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香港

6年前，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前的1995年，在西方世界颇具影响的《财富》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香港之死》的专题报道，断言香港回归中国后，必然会“死亡”。然而，今年5月，还是《财富》杂志，邀集了数百位各国政要和商界翘楚，在香港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并盛赞香港的活力。请让我们与本报记者一起领略这个“动感之都”回归四周年后的新面貌：
（“香港回归四周年”特别报道①）
关于香港，我知之寥寥。若有一二认识，也是从书本和媒体中觅得的。有访港者，说起香港的繁华、发达、富裕，我听之如堕云雾之中，钦羡中存着狐疑。
今年2月初，在香港回归祖国即将4周年之际，作为新华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记者，我有幸常驻香港，初步领略了这个“动感之都”的形形色色。
6年前，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前的1995年，在西方世界颇具影响的《财富》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香港之死》的专题报道，断言香港回归中国后，必然会“死亡”。刹那间，一向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的西方媒体，似乎发现了一座污蔑中国的“金矿”。于是乎，掀起了一股又一股风浪，说香港回归中国是“一场灾难”，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不会有明天”，“香港必然会死亡”，云云。
仅仅4年，实行了“一国两制”的香港，就以她更加傲人的成就，征服了世界。展示在世人面前的香港，不仅没有“死”，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夺目。
今年5月，还是《财富》杂志，邀集了数百位各国政要和商界翘楚，在香港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
我初来乍到，对香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关于香港回归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只能采撷“一枝半叶”，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办证　效率一流
到港第二天，分社领导嘱我去办身份证。一听说要办身份证，而且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我实在发怵。
分社的驻地在霎西街，到入境事务处，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可我还是起了个大早，想能排个前面的队，好在上午能多跑几个窗口。可带我去的小李说不着急，等9点再去。我虽嘴里不好说，可心里还是犯嘀咕。
到了入境处，已是9点半了。一踏进大厅，黑压压的有数百人。我心想，这下完了，不知等到猴年马月了。小李带我到一个窗口，递了证件。办事小姐只问了一句：“先生，您过去领过身份证吗？”我摇摇头，她就递给我一张表。表很简单，就是姓名、证件号、居港地址、服务单位之类，不到两分钟就填好了。
接着，按指示牌，跟着人流，走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拍照、验证、按手印、询问，直到发证，十几道手续，一气呵成。
在22号窗口，当我拿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时，看看表：11时20分。也就是说，从进入入境处，到拿到身份证，总共不到两个小时，而且未花分文。
从拿第一张表，到拿到证，整个流程，环环紧扣，像个巨大的生产流水线。人们排着队，一环接一环地完成着所要办的手续，没走过一米的回头路，一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没有高声喧哗，没有厉声训斥；虽没有多少笑容，但也没有冷面孔；虽不能说无微不至，但考虑得很是周到，按手印后，连擦手的湿巾也为你准备好了。
15天后，我按规定再一次走进入境处，不到两分钟，就拿到了正式身份证。
办证，只是一件小事。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特区政府部门这种服务意识，这种办事效率。而这一切，是我数十年记者生涯中为之少见的。
采访　服务周到
我长期做国内记者，对内地的情况不能说了如指掌，但还是比较清楚的。
作为新华社常驻香港的记者，首要任务，当然是要了解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历史和每天都在发生的新信息。
初来香港，一头雾水。面对奔腾的车流，面对喧嚣的街市，面对繁华的商场，面对流光溢彩的城市夜色，新奇中，我又陷入了困窘。
认识香港，了解香港，是我的第一要务。于是我读书、我看报、我上网……希冀能以较短的时间，掌握香港的第一手材料。但是，我遇到了三只“拦路虎”。
在北京，同事们常笑我土腔土调，自己往往认为说得很标准的普通话，大家总说我有口音。但不论如何，我说话，同事们是能听得懂的。所以，几十年下来，采访中发生语言障碍的事，还是不多的。
到香港后，几十年不成问题的问题，终于成了问题。
首先是听不懂广东话。在我听来，香港人说的广东话比外语还要难懂；我虽不谙外语，但至少可听懂一两个单词，可广东话，一个字也听不懂。
二是看不懂报纸。这似乎是一个笑话，然而这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比如：“现在”，报纸上写成“而家”；“去什么地方”，又赫然写成“去边渡”；“这个”，写成“呢渡”。诸如此类，如何能懂得了！
