人不得自由开工。同时，工会还联络在长沙的外省籍泥木工人共同行动。
10 月 8 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声援。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来信鼓励长沙泥木工人：“坚持宗旨，达到美满目的。”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制笔业等行业工人也给泥木工人发来了声援电和声援专函。
100多年前的北洋政府治下，许多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可以合法存在，也没有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假工会，这是罢工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今天的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是否会有所深思？
10 月 10 日，泥木工会收到许多雇主来信，他们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资。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对任树德、杨福涛等人说：
“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较冷，亟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公署并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晰，罢工委员会要鼓励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对于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工人，设法给予适当的救济，使罢工继续坚持下去。
罢工最大的困难，不在外敌，而在工人自身能否团结。经济特别困难的工人，很容易为了活下去而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如果不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就很难让困难工人坚定罢工的决心。组织罢工，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保障，也是存在困难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很多革命者有着甘愿为理想牺牲生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群众的普遍思想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一套价值观。既然活着是最大的价值，那么资本家的剥削就是可以容忍的。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群众不怕死，才是反动派最感到恐惧的事情。
10 月 16 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通牒说如果 10 月 17 日不解决问题，将于 19 日举行示威。周瀛干一面派“公正绅士”出面调停，劝说工人体谅政府的苦衷，不要进行示威请愿；一面用恐吓的口吻威胁工人说：“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苦尤甚。”
反动派只是少数人，虽然他们有军队和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关维护统治，但是他们依然害怕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团结起来造反。几千年来，朝代更替无数，无不说明少数封建统治者对大多数人民的压迫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他们面对成百上千倍的群众，虽然心慌，但还是习惯性对人民进行恐吓，一旦恐吓不起作用，他们也就只能投降了。
一些害怕发生流血事件的工人因此动摇了。毛泽东立即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他为工人分析了周瀛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为周瀛干的欺骗和恐吓所屈服。
10 月 21 日，罢工委员会及各泥木工会召集 2000 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大会决定于 10 月 23 日向长沙县署发起请愿示威游行。
10 月 22 日，长沙县署张贴布告说，禁止工人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在了布告中，说是工人中有“暴徒”。
少数工人害怕再次发生类似黄爱、庞人铨被害事件，就来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分析说：“现在的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
另一方面，这次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恒惕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恒惕的指使，县知事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的把握。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游行示威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情有人专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干到底！”
一听到反动派的暴力镇压，群众就害怕了。因为他们并不懂反动派的心理虚实。群众在经济上和头脑上的双重贫困，正是他们悲惨命运的根源。正是有了毛泽东的冷静分析和全国各地工会的支持，工人群众才有了继续为自身利益奋斗的勇气。
此时，杨开慧就要生产了，家里只有杨老太太一个人。事关泥木工人罢工胜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在哪里还顾得上照料杨开慧？他只好委托老朋友李振翩帮忙照料。
10 月 23 日，2000 多名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大家推选易礼容、任树德、杨福涛、仇寿松、朱有富等 16 人为请愿代表，以易礼容为首席代表。上午 9 时许，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冒雨向县公署进发，毛泽东身穿粗布对襟短褂，装扮成工人的模样，带着口哨，走在请愿示威工人队伍中间。
县公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工人们毫不畏惧，游行队伍分为十数列，将县公署堵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带领工人们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周瀛干迫于群众的强大声势，始终不敢出来。谈判代表们分两批进去与周瀛干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中午时分仍无消息。
群众虽然不懂反动派的心理，一肚子坏水的反动派却对群众的心理摸了个底透。他们摸准了群众一盘散沙、害怕暴力的命门，才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并打心眼里看不起懦弱的人民群众。一旦群众觉悟过来，团结起来，害怕的就是反动派了。他们清楚自己那个力量远不如人民群众，但他们还是看不上工人，所以才会拖着谈判没结果。
毛泽东在工人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去。”说罢，他又吹着口哨，领着工人们喊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就喊一声：“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过了一段时间，仍不见代表出来，工人们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卫兵用刺刀阻拦，被工人们缴了械。周瀛干闻听情势不妙，立即打电话向赵恒惕求援，赵恒惕派来一个连的队伍威吓罢工工人。工人们毫不畏惧，继续呼口号。赵恒惕见硬的不行，就派他的参谋长前来“调解”，答应“3 天之内解决”。
卫兵用刺刀吓唬工人，架不住工人们人多势众。一旦没有卫兵的暴力保护，反动派就什么也不是了。北洋民阀掌管民国的时期，各省大搞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貌合神离，赵恒惕无法在全国范围掩盖湖南的问题，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不会替他捂盖子，相反会遭到各地的声讨，上次杀害黄爱、庞人铨，就遭到全国声讨，所以他也不敢轻易使用暴力镇压。
工人们表示，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就这样，工人代表和大门内外的工人一直和军警对峙到下半夜 3 点钟。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 3 时召开工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见工人群众已经熬了一天一夜，就和任树德、杨福涛等人商量，叫大家先回去休息，明日再战。
恰在此时，杨开慧就要临盆，李振翩见状，急忙雇了一辆人力车，将杨开慧送进湘雅医院。10 月 24 日晨，杨开慧顺利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10 月 24 日下午 2 时，毛泽东为了争得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扮作泥木工人模样，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谈判代表，率领任树德、杨福涛等 12 名工人代表来到省政务厅谈判。他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开门见山地问吴景鸿：“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
吴景鸿奸笑一声，说：“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即可依法严办。”
毛泽东毫不示弱，根据“省宪法”中“营业自由”等条文，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吴景鸿气急败坏地说：“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翻开手中的“省宪法”，驳斥道：“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 16 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工人生活困难，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一家老小，6 千多泥木工人和 2 万多口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又犯了什么法呢？”
吴景鸿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随便答了一个姓氏，说：“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资问题。”
此时，集中在省教育会坪的工人们不时为代表们助威，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再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晚上 8 时许，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谈判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要吴景鸿签字，作为依据。吴景鸿最后提出：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
毛泽东立即撰写了一个《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指明此次请愿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并非常有策略地将斗争矛头对准长沙县署，指出湖南只有长沙县知事坚持不承认三角四分工价，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10 月 25 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经省政府批准的《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长沙泥木工人坚持了 20 多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市 2 万多工人和家属召开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会后，工人们整队游行，高呼口号：“罢工胜利万岁！”“劳工万岁！”
毛泽东依法斗争的策略，让反动派失去了反驳的理由。北洋时期，民主和法治思想是当时的潮流，也是最政治正确的概念。虽然反动派脑子里全是封建特权思想，也不得不承认政治正确的事。毛泽东要求依法提高工人待遇，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北洋政府时期的反动派，没有做出宁愿违法也要拼命维护资本家利益、坑害工人利益的事，好像反动得还不够彻底！
罢工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急忙赶到医院看望杨开慧母子。看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毛泽东喜不自禁地将他抱起来说：“就叫他岸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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