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篇论及左翼青年的文章，全文充满了国家主义的腐烂臭气。
本来不想写文章骂人，但忍一时越想越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觉得还是要讲下这个问题，毕竟所谓超阶级的国家主义害人不浅，误国误民。
该文不看好左翼的前途，理由在于天朝与美帝处于竞争的关键期，左翼以斗争的方式争取社会公平的做法，会给外国势力可乘之机，造成更大的灾难。并举出三个例子：八王之乱之后是五胡乱华，明末农民起义之后是满清大屠杀，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增强。
这是啥？活脱脱一副“朝廷也不容易”“再苦一苦老百姓”的死官僚嘴脸。
左翼青年有没有前途先不管，他把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反例属实是恶心到我了。
难道因为存在异族入侵的危险，就能无视封建地主的残酷统治和广大农民的疾苦吗？
我们不妨看看明末、晚清时期我国农民过着怎样的生活：
明朝中后期，这个曾在朱元璋治下反腐力度最大的王朝也走向堕落，万历皇帝不仅带头缺勤，还带头敛财，兼并土地、加派赋税、搜刮民财、声色犬马，坏事一件没落下。
土地兼并方面，成都平原一地，蜀王占去了七成，除去军屯的二成，寻常百姓只有一成的土地可种。万历帝的弟弟潞王占地四万顷，儿子福王占地两万顷。
明史学者顾诚总结道：“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算上其他王公大臣、地主豪强的占地，明末时的农民，真的是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
无地的农民只能流浪乞讨，有地的农民则要面对各种苛捐杂税。
万历末年，后金崛起，为了支持东北用兵，明朝加派了辽饷。
前文提到动辄万顷的宗室封地，实际上国家根本没有那么多田地可封，不足的部分就作为赋税摊到老百姓头上，叫做赡田。而朱元璋的子孙，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已经是数以万计，供养宗室的赋税加派早就成了农民身上日益沉重的负担。
而在吏治败坏的情况下，除去这些官定赋税，农民还要面对各级官僚的巧立名目和敲诈勒索。
不需要满清入关，中原人民已经被自己的政府吃干抹净了。
“卖子鬻妻，流亡遍野”，是当时明末社会的真实写照。
明朝把国家搞成这样，农民不斗争，行吗？
鸦片战争前夜，清朝经历康雍乾盛世的辉煌后，与明朝一样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世。
土地兼并、吏治败坏、赋役沉重等剧本再度上演。
我们直接来看《中国近代史（第四版）》的一段描写：
“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如乾隆年间，直隶怀柔县郝氏，有“膏腴万顷”；乾隆、嘉庆之际，大学士和珅占地8000余顷；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25000余顷。至于占地几千、几万亩的地主，为数就更多了。大量土地的集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随着土地的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愈加沉重，当时的地租率竟高达50％以上。农民日益贫困，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除了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外，还失去了关税自主权，被迫增设通商口岸。
不用说，战争赔款最终是摊派到农民头上的，而关税主权的丧失和通商口岸的增设，则直接导致外国廉价纺织品等商品的大量涌入。
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收入来源除了种粮，就是生产纺织品。
质次价高的土布面对物美价廉的洋布，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农村手工业大量破产，农民处境更加艰难了。
清朝把国家搞成这样，农民不斗争，行吗？
我是真不明白该是怎样反动的立场和愚蠢的头脑能把农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斗争视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难道不恰恰是对农民敲骨吸髓，极尽盘剥之能事的封建统治者吗？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连古代士大夫都明白的道理，一个生在新中国的人怎么就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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