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讨论中，一个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反复出现：
即便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它已经资本化到千疮百孔，许多人仍然把它视作“社会主义的灯塔”。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个已经被资本关系渗透成了筛子的国家，还能凭借一个“社会主义”的名号维持世界范围的信仰光环？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苏联后期的阶级结构、意识形态机制，以及名号与实质之间那条被刻意模糊的界线。
一、名号成为最后的阵地，实质早已悄然逆转
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内部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形：
企业利润挂钩、内部承包制、物质刺激政策、“专家治企”，都以“效率”“现代化”为名，将资本主义的分配逻辑和管理模式带回到本该由工人监督的生产领域。
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官僚新贵族”，掌握资源配置、干部任免、外贸渠道，逐渐脱离工农阶级，成为独立的利益集团。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结构已经牢固到再也无法掩盖。
换言之：
社会主义的灵魂已经离场，只剩一个空壳的形状还在舞台上站着。
然而，这副外壳——国名、党名、国旗、计划指标、五年纲要、意识形态宣传——仍然完整保留。
于是，在外部世界看来，“社会主义”依旧在那里。
名号替代了实质，符号遮蔽了内容。
二、象征比现实更具说服力
苏联在全球左翼世界中的象征意义太大了。
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从战后重建到太空竞赛，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这导致一个现象：
人们更相信象征，而不是现实。
只要红旗还在飘，只要官方还在讲“共产主义”，只要国家还在使用“计划经济”的语言体系，就会有人愿意把它当作：
抵抗资本主义的另一极；
世界革命的延续；
工人阶级国家的余火；
哪怕内部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逆转。
象征积累得越厚，幻觉也越坚固。
三、修正主义的技巧：把“转向”包装成“调整”
修正主义从来不是宣布背叛，而是强调“必要的改革”“现代化”“适应时代”。
它不否认社会主义，而是保留概念、修改内容，让人误以为道路仍然在前进。
苏联后期恰恰是这一逻辑的教科书案例：
“物质刺激”被说成“调动积极性”；
“利润挂钩”被说成“改进管理”；
“专家治理”被说成“科学化”；
“国际妥协”被说成“和平共处”；
“对外经贸依赖”被说成“互利合作”；
所有逆转性的政策，都以温和、合理、技术性的语言包装。
在这种技术官僚化的话语中，“社会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变成了一种行政名词、一种标签。
这就使得外界无法从语言上看出背叛，只能看到“调整”“改革”。
名号被保留得越完整，内部变化就越隐蔽。
四、群众主体性被抽空，国家变成自我循环的官僚机器
真正的社会主义依赖群众——依赖他们监督干部、掌握生产、参与决策。
但到苏联后期，工农群众已经被政治结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
由上而下的干部体系；
没有下行反馈的官僚循环；
对群众名义的形式化尊重；
对群众权力的实质性剥夺；
群众不再是国家的主人，只是被管理的对象。
而国家的自我运转逻辑，则日益接近一个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庞大企业。
这种结构必然滋生资本关系。
因为只要工人阶级失去了权力，资本逻辑就会在缝隙中自然生长。
但从外部看，这个国家依旧是：
共产党领导；
五年计划；
国有工业；
全民教育；
全民医疗；
于是外界难以察觉内部的阶级革命——只看到名义上的空壳框架。
五、名号的力量：当一个国家的旗帜成为全球情绪的寄托
苏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而是世界格局中的“另一个答案”。
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许多被压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的人们来说，苏联代表着：
抵抗；
可能性；
另一种路径；
一种尚未实现的希望；
于是，有意无意之间，人们愿意相信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哪怕现实已经与此背离。
名号成为精神寄托。
一旦寄托大于现实，名号就比制度本身更有生命力。
最后：苏联的崩解揭开最后的幻觉
一到解除名号那一刻，世界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那个国家早已不是人们以为的样子了，它只是延长了外壳的寿命。
这也是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并不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摧毁，更像是一个已经悄然资本化的体系突然褪掉伪装。
它不是被外部打死，而是自己摘掉了最后那个名号。
人们这才看见真相：
社会主义早在名号完好无损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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