三是不认识字。香港的书报，我不仅字句读不懂，许多字也是不认识的，相当多的字，不仅没见过，就是字典上也查不到。
“三虎”拦路，如何工作？
一次，我想了解香港特区某政府机关的基本情况，由于“三不”，　我这个老记者竟然在采访前临场“怯阵”了。　正犹豫间，同事问我是不是约见了什么人。我说，只想了解基本情况，拿点材料，等有了发言权后再说。他说，如果只是要资料，打个电话就行了。说话间，这位同事就打了个电话到这个机关，说了我要什么什么，并告诉了分社的传真号码，他放下电话说：“10分钟后，你到传真机上去拿。”
“这么方便？”
这位同事很老到地说：“这就是香港的先进之处。”
后来，我如法炮制，凡我想了解某机关的基本情况，就打个电话。对方必然会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问你：“先生，您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告诉他后，留下你的传真号码，对方会告诉你，所要的材料，大约需传真5分钟，或10分钟、15分钟，请到自己的传真机边等候，谢谢，之类。
当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访。但是，作为记者，在了解情况上这么方便，使我感受到了政府机关应当有什么样的工作效率。
乘车　管理科学
过去，许多同事从香港回来，给我传达的讯息，往往是香港不堵车。作为开车人，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总是将信将疑：香港只是弹丸之地，经济又高度发达，有车族比比皆是，北京只是近几年才有私家车，奈何香港不堵，北京堵呢？
2月10日下午，分社老何到机场接我，从大屿山的香港国际机场，到港岛的湾仔，四五十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途中，除在九龙进港岛的海底隧道口，车速有所减慢外，不论是区间公路，还是繁华闹市，车速从没低过60公里。
对于这次不堵车，我并没有多少感觉。大凡机场到市区，为一个城市的门面，路况、管理等总是有别于其它道路的。
但在香港久了，跑的地方多了，火车、地铁、大巴、小巴以及电车、的士之类，都坐过了。穿大街，走小巷，钻海底，过山洞，上山顶，不论坐什么车，也不论到什么地方，从来就没有堵过车。
香港公共交通发达，不论你搭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等不了一两分钟，就会有车，准时准点，快速便当，从不误事。
香港的面积只有1069平方公里，近700万人，散居在一个半岛、250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居民区之间，不是隔山，就是隔水，整个香港可以说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各个街区的高楼、街市、马路，绝大多数都是劈山填海而建的。街区与街区之间的交通，不是架桥，就是凿山，或是铺海底隧道。全香港，似乎找不到一条像北京那样宽阔平直的马路，汽车是在高楼大厦的峡谷中穿行，不是上山，就是下海。就是这样的交通设施，就是这样的交通环境，可就是不堵车。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是车少？非也。香港每平方公里的载车量近千辆；香港的街道没有规则，依山而建，傍海而筑，大街小巷密布，不到50米就有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十字路口。
关键是管理。常驻香港，在马路上，我就没看到过一个交通警。论交通信号，依我的水平看，似乎也不比内地先进多少。但是，他们精心设计，编织得很是科学。人行、车行，单行、并线，左行、右行，上桥、绕行，井然有序，各行其道。所以，人一直都在走，车一直都在动，从来就不会给人一种凝固的感觉。
从香港的不堵车中，我感受到的是城市管理的观念，就是管理是为了什么？管理，是为了城市的发展，是为了方便市民生活。
如厕　环境清洁
刚到香港不久，应邀到元朗大棠村，参加客家人的一次聚会。
客家人落籍香港，已有千年的历史。在香港的客家人，每年都要举行一种叫作大盆菜的庆典活动。所谓大盆菜，就是一个桌子上，就只一盆菜。菜有八种，大块肉、大块鱼、大块鸡、大块鸭及几种大块蔬菜，装在一个大盆中，客家乡亲和宾朋围坐在一起，把酒畅饮，气氛甚是祥和热烈。
席间，我抽身外出，想找个方便的所在。我左转右寻，终于找到了一间厕所。说是厕所，其实就是乡村的茅厕。但令我惊奇的是，就是这乡间茅房，居然水、纸一应俱全。后来想想，又不以为然。心想，这里虽地处偏远山区，此茅厕可能是私厕，既是私家使用，有水有纸当不足为奇了。
后来老张约我去行（爬）山，行到半山的宝云道，小憩一会儿。于是，我就到附近地方找个厕所方便。在树林中，终于找到了一间公厕。这间厕所的干净程度和设施，决不比我在内地许多宾馆见到的差。进去之后，没有任何异味，且厕纸、洗手用水完全跟家里的卫生间一样。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几个月下来，在香港，我进过各种公厕，也进过商场、机关、学校、公园、街道的厕所，发现都和宝云道的一样。慢慢地，我得知，全香港，所有的公共厕所，全都免费，并都有水、有手纸，且干净卫生。
在一个六七百万人口、每天还有几十万流动人口的国际大都市里，所有的公共厕所都管理得和宾馆一样，实在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情。
全香港的公厕，是由特区政府包给清洁公司管理的。每年，政府财政为厕所的用纸要付900多万港元。有人会说，香港政府财力雄厚。可我想，一个这么大的城市，为厕所用纸一年花900万元，换来的是人民的方便，是市民的文明礼貌，是良好的卫生环境，是城市的美好形象。其它方面节省一点，用在这方面，还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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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富》全球论坛